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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列车在沿途的车站停了好几次，站上有小贩卖热小米粥、面条、茶水、炸兔肉、大饼、馒头、煮鸡蛋。两天以后，他们到达临汾，却发觉他们必须往回走。
他们进站的时候，临汾站台上挤满了携带着全部家当的老百姓，以及四肢和头部缠着沾满尘土、血渍斑斑的绷带的伤员。日军离城不远了，正在迅速推进，居民正在撤退。在遍布全城的混乱状态中，白求恩到处寻找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司令部。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司令部已转移——没有人知道移到哪儿去了。他发觉现在只有向南开行的列车，车上都载满了难民。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几小时以后，眼看这个城市就要陷落了，再往前走显然又不可能找到交通工具，他无可奈何地同意搭最后一趟火车，再由原路折回潼关。
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白求恩在日记里记下了以后的旅程。
2月28日：事情就这样简单。到延安去，我们得往西走三百英里。徒步和坐骡车！得过河入陕西。到了陕西境内还得过两条大河。（当然是没有桥！）前面还有丛山。可是对于八路军的战士们，这一切都好像是平淡无奇的。
在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在这座空城里逛了一阵，在街上用一元四角钱买了四分之一只小猪做食品。不分昼夜，一二十个一批的伤员陆续从前线退下来。城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敌人的炮声。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3）
我们跟着一个四十二辆大车的运输队离开了高显，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每辆车由三头骡子拉着。天气很晴朗。我走在运输队前面，呼吸着凉爽干燥的空气。沿途有许多城镇，但是由于日军迫近的消息，居民把城门都关上了，我们只好在野外绕过了城墙再走上大路。
我们第一次遇到敌人是在下午，离开高显只有四个小时。我正在第一辆大车旁走着，忽然看见离我们左边两英里的地方有两架轰炸机向南飞行。它们立刻发现了我们。四十二辆大车从前到后有四分之一英里多长，附近既没有高射炮，全省也找不出一架中国驱逐机。我们一定使他们垂涎三尺！我们好比一群鸟，坐在那儿等人打死，他们就果真下手来打我们。有一架在高空盘旋，另一架从我们头上掠过去，离地面不过五百英尺。我们的护送队里有五个大人和五个男孩，总共只有五支旧步枪。我和赶车的以及护送的人一起从车旁跑开，伏在地上，附近找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可以给我们一点遮掩。
当我们望着的时候，第一架轰炸机回来了，飞得低到我能够用一个棒球击中它。它向运输队前面投弹，但是没炸中，差着五十英尺的样子！它向最后面的车辆飞过去，又投下四颗炸弹，这次可见效了。这次我听见炸伤的人的喊叫。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受伤，还有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李少校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赔一百块银洋。我发现这是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从老百姓那儿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我医治了受伤的人，我们把炸死的和炸伤的骡子从炸坏的大车上卸下来。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辆车了，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我们在满天阴云的黑夜里赶路，睡在大米包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震得骨头发疼。
3月1日：清早五点钟，我们又到了汾河岸上，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我们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睡了四个小时，九点钟起来吃早点，吃的是酒酿，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在我们对面远远的河岸上是绛州城。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和这些步行着的伤员！
我们渡河到绛州的时候，日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早晨。这儿河面有二百码宽，水很浑，有半人深，流得很急。
绛州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我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法国式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尖塔。我奔向这个教堂。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教堂里我看到一座普通常见的教会住宅，里面住满了避难教徒的家属。教堂里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个法国神父。他们热忱地欢迎我，开了一瓶红酒，给了我一支很香的雪茄烟，并留我过夜。我们谈得很投机，大部分用英语，夹杂着一点法语。
