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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的史学家们到最远古的时代中去探寻其民族的起源。他们似乎并不坚信，来自远方便是来自吉祥之地，一个民族的荣耀就在于其古老历史。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会看不到中国人对伏羲之前的时代提出质疑了，更谈不到从伏羲到黄帝的时代了。他们从不认为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曾有过中间的君主统治期，人们也并不承认置于神农和黄帝之间的“皇帝”是彼此相继在位的，他们可能都是同时代的封王或高级官吏。最后，中国史学家们在从尧至今流逝的时间问题上，并不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这还不是为了多几年或少几年的争论。
可能会有人向我提出反驳，说某些中国人将其帝国的起源，一直上溯到伏羲之前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久远的年代。〖=Z（〗063〖=〗但我们在中国却相当清楚地知道，这种推算主要是由他们的无知造成的，而不是出于其恶意的结果，他们是受到了某些天文学家虚构的时代期限之诱惑。中国的正史绝不会讲任何类似的话，它们并不注意伏羲之前的神话时代，只将其帝国之始定于该皇执政期间。
然而，我并不敢断言，对于具体事实，应给予中国历史一种它不配享有的信任，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对它的信任程度。我仅仅是说，经过全面斟酌这部历史，尤其是自尧皇起至当代的这部历史之后，便会对于其全部持续时间、历代皇帝的统治期和具有某种意义的事件，就不会再提出很多的反对意见了。我们不应该认为，焚书事件就如同现今一座图书馆被烧毁那样，在顷刻间就会变成灰烬。当时决不是所有书均遭焚，也有某些例外，特别是医学的书更为如此。在必须对这些书进行分类挑选时，〖=Z（〗064〖=〗人们谋得了一种将其中的几册书放在安全处的手段。文士们热心地从中抢救出了一大批。岩洞、墓葬、墙壁也成了这些古籍反对专制行为的一种避难所。这些古代的珍贵古籍逐渐地出土了，它们在汉文帝时代（即焚书之后的五百四十年左右）毫无危险地重见天日了。在汉文帝的继任者孝景（HiaoKing）皇帝执政期间，人们发现了《五经》或者是说孔子和孟子的哲学著作，孝武（HiaOu）帝于其执政的第五年公布了这些书，这已是在它们遁世之后的七十五年的事了。
著名的老翁伏胜（OuaoSeng）在文帝时代尚活在人世间，自称将《书经》牢记于心间。有人让他对《书经》作全面描述，人们仍相信其记忆力及其善意。当人们发现了《书经》的原文之后，便发现这名善良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搞错，其描述与原文完全吻合，惟有对于原义不会造成任何差异的几个字例外。刘向后来把《书经》重新整理，而且本人也写了大量著作。他由此而将其可贵的记忆力奉献给了其民族。然而，中国人今天仍在笼统地抱怨书籍的损失，却不能具体地知道损失了些什么书。我个人却坚信，许多坏书与好书一并灭绝了，这种所得可能会对他们的损失略有安慰，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经书丝毫未受焚书的影响，它们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哪位作者的著作中读到，“在他们的著名‘五经’之一的《诗经》中，被塞入了许多很坏的篇章”。您还补充说在孔夫子之后大约三百年时，由秦始皇帝颁布执行全部焚毁中国书籍的敕令之后，又以恢复古籍为借口，人们有什么样的事不会做出来的呢！先生，我就此而能够向您作出的全部答复，那就是我确实风闻，孔子在整理诸“经”时，〖=Y（〗065〖=〗曾删去了《诗经》的某些篇章，但我从未知道曾有人在该书中加入新的诗阕。我从一些精通此事的文人那里打听过所有这一切信息，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我说，在中国从未有人相信曾对《诗经》作过增补；相反，某些晚期作家却毫无根据地提出，孔子从中删节了数篇，但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过这些所谓的被删节部分。他们声称，如果孔子曾对它们作过如此处理，那么他就不会放弃对此作出说明并提出其原因。
可能会导致欧洲人认为并声称曾在《诗经》中加入过新篇章的原因，这就是有些诗歌显得不太符合贞节特征，也看不清楚它们在暗示什么。孔子本人也发现人们可能会此本问题上产生误解，为了预防这种弊病，他是这样表述的：《诗经》共由三百篇组成，它们都可以被压缩为一句话，而且这是一句公正的话，即要谨防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体面的行为。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5）
当朝皇帝之高祖顺治（Chuntchi）皇帝曾令人翻译《诗经》，并且从中加入了一篇短序，下面就是其译文：
在思考《诗经》时，人们便会看到它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指导而已。其中展示了人的心，强调了理智与公正。它所赞成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并在道德中前进；它所抨击的一切，都会鼓励我们抑制傲慢者的思想。这部书中所包括的最深刻和最高尚的内容，可供皇帝和先祖祠使用；其中所包括的最简单和最普通的内容，可供平民使用。虽然其典范和表达词语不同，其目的却始终如一，〖=Z（〗066〖=〗并导向直率。这就是孔子将《诗经》三百篇作了简化，声称其中无任何怪僻、污秽和邪劣。事实上，我们必须读《诗经》，以解决理论与风俗。正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强化人的思想与心，或者是把人领向正路之外的东西。此段文字系自满文译出，未见汉文本。今自法文直接译出。——中译注
