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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进攻中，成千上万枚炮弹和数不清的燃烧弹倾倒在德国的土地上。在几次最恐怖的空袭中，德国上空聚集了1000架，甚至1500架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编队。在希特勒躲到地堡不到1个月之后，就是盟军最大的一次空袭：毁灭德累斯顿。但是现在，柏林市中心仍然是这场似乎永无宁日的轰炸的目标。
德国海军几乎已经全军覆没，仅有尚在作战的潜艇舰队，但是这支舰队正面临着燃料短缺和腹背受敌的窘境：空中有英军“猎人”号轰炸机的扫荡，海上有盟军军舰的攻击。在陆地上，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组成的力量在西线迅速推进，直逼德国的心脏地带。南面英军和美军的联合部队正铺天盖地地席卷意大利半岛。但是，对纳粹德国最不利、最致命的还是苏联人，他们正在东线一条很长的阵线上推进，逐渐摆出了钳形运动的阵势，很快就会全面包围柏林。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最害怕的还是这些苏联人。纳粹分子曾经将痛苦强加给了苏联人民，现在他们得到了报应，德国人无法想像苏联人会怎样报复他们。他们制定了应急方案，计划将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用飞机送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布彻斯加德，在那里希特勒的山地别动队坚守着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地下防御性工事。但是，希特勒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就像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几个月之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希特勒要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死法，那么他宁可选择柏林大屠杀这样纯瓦格纳风格的死法，而不是死在阿尔卑斯山区宁静的度假屋中。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纳粹反攻计划（1）
到了最后，希特勒常常与随从们谈起激动人心的纳粹反攻计划，宣称要将入侵者赶回他们来的地方，希望籍此振奋人心。但是，在那个1月的下午，他不得不躲进了地堡。从此，希特勒再没看到柏林的日出和日落。事实上，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希特勒还时不时地从地堡中探出头来，有时候，他会和秘书们在旧官邸的餐厅吃吃饭。只不过，那曾经气派的餐厅现在只剩下空洞洞的回响。从大臣花园往外看，是一片满是碎石瓦砾的废墟，无数坑坑洼洼的弹坑。
如果希特勒变得沮丧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他丝毫没有沮丧的表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坚持要回到新德意志大臣花园，检查一个精美的建筑模型。那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城市模型，希特勒长久以来希望在林茨建立一个这样的美丽城市。林茨是一个漂亮的奥地利小镇，坐落在多瑙河畔，希特勒称那是他的家园（实际上，希特勒就是出生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即使柏林被轰炸得面目全非，苏军的大炮不断地轰炸着德意志大臣花园，希特勒仍然思考着“伟大林茨”的蓝图，不时测量建筑物的比例，长久地凝视着模型。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应该非常清楚，他的梦想已经很难再实现了。但是，希特勒是一个善于描绘各种幻想和神话的人，这也许正是他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宝座的重要原因。这些幻想和神话虽然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狂想，但却在很长时间内牢牢地控制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人的思想。
这个地堡只是一个地下避难所而已，尽管它的设计几近豪华，结构牢固而且环境比很多防空洞要舒适得多，但是也只能用来暂时躲避空袭。地堡里没有一套完整的通讯系统，只有一部靠接线生党卫队军士罗切斯·米格接听的总机和一台无线电，这台无线电的信号完全依赖于一个漂浮在地堡上空的气球来接收。到了后来，希特勒纯粹依靠信差在地堡和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纳粹党部之间传递信息，因为那里有一台海军军用电台，可以收发海军和纳粹党的所有密电。
不管希特勒怎么美化这个地下防空洞，它至多也只能被称为地堡。元首在柏林还有其他几个可以藏身的地下掩体，那几个处所结构要坚固得多，而且都配备有最先进的通讯仪器，足以指挥战斗。约瑟夫·戈培尔自己在威廉广场的宣传部有一个豪华的防空洞。希特勒的机要秘书马丁·鲍曼在纳粹党部地下也有一个坚固的空袭防空洞。在南面35公里外德意志最高军事指挥部的驻地还有一个巨大的双层地堡，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官们不止一次请求他移驾到那个双层地堡。希特勒的空军上将赫尔曼·戈林有两个空军的地堡，其中一个地堡离柏林不远，另外一个在柏林郊外的加图空军基地。在冯·施道芬堡刺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希特勒不再信任这批军事官员，而且在德国空军节节败退之后，希特勒开始认为戈林是个小丑。希特勒只相信由忠心的警卫旗队看守的这个小地堡才是安全之地。
