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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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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6)

    先生,您又补充说,您不明白,“在中国经常出现的那些谨慎的国王们,为什么不会想到利用淹没了他们国家并烦扰他们的这些无数的民众,以征服散居在各省的那些纷纷闹独立的山地民呢?”您在台湾问题上也讲过同样的话,认为那里是“对中国政局不满者的避难所,只要在大陆爆发任何一点内战或外战,台湾就成了威胁整个中华帝国的一条大道”。这种异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显得貌似有理。但先生是否还记得,您自己曾非常高明地说过的话:“帝国的这架机器也如此,对一部分人有利可图的地方,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变成毁灭性的灾难了。”再真实不过了,中国的一位皇帝正执掌着这样的一项事业,他除了投入巨额开支之外,还冒着丧失其帝国的巨大危险。最后,我认为,他希望动员十万下层民众,但又不能全部征募苗子周围的人,因为他既不能使他们放弃耕耘的土地,又不能打乱他们的商业买卖,所以,必须从远处迁来这批人,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流氓成性的人和非技术小工们集中起来。由于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而来,所以必须让他们穿好衣服,全副武装他们,派遣军官来率领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混编入纪律严明的军队中,以促使他们进步。若非如此,这群乌合之众则会如同鸟兽,四散而逃,抢劫和蹂躏平坦的地区。一支武装起来的流氓始终是最危险的敌人,当歼灭其中的部分兵员时,始终都会残存相当的数量,以组成多支土匪帮。    
    但是我企图说明,这些愚氓怀着发财致富希望的同时,也都有勇气从各侧攀登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都死在不同山麓上了。如果说攻击者们后退了,也就不会有人们去奢望那些东西了,那么人们怎么会遏制逃兵呢?他们该会给整个地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如果相反,他们迫使苗子退出第一线阵地,非常高兴地找到可以接受他们的简陋棚舍、已经开垦的土地、家畜和一切生活必需品,那么他们就会在那里定居下来,自己也会变成苗子,而且比由他们取代的那些人更危险和更令人闻风丧胆。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则是,在中国,任何特殊活动始终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山人有时会从山上下到平原中,那就会在那里造成混乱,官府也只好向那里派遣正规军了,他们很快就会被驱散。但如果皇帝征募某种民间的招讨军,那么“谣言”也就是他们的煽动性著作和言论就会流传至所有省份。中原人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首先,民间所传播的都是一些尚未公开的谣言,人们无法了解谣言的制造者。此人在天空看到了征象,彼人又在地上看到了征兆;有人在某处遥望到了魔怪,又有人看到了一股妖气从大军兴师的一侧升起。这一切都是该王朝即将灭亡的不祥之兆,甚至上天也宣布了这一切。〖=Z(〗287这些谣言口耳相传,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命运,那些对时局不满和心怀叵测之徒都利用了这一切。他们策划阴谋,形成小集团。如果不迅速扑灭这些新生的骚乱,只要他们巩固和强大起来,那就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他们了。    
    满洲鞑靼人善于巧妙地消灭叛乱的最初苗头,令人赞叹不绝。在各省略有一丝一毫谣言骤起,他们的军队便会从天而降,刹时间就会消灭这些小蛇,不给它们留下任何一点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时间。我可以引述不止一个例证,说明由已故的康熙皇帝以其名望和谨慎行为而突然间平息的叛乱。但当涉及到从那些无法接触的地方驱逐那些蒙昧人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清政府曾试图以精良的部队控制台湾。他们赢得的一切,却又仅仅是控制了该岛屿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平原地区。该岛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一条山脉将平原分隔开,由从未被驯服的土著民众居住。清朝政府更倾向于让他们保持平静,因为他们不可能发动侵略和从事任何事情。苗子却是某种“寄生虫”,政府可以减少其数量,但却不能灭绝他们。也可能是当官府能够这样做时,也不宜这样做。他们居住的大山中都遍是老虎、豹子和其他猛兽,〖=Y(〗288它们遍布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山脉荒凉,那么它们便会在那里大肆蹂躏。此外,无论这些山脉由哪个民族居住,那里的人很快就会变得野蛮而又独立,这是由于他们占据的辽阔地域和进入那里的困难性造成的。    
    我现在尚需要向您讲两句有关二进位数学的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有关莱布尼茨先生对此的运用问题。您声称,您非常感兴趣地想知道,我对于中国的那名立法者(伏羲)与那名德国哲学家之间的所谓契合问题,到底作何感想!先生,我向您坦率地承认,我很难就此而向您坦陈我自己的想法。因为针对一种时刻都需要大量猜测的内容,极不容易讲得很正确;同时也由于我当然会受对一位如此伟大人物的崇敬心情所制约。然而,我遵照您的建议而重新阅读了1703年号的那一卷法国科学院《论丛》。其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我欣赏莱布尼茨先生所写的有关二进位新数学的内容,他巧妙地介绍了这种算学的利弊。但在他有关伏羲八卦的运用问题上,我却觉得这纯粹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我们可以针对形成中国人的方块字的所有笔画,都运用一种类似的做法。当已故的白晋神父收到莱布尼茨先生的来信时,我已经在北京了。白晋神父通过他设法传到欧洲的那些美好的诺言,而赞成在伏羲八卦中找到所有科学和奥义的思想。但这种卦却仅为一种“准备绘画的光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绘制他乐意的题材并详细表达其思想。反对者们只能嘲笑这一切并否认事实。    