这位皇帝以及他为此部译著而任用的学者，都远不相信在此书中有些伪造的篇章。他们从不放弃机会将异文删除或者是按惯例而使用小号字刊印。此外，皇帝和文士们有什么理由让重新发现的《诗经》遭到讹传或篡改呢？先生，您怀疑的和尚们当时尚未在世界上出现。那里已有了道士，但他们的教派丝毫不受历史事实或由文士们专有的其他知识之约束。道士们都是一些专门托词对生活的自然之爱而骗人的江湖骗子，以高价出售劣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药可以使那些服药人长生不老。这就是他们今天仍在做的事。
先生，您认为“中国纸张那很小的强度成了保存古籍的一种新障碍”。您声称：“我在某处谈到过，中国纸张能持续保留的时间很短，灰尘和蛀虫很快就会破坏它们，人们被迫反复更新藏书。”
先生，如果人们在秦始皇帝时便在纸上写字，那么这一切就是真实的了。但当时的一切都是书写在树皮薄片或竹简上的，它们很容易保存，纸张只是在约六十年之后，于汉文帝时代才发明的。中国纸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已经多得无法一一罗列了。笼统而言，中国的所有纸都很薄、脆，使用期很短。〖=Z（〗067〖=〗事实是，中国过去曾有过这类纸张，但人们并不用它来书写。还有其他一些纸张，我们不能把如此的劣质归于这些书籍的纸张。但我们应该承认，就连中国的最佳纸张在南方诸省也不能长期保存，甚至我们欧洲的书籍在广州也不能抵御霉烂、蛀虫和白蚁，白蚁在一个夜间便可以将这些书一直啃噬到只剩下书皮。但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我有幸给您写本封书简的这个省份，相当薄的纸张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高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发展其造纸业的。但很可能是中国的这种发明很快就传到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制造的纸更为结实并且保存的时间更长些。高丽纸是用棉花制造的，如同绢一样结实，人们用中国毛笔在上面书写。如果希望用我们的羽笔书写，那就必须于上面泼洒明矾水，否则文字便会模糊不清。
高丽人部分地用这种纸来支付向大清皇帝的纳贡，他们每年都供应皇宫中使用的御纸。高丽人同时还带来一大批这种纸，以向中国人出售。中国人并非是为了书写才采购高丽纸的，而是为了糊窗户，因为它们比中国人自己的纸更能牢固地抵御风雨。中国人在这种纸上刷油，然后再制成厚纸袋。这种纸也供制衣裁缝使用，他们将这种纸攥在手中并用力将之揉皱，一直到它们变得如同最薄的绢一样轻柔和便于使用，然后用此代替棉花而填入衣服中。它甚至比棉花还要好，当它未被严重虫蛀时，被集中起来后如同小线团一般收藏。这种纸张最特殊的地方，〖=Y（〗068〖=〗便是当它比人们希望使用的纸张更厚时，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分成两至三页，这些纸页比中国的最佳纸张都更坚固和更难断裂。
先生，您继续正确地指出，如同您认为中国人更愿成为星相学家而不是天文学家一样，您也认为他们更应该是信仰迷信之徒而不是宗教信仰之士或哲学家。您又补充说：“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是无神论者，如同他们的大部分文士和官吏向我们介绍的那样。难道在这一点上没有误解吗？至于我，我从中没有看到任何与该民族的主要特征相违背的地方。虽然无神论是对全部优秀哲学的倒置，但可以肯定，要想最终造成这样一种明显的精神失常，而且是以某些作家归于他们的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则必须有一种形而上学，而我又觉得它完全不是中国进士们的那种形而上学。”
先生，我同意您的意见。我始终都觉得那些抨击中国文士们的无神论并且在公众中断言这一点的人，惟一的理由便是为了他们致力于支持的事业之利益。因为中国经书的理论完全与这种思想对立和相反。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宋代某些文士，特别是朱文公（TsouVenKong，朱熹）的几段文字，它们都有利于其目的；他们同时又将同一位作家那些可能与此相反的文字抛在一边；置之不顾。他们可以推论出的一切内容，便是这位作家已陷入自我矛盾中了。因而，既不能相信他，又不能反对他。
先生，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尚未见过在实际中是无神论者的中国人。我们有时发现，〖=Z（〗069〖=〗有人认为中国人在争执中会表现出无神论来，特别是当有人对他们略施压力的时候更为如此。但他们的行为始终与其言语相左。在一次始料不及的灾难中，在一次命运逆转中，我们便会看到有的人向“老天爷”（Laotianye）喃喃祈祷，其他人则祈求鬼神并请求它们给予庇护。总而言之，他们的心与言都很难互相吻合，我甚至还可以补充说，那些希望表现为无神论者的人数很少。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于其书中试图完全从相貌上来解释一切，直至从死人和神鬼的外貌上进行解释，而未曾使用作为万物之创造者最高的神，那么他们就会抱怨其想法远未被沿用，而是被人们抛弃了。
