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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好衣服照照镜子，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一点也不像我从小看惯的那种胖老头的形像，特单薄，胡子也不是雪白的，发灰，显得非常猥琐，把那个大袋子背起来也没什么改善，只能更像是个流落街头靠捡瓶子维生的孤寡老人。
我琢磨半天才明白差哪儿了，我没有肚子！一个常年在北极生活，成天吃三文鱼的幸福老头，应该有一个巨大的肚子！没有这个肚子，顺烟囱钻到别人家里的只能算是小偷。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肚子呢？垫个枕头？没有枕头，只能把衣服团起来塞到衣服底下。再一照镜子，还不如刚才了，镜子里是一个依然骨瘦如柴，但是肚子诡异地突出着的家伙，很像是饥荒年代吃树皮被撑死的。我是真着急了，眼看到出场的时间，到哪找这个肚子去？总不能就这么出去恐吓那些天真的孩子吧？
急得满头大汗，忽然灵机一动，光填肚子显然不行，比例失调，为什么不让全身都胖起来呢？我赶紧把那红外套脱掉，重新穿起我那巨大的羽绒服，再把圣诞老人服套在外面。还别说，正合适，镜子里面立刻是一个精神矍铄，脑满肠肥的和善胖老头，连胡子都显得不那么脏了。我试着“厚厚厚”地笑了几声，别说，还真是那么回事。
热是热了点，不过没关系，比起当年穿着橡胶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睡觉还是舒服多了。我确定走廊里没有小孩子，赶紧推开门，一溜小跑赶到PARTY门外，等着主持人宣布“圣诞老爷爷来啦！”
今天来的新东方同事们不少，总有十来个，我注意到杜伟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看着满屋子因为听力障碍而下意识地大声喊叫的孩子们，脸上是非常快乐的微笑。那一刻我真是非常感动，或者说非常感激。
我感激他全力配合这次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得整个听力口语部门的老师能够如此团结，共同进行这个爱的事业；更感激他从头到尾只字不提把这个小小的PARTY跟新东方学校的商业宣传挂钩，让它保持纯粹的民间色彩，而不是利用所有老师的爱心来为自己的业绩增光添彩。
能够想像出绝大多数领导者在同样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事情，会有新闻媒体介入，会有记者采访这些孩子和老师，会有双方领导字斟句酌的讲话，会有坐得笔挺的与会者们得体的掌声。可是在杜伟的领导下，一切显得那么低调，只有六十几个快乐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以及我们二十几个志愿者，大家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尽情开心着。
康复中心的老师在介绍今天来联欢的人，我注意到她在介绍杜伟时说：“还要感谢我们今天联欢会最大的赞助者，杜伟。”
就这么一句话，再就没了，没提他的职务，没提他的姓名，也没请他到台上来风光一下，而他也只是在最后一排随意地招招手，那些聋儿甚至不知道老师在台上说什么。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厚！厚！厚！（2）
只是这一件小事，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领导者，他将不会为了一些世俗的利益，或者是自己的面子问题而放弃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这人可交。
正胡思乱想着，台上的主持人说出了非常重要的台词：“今天，圣诞老爷爷也来看望大家啦！”
我推开门，挥舞着右手，走上舞台，大声地说出那句经典台词：“厚！厚！厚！圣诞快乐！孩子们，你们去年乖不乖啊？”
因为胡子挡住了我的嘴，看不清我口型，估计一大半的孩子甚至都不知道我刚才说话了，但是没关系，那一身跟图片上一模一样的服装已经带给孩子们巨大的视觉冲击，他们先是瞠目结舌地看着我，确定我不是什么妖怪后，全场爆发出尖锐的欢呼声。
我坐到圣诞树旁边的椅子上，身旁是好大一堆要送给他们的圣诞礼物，所有的孩子排成队，轮流走到我面前来，我把他们抱到腿上，问几个传统的问题，比方说“你乖不乖啊？”“你想要什么礼物啊？”他们一概没有反应，然后我会送给这孩子一个礼物，CC赶紧在旁边抓拍一张照片。一切搞定，轮到下个孩子。
就是这个抓起来，放在腿上，送礼物，放下孩子，轮到下个孩子的程序，我重复了六十多次，说实话有点累。本来就已经是个体力活儿了，加上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外面又套上圣诞老人的全套衣服，很快就热得汗流浃背，整个内衣全部湿透，湿渌渌地贴在身上，别提多难受，好在我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我的尴尬。
孩子们都好高兴啊！他们紧紧地抓着属于自己的那袋礼物，小心地打量着别人的礼物，确定大家的都一样，自己没吃亏后，总算放了心。有些心急的孩子已经打开袋子，抓起巧克力就塞进嘴里，嚼了几口忽然发现别人还没开始吃，自己的糖已经快吃完了，不由得伤心地哭起来。
全部小孩子都领到礼物，也都照相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坐在一旁看孩子们表演他们排练了很久的节目。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叫晨晨的女孩，语速很慢，但是语音语调非常标准地大声说：“你们是好人，我喜欢你们，我爱你们。”
