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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自然这应该是一本让胡适感到最为珍贵、最有价值的书籍。最后，他选中了那套甲戌本《红楼梦》。仅此一端，不难想象胡适的红学情结。
对于此事，胡适1959年12月27日在一次名为《找书的快乐》的演讲中曾谈起过：
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
1960年12月17日，在和胡颂平的谈话中，胡适再次提到此事：
那晚看看一百二十箱的书籍，全都不能带了。想来想去，还是带了这部廿六回的《石头记》抄本。这是我的宝贝。我带了这一部出来。
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一是120箱当作102箱，一是廿六回当作十六回。前者可能是胡适记错了，后者则可能是胡颂平记错了。
对甲戌本的重视意味着对红学研究的重视，尽管这不过是其一生多个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但胡适的重视和珍爱程度由此可见。
对《红楼梦》念念不忘，按说应该对这部小说十分喜爱，有着极高的评价才是。但这位新红学开山祖师对《红楼梦》艺术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用句当下较为流行的话说，堪称酷评。
1960年11月20日，在给苏雪林的书信中，胡适这样写道：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大陆上共产党清算我，也曾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
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新红学战胜索隐派，获得主流地位。受其影响，当大家使用各种最动听、最漂亮的词语来赞美《红楼梦》时，胡适却对《红楼梦》作出这样的评价来，着实有些令人吃惊。显然，这些评价会引起争议，有些研究者据此指责胡适缺少审美眼光，见识低下等。但问题如此简单吗？胡适真的是在胡说八道吗？
毫无疑问，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之所以与其他研究者存在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他使用的评价标准和别人不一样。显然，胡适是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红楼梦》的。从《红楼梦》产生到胡适研究红学，其间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无论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认识，还是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后人的立场来评价《红楼梦》，自然会觉得见解不高明，艺术技巧也有问题。
这样的立场显然是无法得到多数人同意的。毕竟曹雪芹生活在一百多年前，应该将其与前代作家或同时代作家放在一起比较，而不能将其与后来的作家作品相比。
胡适的观点未必正确，不过，从他的酷评中还是能得到一些启发的。这主要表现在：
他点出了文学史上一个较为普遍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说《红楼梦》在文学技术上不如《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并非胡说八道，细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固然，《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在整个艺术成就上不如《红楼梦》，但也不可否认，这两部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胜出《红楼梦》的地方。比如两书在生活场景的描写、细节的刻画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果一部小说出现之后，后来的小说再也没有发展，那才真的有问题。
由此还可以想到《红楼梦》的众多续书。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些续书基本上是狗尾续貂，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他们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续书在续补《红楼梦》人物、情节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学习该书的写作技巧，有些续书学得还是蛮有模样的，在艺术上并非一无可取。
从红楼续书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经典作品在古代小说创作中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这些续作大多刻意模仿原作的写法和风格，尽管模仿的不一定像，但它客观上使原作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普及，从整体上提高了古代小说的创作水平。只要将这些红楼续书与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红楼梦》产生后带给中国古代小说的新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有胜出《红楼梦》处，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
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中，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启发，那就是应该客观、公正地为《红楼梦》这部小说定位。胡适的酷评尽管许多人不赞成，但其冷静、沉稳的精神和态度则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进入20世纪，红学逐渐成为一门专学，并且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号称20世纪的三大显学。曹雪芹和他的小说终于获得了迟到的鲜花和掌声。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有不少人把《红楼梦》抬到一个离奇的高度，人为地将这部小说神化，仿佛有了一部《红楼梦》，就可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就可以解决所有难题，其他书籍都没必要存在似的。