    我对于伏羲,仅知道中国人于其史书中讲到的那些。我在一封信中,已向您介绍过了。您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让向那些订制绘画的人绘制的画,他们或是以家长的名义,或是以执政国王的身份而作画。他们是作为必须使蒙昧人变文雅、〖=Z(〗289开化和有教养的施教者,而向我们作介绍的。正如人们开垦一片长满荆棘的荒地一般。伏羲开始教他们学习钓鱼、狩猎和饲养畜群。他制造了乐器,以通过律吕而使他们变得驯服起来;他甚至还教他们有节奏地跳舞,尤其是在他确定的婚礼期间。先生,您可判断,一个有见识的明智之士伏羲是否也如同莱布尼茨一样,是精明的数学家呢?他是否能向一个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粗俗的民族讲授这种科学呢?教他们学习数字“九”的特性,也就是奇数自我相乘等特征。向他们指出,他们各自手上都有十个手指和脚上也有同样多的脚趾,难道这不是有点过分吗?也就是教会他们以“十”进位地作计算,而又不关注人们不用分数就无法得到的1/3或1/4,这对于那位立法人的意图是毫无裨益的。    
    我非常惊讶地听说有人曾告诉莱布尼茨先生,十进位数学似乎显得并不太古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此一无所知。再没有比作如此猜测更容易了。人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到西班牙的摩尔人和著名的热伯尔(Gerbert),才能掌握这种稀见的知识呢?    
    但人们还在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由伏羲发明的这些卦具有数学特征,那么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回答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伏羲未对此留下任何诠释,他甚至也未曾以文字留下解释,因为他只有用线条(卦)来解释其他线条(卦)。因此,他必须亲口作诠释,这种口碑传统却逐渐失传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时至今日,人们都以各自别具一格的想像力而进行推理。有的人从中发现了一切,有的人则什么也发现不了,〖=Z(〗290惟有美与丑、明与暗、好与坏、男与女、天与地、四季、五行、昼与夜、日与月等之间的区别。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7)

    先生,您非常高兴地说,您有权力在这部令人尊敬的经文中看到象形文字,它无论是从什么人手中留传给我们,也肯定是相当古老了。除了人们对它丝毫不懂之外,它再无更大的错误了,即这是一种象形文字的错误。我非常高兴地同意您所讲的这一切。但是否允许我将此也视为某些人曾想像的那样,也就是视之为一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经典解释学呢?犹太教拉比们的经典解释学仅开始于公元初年左右。其实并不需要作这种诠释,因为作如此诠释,往往更多地则是使真相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但这种解释学在诺亚方舟下水时却又出现了,这就是世界的起源以及此后发生的一切事件之起源。所有的科学,至少是其总则,都包括于其中了。我们可以于其中同时发现所有的奥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是一些奥义,因为解开它们的钥匙已佚。那些自信找到了这种钥匙的人,却向我们出示了一把假钥匙、根本打不开奥义之门的钥匙。伏羲为中国提供了这种珍贵的文献,并能巧加利用以制订其夏历。我承认,中国史籍中丝毫未讲到过这一切。但我们可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知道比中国人更多的情况。这一点非常真实,有人在距中国有6000法里的地方,制造了一把钥匙,以使他们能更完全彻底地和更有条理地学习伏羲语言,而在中国本土,自多年来已不再有人学习它了。    
    先生,请原谅我讲了这一段离题的俏皮话,它使我有时会放弃惯用的严肃口吻。我们立即回归正题吧!我要很严肃地指出,中国人并不太尊重伏羲,〖=Y(〗291贬低了他提出的新内容,他们并未将他置于比兽类更高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当时的人类距诺亚洪水时代尚不太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很野蛮了,直至茹毛饮血并穿其未经提前加工过的生皮。伏羲怎能以这些在当地被称为“臣”(Tchin)的人组成其朝廷呢,并且还设置了大臣、任命了称为“强龙”的低级官吏,委托他们行使一些要求具有天才、技巧和一种并不比伏羲智力低下的实用科学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最早的中国人中,除了其领袖之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可以进入其政府以执行其命令的人。其余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则多少都保持着一点野性,这一点显得很自然并更加符合真相。但我们先将这些不可靠的时代搁置于一旁不顾,由于缺乏古文献,中国人对此的看法也不相吻合;我们先让他们去欣赏伏羲的卦表和《易经》的含糊内容吧!虽然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伏羲是非常真实的人物。与纪年学相比较,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就可以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自尧帝至今已经流逝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能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先生,您可能会觉得,我对于古埃及人的才智,可能没有德·谟(de Meanx)主教先生于其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那样随波逐流。我向您坦承,在自伏羲到尧之间流逝的时代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而且我也无法有定见。除非是有某个特殊的人物,诸如一位圣贤或一名先知,向我们揭示《易经》的奥义(如果它有奥义的话)真相,从而驱散这些最早时代的模糊特征。