大臣花园地下实际上有两个地堡，这两个地堡连在一起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综合体，它们各自拥有一套供暖和照明设备，都由一台发电机供电。新鲜水源取自地下20米处的一个自流井。地堡内有厨房、卫生间、储藏间和卧室。第一个地堡离地面不算深，这也就是尽人皆知的上层地堡。上层地堡呈椭圆形，中间是一个比走廊宽不了多少的房间，房间四周围绕着十几个小房间，分别是厨房、储藏间和仆人以及副官们的住所。中间的那间房间被称为公用休息室，也有人称其为餐厅走廊。这一层的墙面被刷上了灰色或褐色的阴暗图案，也有的墙就是光秃秃的水泥颜色。上层地堡的空间高度不高，灯光昏暗，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希特勒走过的那条昏暗的走廊就是这条餐厅走廊。
最初，这条餐厅走廊仅供级别不高的军官使用，因为他们几乎从未进入下层地堡。不过，由于勤务兵和卫兵们在这里轮班休息，这里也就成了地堡谣言蜚短流长的中心地带。绝大多数在元首地堡工作的人员都是希特勒当政以来的老资格人员，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从前在慕尼黑的好日子，以及在希特勒的布彻斯加德山区度假屋度过的好时光。希特勒走进上层地堡时，在他左边是一个小厨房和碗碟储藏室，受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Constanze Manziarly）的监督。在希特勒的右边是一些卧室和轮岗士兵的休息室。所有房间都很狭小，不过9平方米见方。希特勒在1月进入地堡时，这些房间都还空着，不过后来就成了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和她6个孩子的新家，而那条餐厅走廊就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室。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纳粹反攻计划（2）
希特勒接着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其实这段距离也不过4～5米而已，他经过了另外一道门，门后是一段成直角盘旋而下的混凝土台阶，下面一片阴暗。台阶尽头有一队禁卫队士兵把守着一扇牢不可破的大门，这里就是通往下层地堡的入口。（从实际上来讲，这里才是希特勒的地堡，但是大多数地堡的工作人员常常将上层地堡和下层地堡混为一谈）
下层地堡大约在大臣花园地下15米的深处，其钢筋混凝土墙就有2米厚。下层地堡的天花板是一道4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天花板顶上还有大量松软的淤积沙，用来缓冲炮弹的冲击震荡。希特勒地堡的房间结构布局和上层地堡相似，同样采用了简洁、干净的装修风格。由于最近刚刚匆忙完成加固工作，下层地堡的一些墙壁隐隐约约透出潮湿的光亮。
和上层地堡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宽阔的中心走廊。这条走廊的前端相当于一个前厅（也有人称这一段走廊为等候间或门廊）。这个门廊似的等候间是下层地堡惟一的“公共”区域，希特勒在这里接待来访者。等候间的地上铺着红色地毯，摆放着直靠背座椅，这些都是从地上的大臣花园搬下来的。这些家具和墙上的油画还是能够为来访者营造出文雅的氛围。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这个等候间接待了无数纳粹高级将领。通常当他们在这里等候时，面前总有一个小餐车，餐车上摆满了曼扎利为款待他们特别制作的各种新鲜三明治。等候间的一侧还有一个客人专用的卫生间。勤务兵们把这个等候间收拾得相当干净，当然他们也让希特勒住所的其他地方保持了同样的整洁。
等候间的尽头是一道薄薄的隔断墙，墙上开着一道门，门内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这就是希特勒的主要会议室，每天他都在这里召集将领们开会，一起分析越来越惨淡的军事局势。但是房间仍然很小，大部分将领只能站着开会，长达数小时地忍受着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这时，希特勒狂暴地命令德国军队展开对苏军的反攻，他的要求只能加剧高级将领们的尴尬。因为实际上德国军队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没有哪个将领有胆量将真相告诉希特勒，这些军队的战地位置仍然用大头针钉在他们面前的地图上。
走廊的右侧是接连6个房间，里面安放着负责照明、通风、电话交换机和希特勒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博士专用手术室电力供应的发电机。希特勒的秘书们和马丁·鲍曼的秘书们也会用到其中的一些房间，他们有时候在右侧的一个客厅工作，还有一些时候在医生的治疗室和罗切斯·米格的总机室之间挤进挤出。希特勒的秘书们使用的是元首专用的打字机，希特勒不用佩戴老花眼镜也能看清楚打出来的特大字体文稿。
在走廊的左侧是希特勒的私人区域，希特勒的这个地下生活起居室与他在老德意志大臣花园里的雅致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议室走廊的一侧开着一扇门，门后是一间长4米、宽3米的起居室，屋子里摆着1个长沙发，1个咖啡桌和3把椅子。屋子里还立着一个巨大的保险箱，用来存放希特勒所有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他那本硬皮装订A4纸大小的记事本。这间房间通往希特勒的书房，书房也不大，除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外，没有太多的装饰物。希特勒常常凝视着这幅画像，这是他最大的享受，有时他甚至会举着一支蜡烛欣赏半天。在书房尽头就是他的卧室，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希特勒的起居室和书房都有通道，可以走到一个小浴室和一间卧室兼起居室，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就住在这里。爱娃的房间里有一张硬橡木制成的梳妆台，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在1938年专门为她打造的，她名字的缩写EB雕刻在四叶苜蓿图案上。
会议室走廊的另一头是另外一间所谓的等候间，这间屋子更小，与外面那间等候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和家具。房间里有两组台阶，在左边的第一组台阶通往大臣花园上方的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瞭望塔。另外一组台阶是混凝土材质的，台阶相当陡峭，通往地面的紧急入口。这个地面紧急入口位于一个外形丑陋的混凝土碉堡中，当然，把守碉堡的还是希特勒自己的禁卫队士兵。这些卫兵站在一道巨大的钢铁大门前，大门上方有一道遮篷，正对着大臣花园。碉堡外部盖着用作伪装掩护的带花纹的地砖。