最感动的是一个小舞蹈，放的音乐是“种南瓜”，孩子们根本听不到啊，他们只能不时用眼角瞟着台下的老师，老师在台下手舞足蹈地打着节拍，做着启发性的动作，像是在操纵着台上的八个小木偶，而这些“木偶”居然还能做出非常复杂的队形变化，能够想像出来他们为了表演这么一个小节目而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们这每星期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算什么，这些每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一点一滴的教他们张嘴说话的老师，才真的是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的人。能够做这份工作，绝对不是仅仅靠经济收入可以维持的，一定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才能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里静静地守侯着这一群无邪又无辜的孩子们。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高先生夫妇的非典婚礼（1）…（图）
2003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开始熟悉一个原本陌生的词：非典。
记得好清楚是三月初的一天，当非典刚刚成为一个话题的时候，我曾经专门查找过网站上面的英文资料，查阅的结果是依然糊涂，索性也就不理了。恰好那天晚上有一个“四加一”听说速成住宿班开班，我们五个老师都赶去坐落在北四环外的兰旗营住宿处，参加开学典礼。
典礼开始之前，一个准备致欢迎辞的老师问我：“非典的英文怎么说？”
我当然是现买现卖，告诉她叫SARS，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有着查找英文资料的习惯，不至于对刚刚流行起来的英文词一无所知。当时我哪能预料得到，不出一个月，全中国十几亿人都在熟练地使用着这个毫不美妙的英文词了。
三月份的住宿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们五个授课教师轮流对那一百多个学生进行密集的口语训练。所有的学生都很快地习惯了从凌晨一直忙到深夜的学习方式，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几乎每一分钟都是用来练习英语口语，是一种入魔的感觉。
报纸和网络上越来越多地看到“非典”的字样，甚至连远在纽约的父母也专门打越洋电话过来，嘱咐我千万小心。小心什么呢？有什么是我自己小心就可以万无一失的吗？买了十来年的彩票，连一个末等奖都没中过，这使我坚信自己绝对不会那么巧，被一个小小的“非典”给放倒。
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生死小事，我的兴奋点都集中在正在酝酿中的，新东方网络课堂的录制工作上面。
想想就很来劲，在传统课堂中，一个班最多也就是二百来人，讲一年下来也无非是万把学生；可是一旦上了网络课堂，全国各地，大街小巷，无数不能亲临北京新东方上课的学生就可以轻松地上网听我的讲课录音，这触角伸得可是够远的。
杜伟原计划是安排ANN和阿阳主讲“4＋1”听说速成班的电影网络课堂，临到最后一分钟，估计是看我劲儿劲儿的闲着也是闲着，平时讲课效果还不错，把我也加进教师名单里。这么着，我和ANN阿阳仨人算捆到一块，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共计三十个小时的授课录音。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不就是仨人凑到录音棚里讲课吗？干我们这行的，练的就是嘴皮子，就靠这张嘴挣钱，最大的强项就是说话。让我们一口气说三十小时恐怕有难度，但在两个月之内说三十小时的讲课录音，这简直太小菜了。
我的兴致高涨，这边忙着按时赶去兰旗营的住宿班上课，那边又频繁约ANN阿阳去录音棚录制网络课堂，觉得人要是能总这么忙忙碌碌快快乐乐就好了。我像个农民一样预期着今年的收成，估计在这一片蓝天白云下，只要没有什么大的天灾人祸，能够多收个三五斗。
没办法预计的是，“非典”的阴影越来越大，终于成为大的天灾人祸。
兰旗营那边的三月份住宿班圆满结班了，全国各地赶来的一百多号学生照例是依依不舍，偶尔有几个女生哭得死去活来，相约暑假还来北京，还来新东方。
毕业晚会上一个学生过来跟我告别，他说：“SHONG，我这是最后一次在中国上课了，下个月就移民去加拿大，估计今后再没机会听你讲课了。”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高先生夫妇的非典婚礼（2）
我打量着眼前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大男生，恍惚间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打了个哈哈安慰他：“别弄得这么伤感，移民是好事啊，今后再也不用花钱学英语了，”顺便我还给自己未来的产品做广告：“过几个月我们的网络课堂就做好了，你在加拿大也可以学。”
他满口说着“一定一定”，又补充一句：“老师你们要小心非典啊，我在加拿大的亲戚说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谁说的？”我很坚决，“没那么可怕，这东西跟买六合彩似的，哪那么容易就沾上？该干吗干吗，别自己吓唬自己。”
当兵这么多年，月月跳飞机，年年写遗嘱，对恐惧的感受越来越淡，没什么怕的，是祸躲不过，索性就不躲，老觉着头上顶个雷，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抓住所有的机会向身边的人灌输这种思维方式，却无奈地发现相信我的人越来越少。
四月份的住宿班开班了，有两个学生根本没来报到，直接去总部办理了退班手续，退班理由一样，都是“非典”。这使我非常气馁，至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展示我们的教学硬件，以及我们的师资力量，然后再考虑退班好不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谣言满天飞，你会奇怪有那么多人没事干了躲在家里以造谣为乐。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呵，春暖花开，朝气蓬勃的，还难得地没有沙尘暴，大家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晒晒太阳，练套太极拳什么的，老提心吊胆可不好。
我是一概不理的，上课，录音，下馆子，打出租车，什么都不耽误，用实际行动证明活得开心最重要。