先哲曾经讲过，真理往前再走哪怕是一小步，都会变成谬误。在各种无节制吹捧《红楼梦》的喧闹声中，尤其需要像胡适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红楼梦》再伟大，它还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别的。是先有《红楼梦》，然后才有红学。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常识，但在红学研究异常热闹，红学专著出版近乎疯狂的今天，反而不容易看明白。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1）
1990年秋，90高龄的俞平伯老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站，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人知道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此刻在想什么。他的儿子俞润民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静静地陪伴着他……
忽然，老人指着书桌，发生低微的声音：“小条。”
俞润民走到书桌前，看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后四十后小书，拟在美洲小印分送，然后再分布大陆，托栋栋分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仍对《红楼梦》念念不忘。
这部小说已与老人的生命深深地融为一体，它给老人带来了人生中难得的快乐，也让老人为之吃尽了苦头。
追述老人一生研究红学的历程，感慨良多，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定性、来概括。让我们回到老人的年轻时代，还原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命中注定的红学之缘
说起来，俞平伯与《红楼梦》并没有特别的缘分，日后成为红学家颇有些偶然。原因很简单，他小时候虽然读过这部小说，但并不怎么喜欢。他在《红楼梦辨》的引论中曾提及这一点：
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到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告诉我姊姊说：“《红楼梦》是不可不读的！”这种“像煞有介事”的空气，使我不禁失笑，觉得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傻？
并不因自己研究红学，就说小时候如何喜爱《红楼梦》，如何与这部小说有缘之类，实话实说，平静、从容，这是俞平伯一贯的行文风格。
对《红楼梦》产生兴趣和好感，是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期间，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提倡白话，宣传文学改良，将白话文学抬到文学正宗的位置上。这些人都是俞平伯的师长，受其影响，俞平伯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文化活动，尽管他的精力和兴趣主要在新诗的创作和研究上，但对小说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当时所选的研究方向就是小说，并受到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的直接指导。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俞平伯开始对白话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楼梦》产生兴趣和好感。
1919年，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1月，他即坐上客轮，准备到英国留学。在一个多月的漫长旅途中，阅读《红楼梦》，和同行的傅斯年谈论《红楼梦》，成为他最好的消遣方式。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先声。
对这段旅途经历，他在《红楼梦辨》中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二○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这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
这还可以从俞平伯当时的日记《国外日记•；甲集》中得到印证内容：
1月11日：早看《红楼梦》。
1月14日：写信后和孟真谈。
1月18日：夜和孟真在船头上谈。
1月28日：夜和孟真谈。
2月2日：夜，和孟真在甲板上谈。
2月9日：在床上看《红楼梦》及《词选》。
可见俞平伯是一边读《红楼梦》，一边同傅斯年谈《红楼梦》的。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俞平伯是一个红学爱好者，他并没有打算专门研究《红楼梦》。正如其本人所言：
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确实如此。不过从此之后，冥冥之中，他已和《红楼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俞平伯此行是到英国留学的，按原来的计划，在英伦完成学业，怎么也得呆上三四年。谁知刚到英国没几天，俞平伯忽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那就是要打道回府，而且决心很坚定，连好友傅斯年追到法国马赛都无法劝阻。傅斯年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平伯忽然于抵英两星期后回国。这真是再也预想不到的事。他走的很巧妙，我竟不知道。我很怕他是精神病，所以赶到马赛去截他。在马赛见了他，原来是想家，说他下船回英，不听，又没有力量强制他下船，只好听他走罢。这真是我途中所最不快的一种经历。
这样，计划中的留学生活就变成了一趟行程十分匆忙的欧洲个人旅行。
俞平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回国，是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还是故土难舍，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从其当时的日记中看不出来，就连他的儿子俞润民在说到这件往事时都弄不明白。他在《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这样说道：
在英伦住了不久，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又整理行装，登船回国。
倒是俞平伯的好朋友傅斯年说得比较明白，他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说得很明确，是因为俞平伯“想家”。对此，他还进行了分析：