靠近门的地方是一个遛狗场，希特勒偶尔会在夜里带着他的宠物狗阿尔萨斯和布隆迪遛上几圈。希特勒说，带着布隆迪散步是他最惬意的放松活动。戈培尔有一次故意恶作剧地写道，布隆迪或许是惟一真正爱戴希特勒的活物。
这就是希特勒一生的最后一幕，故事情节简单而平淡无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节中，曾经将数百万人推进火坑的希特勒被他自己点燃的诅咒烈焰所吞噬。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后记最大、最邪恶的谋杀（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不能相信我见到的一切。一位德国老兵在我耳边私语：“矫揉造作。”其他人也耸肩表示对它的蔑视，也把它当作宣传活动，但是我并不那么看它。那儿有许多的骨架和尸体仍在被搬动，这不可能是在演戏，有这么多有骨有肉的尸体。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这么认为的。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向我讲出了心里话：“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审问我的那个军官还给我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毁灭和死亡的可怕描绘。他的审问是在我不能平稳地站起来以前进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瘫痪症时，我曾经想过去死。现在我想要把自己化为乌有，因为这些纪录片所体现出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也参加了希特勒——我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响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后来我发现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就当时的我而言，我服从并执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义务，我们应该盲目地对元首忠诚。我要这样持续多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被这个集体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后我决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我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开始有了这个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
因为在1945年时我比较年轻，所以被免于起诉，我甚至没被带到过裁定室。裁定室是联合盟军的一个发明，是为了确定纳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父亲否认他过去做过党卫军的历史，他一直认为那么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过党卫军这个秘密引以为荣。他曾为国家服务过，而且和他一样的人们永远不会透露他们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否定真相就是撒谎。
当瓦解纳粹的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仍然为我父亲对他的过去一直撒谎而感到不安。曾因为我撒谎而残忍地打过我的他永远也没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过去这个秘密，他好像很高兴自己逃过去了，但我们都记着他在布雷斯劳时为他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自豪的情形，当时他一个劲地吹嘘自己是希特勒精华部队的一分子。
我们在战后住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斯鲍茵特。除了我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父亲的过去，很显然我们没有出卖他，幸运的是，我也从未被任何军官盘问过有关我父亲的过去。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谈起了犹太人的问题。他仍然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对我，“假如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他对我吼道。
我太震惊了，而说不出话来。那毕竟发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么那么疯狂，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扭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残暴和屠杀的借口。“最终解决”真是令人痛恨和难以置信。从那以后，我又知道了许多其他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蒙集中营。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为这些发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来的整个信仰体系都完全崩溃了，而且又渐渐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
尽管我的父亲对我问他的许多事情都沉默不语，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