他们预料日军会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来到。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膀。日军对基督教徒不是和对中国人同样地残酷么？难道他们期望侵略者会尊重教堂尖塔上的法国国旗吗？他们承认以前发生过“不幸的”暴行，并且杀死了几个传教士，但是他们一定要和他们的教民留在一起。我佩服他们的勇气。第二天我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招待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说：“我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再见到。不然的话，就在天堂。”
我们等脚夫把所有的米都背过河以后，在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英里，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有这条河把我们和敌人隔开，使我们心里轻松得多。
到傍晚我们已走了六十里（二十英里），一路都是步行，然后在一个名叫岐山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3月2日：我们很早就动身。除了我们的步行的伤员以外，路上看不到一个战士。
我走在两辆大车前，看见前面有一个年轻人不时停下来休息。等我赶上他的时候，我看出他呼吸很急促。他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他的褪色的蓝上衣上，有一大块变黑了的旧血渍。我强迫他停住，给他检查。他在一星期以前肺部被枪弹打穿，现在右胸上部的前胸壁上有一个正在严重溃脓的伤口。伤口从没上过药。枪弹射进了肺，又从背后穿了出去。胸腔里一直到前面第三条肋骨都有液体。心脏也往左移了三英寸。这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步行了一个星期。假若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把他放到我们的大车上。当这辆骡车在那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路上慢慢地走着的时候，他躺在车上，很痛苦地咳嗽着。
今天我们只走了二十英里。我们和紧跟在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3月3日：今天我们到了河津县。满城都是阎锡山将军的本省军队。我们终于追上中国军队了！我们听说美国长老会医院已在一个月前撤退。教会走了一个星期以后，从北面来了五百个伤员，而本地已没有医院给他们治疗了。
我在一家“店”里找到了这城里唯一的“医生”。他一身兼任医生、牙医及药剂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郎中。他的店里有好些伤员等着上药包扎，每人收费一元钱。我买了一小卷值五角钱的纱布，他要了我四元钱。
当地的部队似乎没有什么纪律。我们听说有的士兵不服从长官，据说老资格的军官还克扣士兵的军饷，虽然他们的军饷本来就少得可怜——除了伙食和制服以外，每人六元钱一个月。我们又听说有些部队已经许多月没发饷了……一塌糊涂！
3月4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四十八岁。去年在马德里，今年在中国的河津。我给伤员们的手和胳臂上药包扎，借以庆祝一下。我发现所有这儿的伤员都只有些被忽略了的轻伤，其余的伤员都在路上死掉了。我还在城里逛了一趟看看“景致”——鱼贩子木桶里的活鲤鱼，摇晃着大耳朵的黑猪，不叫唤的狗，窗户上糊着白纸的房屋，满是虱子的炕。
3月5日：今天我们离开河津到黄河东岸的小村子。动身以前，我们听说日军已经把我们在三十六个小时以前走过的那些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
我们很迟才出发。晚上九点，我们在一片漆黑中走向河岸。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岸上有十来处生着火，有五千人带着卡车、骡马、野炮和大堆的军用品麇集在那儿，都在等着过河去陕西。这片营地附近像墙一般陡峭的山坡上闪耀着反射的火光。在两岸高耸的悬崖之间，河水在翻腾咆哮。巨大的冰块汹涌地滚滚而下，在远处黑黑的河面上发出撞击的声音。这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奇景。
3月6日：我们到半夜才睡，就躺在河边的大米包上。清早五点我们就起来了，天很冷，阴云密布。过河的沙船一共只有四条，这样至少要用四天工夫。我们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英里了。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4）
3月7日：负责渡河的中国军官把我们放在最先离岸的那条沙船上。这船有五十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上面载着一百个人，还有野炮、骡子和行李。我们一下子就被向下冲了半英里，冲过了岸上有上千名伤员聚集的地方，后来还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子跳到水里，用一根竹竿做锚使船慢了下来。随后船夫就竭力使船离开奔腾的急流，慢慢地渡到对岸。
西岸防御得很坚固，有许多部队，有很好的战壕和地洞。我看见了好几队野炮。士兵看上去很精神。他们表现出有秩序、有纪律、有效率。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褪了色的制服，颜色和那玷污了他们多少个日月的泥土一样。他们的装备看起来也还好，有许多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手榴弹。
我们走到附近一个村子，找了一所空房子住下。我开了两听牛肉片罐头给大家当午饭。我记得最后看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朱德将军的枣红色骏马。他曾把它借给在不久以前访问晋北战场的美国陆军武官伊万斯·卡尔逊中校。卡尔逊把这匹马交给了我们的队长，托他还给朱德将军……