先生，您引证了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我于其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血液和淋巴液的流动，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他们的医书所记述的内容并不比今天仍活着的医生们的所知更多。您询问：“那么，根据什么判断他们是否懂得血液的流动呢？即根据他们对该词所理解的意义来判断。如果是指某种被含糊地构思的血液和体液流动，那就很容易证明我们的古代医生同时也知道这一切。”
先生，可以肯定，而且今天医生们也对此作出了首肯，中国人的古代大师们都懂得，血液是通过全身而流动的，这种流动是通过“经络”的血管而完成的，“经络”即那些动脉和静脉网络。中国人声称，他们自己是根据对这些大师们的信任程度而提出了这种假设，而且脉搏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么方式在流出肺部后分配到全身的，〖=Z（〗070〖=〗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回流肺脏的。他们声称自己有一部古书，叫做KantchouKingKantchouKing，疑为关于针灸的一部医书，或称《针灸经》、《干助经》。——中译注，它对此作了解释。但它很难解，人们对此书所作的诠释也丝毫未使人更容易理解。他们还补充说，此书颇为罕见，只收藏于完整的图书馆中，而且这种知识也并非是为治愈疾病所必不可缺的，故不想以研究此书而度光阴。我曾令人寻找此书，如果能从中得到某种知识，那么我将非常荣幸地向您通报所有这一切。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6）
当我听到中国医生们讲述病理时，却在他们的论述中从未发现过许多正确和坚实可信的内容。但当他们对自己通过诊脉和从头部不同部位诊断病症的病人开具处方时，我便发现他们的药剂几乎始终都具有保健作用。这使我相信那些将秘方传给后代的人，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他们是有一种有关血液和体液于人体中流动的独特学问，他们的后代却只保留了其机械性的技术。
先生，您应该允许我重提一下，当我尚对此记忆犹新时，有一件事本来使我觉得更为别出心裁，于此却显得习以为常了。
大约在四十多年之前，康熙皇帝的太皇太后，曾患眼疾，而中国医生们使用的医治眼疾的所有药剂均对之无效。医生们受到了皇帝的催促，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其中一人想到了曾听人说大象的胆汁对于医治眼疾有特效。其同事们立即同意使用这种药，或者更应该是此人的机智为摆脱窘境找到了这种托词，因为他们坚信皇帝不愿意从事这种试验。他们都错了。皇帝立即命令宰杀其马厩中的一头大象，〖=Y（〗071〖=〗御医们向他献上象胆汁。这道命令被当着医生、外科大夫、官吏和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而执行了。但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在取出其肝脏之后，其中根本没有任何人们急欲寻找的东西。御医们将肝叶切碎以从中寻找某些有关胆汁的踪迹。御医们然后又在邻近部位寻找，那里也没有出现丝毫与胆汁相似的东西。那个献出了秘方的人吓得脸色苍白，全身各部位都大汗淋漓。他自认为无可挽回地彻底完了，因为他是造成这头大牲畜无辜死亡的祸首，而且是从皇家侍从的装备中牵出来的一头象。
当时必须向皇帝报告所发生的情况。皇帝回答说，御医们没有很谨慎地行事，或者他们都很无知。他为此而召来了翰林学士、进士以及那些在九部中表现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集合在一起，但或出于无知，或是害怕不适时宜地介入这一事件中，根本不作正面回答，仅发表了某些没有任何结论的空泛议论。最后，一名叫做周清原（Tcheoutsingyuen）的进士本处可能是周清原或周清源，字雅楫，号蝶园，康熙年间任工部右侍郎，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逝世。——中译注出面了，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大象必有胆汁，但人们却徒劳无益地在肝脏中寻找，肝中根本不存在胆汁，这种动物的胆汁是根据不同季节而在全身流动的，它当时正处于某一条腿上。他提到了自己获取了这种知识的书并指出了其作者。
这是一场全面的震惊。〖=Z（〗072〖=〗人们当着秀才和比过去那次人数更多的人群而作了一次试验。人们确实从中找到了胆汁，立即狂喜地把它敬献给皇帝。皇帝看到胆汁之后，欣喜若狂地喊叫：“如果该秀才不是妙手回春之人，谁还堪称巧手之人？”皇帝立即不经过任何考试而亲点他为翰林学士。时隔不久，皇帝又派他赴浙江以在那里任学政，也就是说他已成为文士们的大宗师、考官和仲裁人。三年之后，皇帝又将他召入宫中并任命为一部之侍郎。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了在康熙帝之前发生的事件，那么我就会讨他欢心地去向他询问该事件的细节。但是，我仅仅于今年，才偶然地从两位曾介入过医药事件的非常年迈的文士处获知了这一消息。当大象被杀时，其中一位老翁正在北京，当那名进士以“学院”的身份被派往杭州时，另一位老翁又正在那里。我对这两位文士说明了我的怀疑。我首先向他们询问，人们在大象腿上得到的胆汁是装在一个胆囊中，正如在几乎所有其他牲畜中的那样；或者是盛在某种蓄液囊中那样；如果在该蓄液囊的周边部位，有些排泄管、液腺，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那么它们完全可以将血液与胆汁分开，人们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