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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加拿大和美国各医学会的所有有关文献，从在伦敦工作的同行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的长篇摘要，与渥太华①的有关政府部门通信，并写信和美洲大陆上所有他能打听到的专家交换意见。他编制了有关的书目，列举出与这问题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好几百种。他埋头研究国际劳动局以及国际联盟有关部门出版的各种统计手册。他研究每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制度，同时也研究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平均工资、政府组织、政党和居民的社会觉悟。等到他觉得有充分把握的时候，便邀请一批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到他的公寓里去，向他们陈述他的见解。
①加拿大首都。——译注
这次聚会产生了加拿大医疗史上的一个新组织：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很啰嗦，并且一再更改过，但是它的宗旨却很简单。正像儿童美术学校的宗旨是增进贫苦儿童的福利一样，这个新的组织的宗旨是使最需要医药的人们得到适当的照顾。
一百名医生、牙医、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组织，推举白求恩当他们的书记。1936年7月，他们准备第一次公开放炮了。在白求恩事前与政府官员会谈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篇由白求恩签名的宣言，请大家注意魁北克省几十万人所处的悲惨境况，强调指出人民的健康只有由政府负责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来立即改善公众健康状况。
他们建议试行的办法包括：一项适用于所有工资劳动者的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由各专门医院派医生、护士和牙医组织医疗队在各大城市工作；所有失业者以五百人为一组划归当地的医生负责医疗，由政府提供医疗费用。
在医界内部，有人表示了疑虑，不知道这些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的责任的议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白求恩在给会员们的一个报告里写道：“到目前为止，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对于我们送去的初步草案的反应很保守。”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13）
虽然他提出的方案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但是他毫不踌躇地宣称，社会化医疗制是一种能使医学得到解放，并且发挥最大作用的最终形式。如果有人想利用社会化医疗制的名目来把人吓跑的话，那么他是随时准备来为它辩护的。
在人民保健会发表主张的宣言所引起的讨论中，蒙特利尔的医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见解。等到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医学的经济问题讨论会时，争论就终于在正式的医学团体会场上出现了。这正是白求恩一直在等待着的机会。
二十
蒙特利尔三位主要的医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A·H·戈登、B·柯迪海和白求恩。
戈登大夫发表的见解认为，任何使政府对私人健康负责的企图都威胁医业的基础。
柯迪海大夫采取了中间路线，承认由于经济危机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及医生们到处面对着严重的问题，主张实行不受政府干预的健康保险办法。
白求恩大夫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他直率地主张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前面两个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制，虽然激烈的程度不一样。白求恩用很尖锐的话开始了他的发言：
“今天晚上摆在诸位面前的是本会有史以来最有趣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①。在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当中，必须着重指出医生们自己正在受到审判。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因此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①“病案”和法庭的“案件”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字。——译注
戈登大夫曾详细讨论在社会化医疗制下面医生个人前途的问题。
这一点〔白求恩说〕使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放回到适当的范围里来考虑。②因为全民族的健康比医生个人的命运关系重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医学经济学，而是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必须把医学看作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讲明了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治疗的疾病，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有些人想把这个全身的疾病当作暂时的小病来医治。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从本句至本章末的材料均引自白求恩的发言。——原注
我们大多数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暂时减轻痛苦的各种办法就像医治梅毒性头痛的阿司匹林药片一样。它们也许可以减轻痛苦，但是它们决不能把病治好。
医业〔他平静地接着往下讲，把话故意说得轻的时候多，借助于修辞的时候少〕是这个“能捞钱且捞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种典型的、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行业，在私人利润的基础上以垄断的方式进行着它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医业也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方面一样，遭遇到类似的危机，呈现着类似的、有趣而不愉快的现象。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多病的国家里，科学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在一个生产食品超过人民消费量的国家里，成千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还烧毁咖啡，把猪白白杀死，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成千的人却衣不蔽体。因此，好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好几十万人在遭受着痛苦，好几万人由于没有适当的医药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药治疗现成就有的，只是他们出不起价钱。无力购买是和分配不均结合在一起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医业，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是以珠宝的价钱出卖面包的，占我们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买不起，只好挨饿；我们做医生的卖不出去，也倒霉。人民的健康没有保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了。
这个国家里的人在经济上分为三大等：第一，宽裕的；第二，不宽裕的；第三，穷苦的。属于上等的是那些生活宽裕的人们，有钱人和大富之家；属于中等的是那些不太宽裕和不太稳定的人们；属于下等的是那些广大的群众，他们带着镣铐，挣扎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这些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们目前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的诊治仅够得上基本的健康标准所要求的三分之一。病人住院治疗的数目只及一个适当的标准所要求的百分之五十五，而住院的日数又只是需要的日数的百分之五十四。
总而言之，你一定得害一场非常严重的外科病，才能勉强得到充分的医疗。美国医学会的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少于一千二百元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如果把这些人和每年收入在一万元或更多的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三点八也得不到类似的诊治）加在一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事实：所有这些人中，不分收入多少，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这种惊人的事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经济困难出不起钱是主要的原因；第二，愚昧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