我们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我们总算抢在他们前面走了……可是，河水正在上涨，如果日军明天到达东岸，我担心那儿会有许多人被俘。河津离这儿只有五英里。我们预料岸上会有战事。天下着雨，很冷。
3月8日：我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昨天下午四点，日本骑兵到了东岸。我领着一伙人到河岸去搬我们还没有运走的物资，就在这时，敌人向我们发射机关枪，宣布他们已经到了对岸。枪弹在一百码以外落到河里。我们从河岸爬进一条战壕，从那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我们决定从一块没有遮拦的空地上跑过去。他们又对着那儿向我们开火。我们扑倒在地上，枪弹把泥土打得乱飞，近得使人胆寒。等我抬头一看，我吓坏了，原来我们正伏在五十英尺外我们自己的一座野炮前面。我们赶忙爬开，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日军枪打得很准……
我们听说，对岸有两万名日军，包括四五百名骑兵，几队野炮，以及步兵。我们的物资大部分已经运过河了。我给许多伤员上了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军医。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发现国民党军队各个师的医官只给他本师的人治疗，此外一概不管。简直是疯狂！
这是这些天来最冷的一夜，地上有二英寸厚的雪。我们给自己找着一个洞，又舒服，又暖和，但是我可怜那些躺在雪地上，一点遮蔽都没有的士兵。村子里除了小米以外没别的东西吃。
日军的炮队在不久以前到达了对岸，现在正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轰击。我们的炮队也在还击。爆炸声在群山中此起彼伏地发出奇异的回响。一颗日本炮弹把三百英尺以外的一所房屋的屋顶给轰掉了，但是敌人却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洞在山腰里，深入地下四十英尺。
我发现了一批药品，这是一个混帐医官遗弃在这里的，其中有好多瓶樟脑化合物溶液、毛地黄、肾上腺素、外科手术用的丝缝线、注射器和好多瓶古柯碱。
3月9日：今天早上一醒，就听见我们的中国士兵里有一个在唱《马赛进行曲》。在黄河岸上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起身号。上午有一个小孩得了惊风症，他的母亲跑出洞去大声喊叫孩子的名字，以招回他的灵魂 （她相信他的灵魂暂时离开了他的身体）。邪魔和《马赛进行曲》在一起！
3月10日：今天我们出发步行到二百二十英里以外的西安去。李真是惊人。他还不到三十二岁，过去曾经在上海拉黄包车，后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两条腿就像树一样。当我们到达韩城的时候，他的精神仍然相当饱满。
今天是个行路的好天气。这儿的田野看着很不错，麦子已经有四英寸高了。
我们一直在河的左岸走，路上碰到了许多临汾大学的学生。他们有三千人被日军赶得七零八落的，向着南面和西面奔逃，其中有的被俘获杀害了，有的在山里冻死了。我们所遇见的学生中有许多一心想投奔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抗大。
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韩城，城墙很高，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至少我很高兴我们到了这儿。
3月22日：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动笔。我们在韩城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等候从西安派来的卡车。多么紧张的一星期！我给许多伤员治病，同时又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我。我所治的病有肺结核，有卵巢炎，有胃溃疡，什么病都有。我在一个设在一座庙里的部队后方医院工作了几天以后，那儿的外科主任和全体护士都要跟我到延安去。当然我们是不能带他们去的。3月19日，卡车终于来了，我们随即出发去二百英里外的西安，路上走了两天，现在我们在这儿了。已会见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她一直在尽力设法给延安的各医院运去医疗器械。我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浴室去。一次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快感——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一次洗澡！
再过四天我们就出发到延安去。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这儿就是那些仍然不大为外界所知道的人们。三年前他们还只是一小支打得七零八落的队伍，可是现在他们的话已经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传遍了全中国。当外界还在不加理会，或者感到纳闷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复杂的政治演变已经在这儿展开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境内出现了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所领导的自治区。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在这个专区的军事和行政总部里，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在他本人出现前就传开了。马大夫领着他访问各军政机关的时候，那种期待的气氛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