对于古代埃及人以及世人赋予他们的无限智慧,〖=Z(〗292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其借口是我们未掌握他们的古代史,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当时的近邻,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扬。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的著作便是德·谟先生的主要依据。但这两位作家都从未亲自考察过埃及人最早期的历史。他们仅仅根据祭司的话而论述一切,他们具有不受惩罚地吹捧其先祖的广阔领域,使自己的先祖成为所有非宗教信徒中在立法、风俗、科学、治国、建筑方面,总而言之是在一切方面的最贤明者。他们指点着金字塔、城池的废墟和宫殿遗迹等证明这一切。然而,我很愿意赞同这名神职学者对埃及人的溢美之词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赞同他于第506页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其中让人看到了埃及人从未到过中国。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样诠释的:“那些非常了解埃及人脾气性格的人,都承认该国的人并不好战。你们已经看到其理由了。当该国产生其第一批武士——塞索斯特里斯时,它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近十三个世纪。这样一来,尽管埃及用心良苦地蓄养了一支部队,你们也看到外国军队最后却消灭了其全部兵力,这是一个国家能发生的最大失误之一。能够维持残存十六个世纪,这已是一段相当长的持续期了。某些埃及人于此期间曾统治过底比斯(Thèbes),特别是萨巴昆(Sabacon)等人。”他于此之前(第500页)还曾讲过,“埃及人对其国感到很满意,那里一切都很丰富,绝不会想到征战,但它却派出了移民群体(在那些与之和睦相处的毗邻地区,如在希腊)”。    
    我觉得,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都不可能得出一种结论,即埃及人远没有在中国繁衍人口,〖=Y(〗293而且对中国完全一无所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那位神职人员的学者怎会说,埃及人将其法律和礼仪传到了世界各地呢?他们为什么在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流逝的时间内,不会将这一切传到中国呢?人们再也看不到比这一切更加不文明和更加野蛮的做法了。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埃及人应该是在此期间到达中国,否则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就太晚了,他们就会看到那里早就被人住满了。    
    在与德·谟主教先生有关的问题上,现在讲得已经够多了。我现在来谈另一位同样也以其广博的学识而非常著名的神职学者,我是讲于埃(Huet)先生以及他的著作《古代人类贸易与航海史》中提出的问题。先生,您声称他将一种埃及起源归于了中国人,这部分是根据两种象形和世俗文字的吻合性,部分则是根据其语言的相似性才提出来的。先生,我为您寄去六小本中国的古文字书,以便您亲自将它们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然后再亲自作出判断。我对此还要补充说明:    
    1.如果著名作家们在对待事件上比普通作家更为谨慎一些,那是由于他们以其名望及其权威的身份,而将其他许多自信是追随不败导师之辈引入歧途。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怎能证明中国人的起源及其语言与埃及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呢?作为在这项内容中的称职仲裁者,他本应该至少具备这两种语言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它们的文字和符号。对于他们的起源,我在已经讲过的内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供补充的内容了。    
    2.东京(Tonquin)和科钦支那当时越南分为两个政权统治,一为以东京(今河内)为首府的政权,一为以西都顺化为首府的政权。传教士称前者为东京,称后者为科钦支那。——中译注(Cochinchine)确为中华帝国的组成省份。〖=Y(〗294但并不像那位神职人员所断言的那样,日本却从未成为该帝国的一个省份,它也不是中华帝国的藩属。相反,过去出于一种对抗,日本曾派员要求中国纳贡。朝鲜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它向中国纳贡。过去很早之前,当中华帝国尚处于动乱之中时,朝鲜(高丽)人就曾作出过巨大努力,以摆脱中国人的统治。但他们最后却被迫归附中国人,因为朝鲜无法离开与中国的贸易。若无这种藩属关系,与中国的贸易便会遭禁。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8)

    3.我绝不赞成将中国本来就缺乏的才能强行归于他们,也不应吹捧他们的沿海诸省。这名神职人员未敢断言而带有疑问地指出,如果人们愿意相信中国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已经将其帝国一直扩展到了好望角。我坚信这是荒谬的,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能支持此说的踪迹。他从来也未曾征引过任何证据,他很可能是根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表述的。但由于其中只有很少缺乏根据的错误,所以我认为可同意下述说法。第一批传教士们绕过了著名的好望角赶赴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称之为“大浪山”的地方。然而,从欧罗巴直到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好望角更堪配以此名相称了,人们最早称该角为“风浪角”或“海龙”,今称“好望角”。人们在汉文中称呼它时使用了“大浪山”一词。但他未考虑到,中国人也可以用此名称呼附近的某些地区,因为他们的船舶尚不能完全抵御沙洲上的风暴之狂怒程度。如果有一支中国船队冒险前往那里,那就不会有一只船能安全地从那里返回,以报告其他船只已遇海难的消息。    
    过去时代的中国小船或近海船并不比〖=Z(〗295今天的那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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