MIAO抓住机会，轰轰烈烈地对我开展“勤洗手”的教育运动，基本上是只要见着水池子必须洗手，没有水池子就用消毒湿纸巾擦手，一整天手都是湿乎乎的，这使我越发地讨厌非典，并激起我跟非典斗争到底的决心。
终于有一天，“非典”不再只是网络和报纸上面的新闻，它开始实实在在地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那天我是下午在住宿班的课，按照惯例提前半小时赶到教室，在门外暖洋洋地晒着太阳，同不肯午睡的学生们闲聊天。
一个学生把我拉到一边去，拿出全部电影剧本，让我给他划出学习重点，以便将来自学。我奇怪，课才上了一半，现在划什么重点，等我讲到了不是自然就明白了？
他说：“我家里来电话，说非典闹得越来越厉害，让我马上回家，不念了。”
我当时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只是轻信几句闲言碎语就要半途而废？
他犹豫半天，说：“不是我想散播谣言，真的是我家里有人是医生，他们告诉我真实情况特别严重，不能再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其实即使是说得天花乱坠，摆事实，讲道理，最终也不可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尤其是这个“疑虑”来源于他的那些据说是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亲戚们。人家要万无一失地活下去，这没什么错误。
我只好闭上嘴，拿起笔来在他的电影课讲义上面飞快地勾画着重点，嘱咐着他自学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眼看着快上课了，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家在哪里？”
“山西。我们那里很安全，没发现有非典。”
“那就祝你好运吧，有什么问题给我写E…MAIL。”我非常遗憾地结束了跟他的对话，心里总是惋惜他没有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高先生夫妇的非典婚礼（3）
更惋惜的是，在那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新闻报道在山西出现了大量非典病例，山西成了非典重灾区。我不知道那个学生最终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只寄希望于他的那些医生亲戚们，他们应该比我们老百姓更懂得预防和治疗，我的那个学生会没事的。
从那天开始，学生们开始躁动了。各种渠道各种途径都在传说着关于非典的消息，说是北京将会封城，说是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逃荒潮，甚至还有人在传说将会实行军管。
这些不负责任的谣言已经成功地导致了大面积的恐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讨论着提前结业，提前回家，提前逃离北京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这使人感觉非常无奈，说起逃跑，还有谁能比我跑得更远呢？拿着美国护照，我几乎可以逃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我可以逃离人员密集的教室，躲在家里不出门，那肯定是非常安全的。
可是这样一来，我的自尊在哪里？我引以为豪的敬业精神在哪里？所以我踏踏实实地继续在北京生活着，该干吗还是干吗，默默容忍着MIAO强迫我不停地洗手。
大约四月二十号左右，住宿班的课程过半。我上课之前眼睁睁地看着校园里停着几辆外地小车，都是学生家长，长途跋涉来接孩子回家。一个女孩把行李塞进汽车里，启程回家之前特意跑到我面前来告别。
我有点伤感：“上完我这节课再走不行吗？”
“路远，再不走就要赶夜路了。”她给我鞠了个躬，还是上车走了。
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明显变得稀疏的人群，心里堵得慌，不夸张地说，有点当年看着世贸大楼倒下去时的感觉。恐惧战胜了希望，全民开始恐慌，那个没有恐惧的人也没有恐慌，但是有着深深的无奈。
下课的时候有点激动，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鼓励各位同学几句。“我们这里在北京市郊，人烟稀少，相对封闭，几乎是你能想出来的最好的避风港，希望大家安下心来，我们在一起，一定可以完成学业。”
这一节课之后的几天里发生了很多事，电视上面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非典”的消息，很多应急的措施也纷纷出台，同时也有更多的谣言通过各种渠道在传播着，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显得那么的卑贱。
又到星期三了，我和MIAO准备去聋儿康复中心看望那些孩子们，又担心人家排斥外来的人不干净，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所以先打个电话过去，问欢不欢迎。
过了半天总算有人接电话，告诉我们康复中心已经开始无限期放假，孩子们都已经各自回家了。电话对方很惊讶地问我：“所有的学校都要放假，杜绝人群密集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呢。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新东方也是学校，也得听政府的指挥，说起新东方的教室，何止是人群密集，简直是人头粥粥，估计停课是躲不过去的。
翻翻课表，我第二天下午在住宿班有课，离开这些学生已经三天了，不知道他们这三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精神需要上传下达，我赶紧给办公室负责人董老师打电话。
董老师在电话里有点糊涂：“啊？你还不知道吗？这个班两天前就解散了，学生都回家了。”
就这么就都走了？我连个招呼都没打，他们就都走了？上万个学生教下来，哪个不是有始有终？哪个不是竭尽全力的精心教导，安排下一大堆作业留着慢慢消化？只有这个班的一百多个学生，是我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