科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已经使任何个人实际上连全部医学知识也不可能完全掌握——更不用提什么应用了。这样就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产生了医学专门化。普通医生都知道，如果没有专科医生的支持，他们就不能使病人所花的钱划得来，然而专科学习的费用贵得使许多人不能向这方面发展。年轻的医生为了缴纳医学教育的费用，在经济上作了一番艰苦挣扎，此后，为了挣钱，又往往被逼得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不论那种工作多么不合他的志趣。于是他就掉在经济制度的罗网当中，这是一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个能逃脱的罗网。收取诊金的办法在道德上使医生们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佩拉特和阿林斯在1933年做了一次美国的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穷人的发病率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高。并且医生们给这个阶层的全部诊治次数当中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免费的，给中等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给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
请允许我讲几点明确的看法，因为在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有一定的作用：
保护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公平、没效率、浪费大、完全过时的办法。医生们、慈善家和慈善机关则在千方百计地延长它的寿命。一百年前，十九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这种办法早就该自然地消灭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么一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群众中一部分人的疾病和肌体的失调影响着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和废止或限制私人开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办法。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政客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剥削我们。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14）
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我们的医务界里，让我们不单单讨论有趣的病例，而是更多讨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业与国家的关系、医业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认识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科学性的（在我们应用这两个名词时的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而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
医务界像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对它的领导人的估价也是根据他们对当前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在现代医务界里，我们需要少来几个内外科的名医，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界——作为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利人的人民健康的保护者——必须向政府提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方案。然后，在实施这个方案以后，医务界无论发觉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那个地位。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像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医务界必须完全重新组织和统一起来，编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向疾病进行协同性的攻击，并且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那个目的。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
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白求恩在中南部医学会议上的言论令同仁震惊。
二十五年前，谁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可耻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可笑的事。
各种医疗改革，例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它们都是迫不得已由过时的人道主义所产生的五花八门的假社会主义。
反对社会化医疗制的人们所强调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第一，丧失积极性。虽然据说人和驴子一样，在现代这种野蛮状态之中，多半需要在鼻子前面挂一些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一束名望之花也一样有效。
第二，官僚制度。这可以用由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
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唯一提倡这种说法的人是医生们自己——不是病人。可以给病人有限制的选择机会——比如说两三个医生吧，然后如果病人还不满意，就送他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是公平交易——医生多少也该有选择病人的权利吧！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所要求的是疗效，不是名医。
我们医务界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惊醒过来，从而关心社会，认识健康是和经济上有保障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孤立状态，了解目前经济危机的实情。世界正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变化着，阿斯柯莱帕斯①的船已经开始感觉到日益高涨的世界浪潮在它的龙骨下面咆哮。这个浪潮正在向前奔腾，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随着浪潮前进，不然就要葬身波涛。
①罗马医神。——译注
人民对于社会化医疗制已经准备好了。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在医务界外面有，在医务界内部也有。承认这个事实！这是整个情况中量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反动分子的嘲笑的面孔或是悲观主义者无精打采的神情，假托下面这一类的话宣布他们的原则：“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啦”，“非盈利的国有企业没效率啦”，“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啦”，“个人的自由啦”。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务界的敌人。
医务界今天所面临着的情况是医务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我们的私人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外一派主张医务界的作用比维持医生的地位重大，保障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超越在职业的特权之上。因此，《亨利四世》中莎士比亚的一个角色的口令在好几个世纪以后仍然挑战似的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①
①《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五幕第三场。英王亨利四世驾崩，其子亨利王世即位，因此问口令的角色提出了效忠哪个国王的问题。白求恩借这个类比来说明医务界所面临的抉择。——译注
二十一
几天以后，白求恩在自己书桌的记事本上草草地写下了几条备忘录：
一、搜集所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背景材料……二、把《赞成社会化医疗制》一文重打出来，准备散发征求意见。三、准备一份人员名单，以便分送肺结核患者离开疗养院以后作康复用的模范城的计划。四、查医学文献了解是否有过和这孩子病况相似的先例……
战争、政治纠纷、病人康复计划、民族的命运、一个孩子的苦境。
如果有个人站在他背后看他写，也许会觉得他记的几件事莫名其妙地互不关联。要是在从前某一个时期，他自己也会把它们列为互不相关的事项。现在他却觉得它们交织在一起，都作为同一个复杂图案中的互相关联的螺纹而要求重视和行动。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15）
他以前在组织人民保健会的时候，曾同时花了许多个晚上的时间去设计一个完整的城市。他曾经把许多草图给玛丽安·斯科特看，她是他的朋友，同道的艺术家，以及儿童美术学校的合作者。“我的意图，”他曾解释道，“也许好像是新奇，可是我深信它也很实际。”在俄国有许多专为疗养院“毕业生”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这些“毕业生”是指那已经恢复到可以重新工作的病人，但是他们还需要监督、注意和较轻的工作。而在加拿大就没有这种医疗设施。但是，他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建设崭新的城市，其中有适宜的房屋、公园和轻工业，一切都适应曾患过肺结核的人的需要呢？目的当然是要为他拉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在那里可以得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