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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像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3）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1925年5—9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淞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
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淞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了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任何渊源。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蒋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卓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无须讳言，张校长当年确实在财政上给孙科、宋子文以至蒋介石解决过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却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国泰民安，而蒋介石带来的是越来越乱的乱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见诸他的一些诗句：
龙潭
初九龙为潜，野心来狼子。
末谓朝无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断金，灿燃见易理。
（自注：龙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论也。）
诗中龙潭之役，是指北阀战争中军阀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扑（1927年8月下旬，战役发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龙潭）。张校长身为江苏省财政厅长，留在南京，为国民党军队筹备军饷。那次反扑以孙传芳的失败告终，但南京一度相当危急。他称孙传芳为狼子，赞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仁、勇、知。他对打倒孙传芳之流的旧军阀是高兴的，庆幸朝中有人。但后来事实证明，赶走了旧军阀却迎来了新军阀，这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汉廷疏，长揖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30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可能与他的“退休”有关。1929—1930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绑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竟把脸一沉说：“赎票与绑票同罪！”这一下把张校长气坏了，只得忍气吞声，东借西贷，拼凑一笔巨款把两个儿子赎了出来。从此，他更加无意仕途，不愿再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
许多事实证明，自从光华大学创建以来，张校长呕心沥血，全力办好这所学校，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此五十年前事，如今这位同学已年逾古稀，“春风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长对他的栽培，犹时时记在心间。张校长曾为光华成立纪念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惟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佛祖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4）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5）
山内教授指出张校长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据的：他发现并肯定张校长在编纂《四明丛书》和撰写序、跋时所透露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和仇恨！事实确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