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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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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科毕业生。 
  旅居国外的金大历届校友,在不少地方有校友会组织。去年夏天,我应在美校友的邀请,远涉重洋,前往访问,会见了美国各地不少的金大校友会同学,昔日莘莘学子,今已两鬓斑白。近年来,不少侨居国外的校友,出于热爱祖国,陆续回来讲学、访问,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我这个老校长,也关切备至。 
  我今年95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纵有“科学救国”抱负,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共产党励精图治,祖国春风骀荡,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出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宏图,举国上下,气象万千。我年事虽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 
  我青年时在金大前身汇文书院附中读书,后入金大直至毕业前后达十年之久。1925年至1951年,我重返金大,由教授至校长,又历26个年头,与金大的历史渊源很深。现在加忆一些亲历目睹,作简略叙述,因时日久远,疏漏、片面之处在所难免,希识者匡正。 
  一、创办经过 
  上世纪末,所谓“泰西各国”鲸吞蚕食,加紧对我侵略,我国国势日蹙。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先后在中国设立了13所高等学校(即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在旧社会,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向由美国教会选派美国人担任校长。 
  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先是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1888年,距今已近一个世纪。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J。C。Ferguson),他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航政大臣盛宣怀及一些北洋官僚频有往来。此人来华时不过20岁左右,原是南京地区的一个传教士,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活动能力很强。他很早脱离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汇文书院院长待遇不高。去职后受盛宣怀之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居中国60年,对东方,尤其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兴趣很浓,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甚丰,后悉数捐赠金陵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人囚于集中营,后美日交换俘虏,返回美国。1945年病故。 
  我于1905年入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称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1928年立案后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馆即医科,曾办有鼓楼医院。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1900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长江下游虽没有像直隶、山东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是风声鹤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同样受到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冲击。这时,美国传教士也开始对在华办学重新估计。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从多方面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感情,教会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而三个书院分散,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提高质量及扩大教会的影响,几经酝酿,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 
  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设计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秋,长达5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2000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最大之建筑。 
  二、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每逢礼拜,师生必须参加。后来,除本校师生外,不少校外教徒也加入了礼拜行列。基督教义为许多人所接受。 
  合并前,学校最高行政管理权操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差会干事之手,合并后,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人数虽有增加,但行政领导、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职员仍为美国人。原来的文理科有所扩充,增加了几个系,医科停办。1914年成立农林科,后又增设农业专修科。 
  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仰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但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洋鬼子”办的洋学堂,心存疑虑,多不愿送子弟入学。后来,西风东渐,家长们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我就是在开始收费后进去的。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这对教师、学生都一样。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我是学化学的,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30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除英语外,学生对其他学科也能勤奋学习。写到这里,使我想起辩论会上的特殊现象: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平时既穿西装、也穿中装的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一般学究打扮,直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我这个校长,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装。   
  回忆金陵大学(2)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1928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也很明显。华籍教师中出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30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当今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A。J。Bowen),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G。W。Sarivis)。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10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这位刘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20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1927年我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我的英文秘书。 
  三、动乱中接任校长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二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四、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我本人在成都时,也曾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宋庆龄)。1944年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华盛顿做过有关“工合”的报告,呼吁国际友人给“工合”以更多资助,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回忆金陵大学(3)   
  文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抗战期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车专修科,前后举办7年,直至抗战胜利复员返回南京始告停止。 
  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三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河北、绥远、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市,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100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除文、理学院外,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大脱钩,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集会改为自愿参加。在此时期,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我个人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读书会(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因此,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其他如教学、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主要因素。 
  1912年,农科斐义理教授向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黄兴、黎元洪等30人,吁请赞助规模颇大的农义会,这是使遭受水灾的农民开植荒地、以工代赈、自谋生计的办法,深受孙中山先生等人之赞许。随后又请求提倡造林,经临时政府批准,并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后改为3月12日)。金大的林科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成立的。当时,北京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已解散,青岛大学林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也告停办,国内大专院校设农林科者只有金大。 
  农林科成立后,在南京、安徽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并在学校附近开办农事实验园,培育新品种,同时接受各省保送的官费生前来就学。山西阎锡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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