一句话说，平伯是他的家庭把他害了。他有生以来这次上船是第一次离开家。他又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他的性情又太孤僻，从来不和朋友商量，一味独断的。所以我竟不曾觉察出他的意思来，而不及预防。
傅斯年是俞平伯的好朋友，写信的时间离俞平伯回国也很近，所以他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在这封信中，他还对俞平伯回国后的事业作了一番分析：
平伯这次回国，未必就是一败涂地。“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
……
我写信劝平伯不要灰心，有暇还要多读西书，却专以整理中国文学为业。天地间的人和事业，本不是一概相量的，他果能于此有成，正何必羁绊在欧洲，每日想家去呢！
傅斯年虽然不同意俞平伯回国，但对其执意离开的行为还是表现出理解的态度。正如他所分析的，俞平伯回国后，果然在整理国故上有所建树，其中第一个成果就是《红楼梦辨》。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史的地位，也给他日后的命运带来许多变数。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2）
俞平伯本人是怎样来看自己的回国之举呢？他晚年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有这样的表述：
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余，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十九年矣尚有童心”者欤，抑亦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者耶。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
可以想象到的是，如果俞平伯在英国留学几年，他的思想与知识结构肯定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即使将来研究《红楼梦》，其观点和方法也必定与先前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也就无法参加胡适和顾颉刚的红学讨论。没有这场讨论，他就不可能写出那部著名的《红楼梦辨》，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了。没有《红楼梦辨》的俞平伯，其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景象。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象，恐怕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就俞平伯本人来说，他当初在萌发思乡回国的念头时，肯定没有想到，他这一回国，将会有什么样的机缘在等待着他，自然，也更无法预料，他将从此和《红楼梦》结下终身的缘分。
假如俞平伯此时能预知《红楼梦》这部小说将来给他带来的命运改变，他是选择留在英国还是要动身回国呢？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剧谈《红楼》为消夏
回国后，俞平伯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半年。1921年，他重返北京，为留学考试作准备。正是这趟行程，使他从此成为红楼梦中人，《红楼梦》这部小说注定要伴随其坎坷复杂的一生。此时，俞平伯还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俞平伯在北京期间，正赶上胡适和顾颉刚的红学讨论。当时，两人通讯频繁，相互切磋，好不热闹。俞平伯受此感染和影响，也加入了进来，三人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研红小组，大家频繁通讯，相互切磋交流，兴致很高。新红学正是在这种轻松、愉快的良好氛围中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新红学还有学术传统的话，这就是它的基本传统，可惜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八十多年后，在纷繁喧闹、充满火药气的红学大跃进年代里重温这段历史，不能不由人感慨万千。
在三人研红小组中，顾颉刚是个联络中心，胡适、俞平伯的信都是写给他的，两人之间的交流除少数直接的面谈外，也往往通过顾颉刚转达。可以说，俞平伯探讨《红楼梦》主要是和顾颉刚进行的。
俞平伯对胡适、顾颉刚两人之间的讨论十分了解，在与顾颉刚通信之前，两人已当面进行过多次探讨，只不过没有形成文字而已。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曾提到这件事：
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
两人的谈兴很浓，以至于到剧场看戏时还说个不停，结果坐在前面的人很不满意，屡屡回头来看他们。
1921年4月27日，俞平伯给顾颉刚写信探讨《红楼梦》，这封信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俞平伯正式研究《红楼梦》的开始。
他在这封信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他觉得“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
一是他认为“《红楼》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信中探讨的内容像后四十回问题，是胡适、顾颉刚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俞平伯在这方面有不少新的见解，《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有关后四十回的部分，较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一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虽然与考证关系并不太大，但很有启发意义，它显示了俞平伯的学术个性和兴趣所在，即更注意从作品中寻找内证，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更为关注。
对俞平伯的看法，顾颉刚深表赞同，他在1921年5月1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接到来信，细读一过，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兄这样一考，高鹗的补撰回目是确定了。
从此，两人主要通过书信方式探讨《红楼梦》，从1921年4月27日俞平伯写第一封信开始，到1921年10月11日，共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俞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