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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乃元不敢自比为梵谷，只是在追求艺术的境界上，梵谷是他的精神导师。胡乃元不只熟读书信集，还会造访纽约当代艺术馆等珍藏梵谷名画的博物馆，想体会梵谷当时创作的艰辛。
沈醉于历史与天文，对于家乡，胡乃元总有着一股想要了解的念头。倒不是因为他离家太久，而是因为他的父母亲。胡乃元担任医师的父亲在白色恐怖时期，曾经被抓进绿岛。并不是父亲的经历让他仇恨，而是，父亲的遭遇引起他的好奇心，因此想要了解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
于是，他读英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写的历史书籍，又看黄仁宇的历史著作，想要用抽离的距离来探究历史，读着、读着，就读出兴趣，甚至占掉原本应该给音乐的时间。「如果我没有当音乐家，我应该是在研究历史或天文吧！」胡乃元说。
想研究天文，也跟父亲有关。胡乃元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时候看到爸爸曾经做了一个星象图，他很好奇，结果爸爸告诉他，星象图是在绿岛服刑的时候做的，因为万一有机会坐小船逃到海上时，至少不会迷失方向。
父亲对胡乃元的影响，真的很大。
小时候，胡乃元会想学琴，就是看到父母亲听着唱片，被唱片里优美的小提琴乐声吸引，小小的愿望慢慢成形，希望自己哪一天也可以拉得这么好。后来，胡乃元的音乐天分不断展露，父母亲因而决定在他十岁出头时，送他出国学琴。此行，也将胡乃元送上国际演奏家的命运。
胡乃元眷恋着台湾，其实，台湾也一直是他在国际乐坛上坚实的后盾，支持着他。
一九八五年，胡乃元才二十四岁，就拿到比利时伊莉莎白女王小提琴大奖。「那时候，台湾实在是太久没有人得到这么重要的奖了，」一位乐评家这么说。所以，当胡乃元回国时，受到全台「英雄式」的欢迎，让胡乃元自己都很不习惯。他记得，当时回台南市的母校永福国小时，校长还勉励学校学琴的学生，要他们好好学琴，将来变成第二个胡乃元。
身为国际知名的演奏家，胡乃元跟别人最不同的，就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敬业精神。
胡乃元虽不拥抱观众，但并不代表他不亲和、不重视与观众的互动，相反的，他其实很喜欢在小型的场地演奏，因为这样可以跟听众更亲近。
胡乃元曾在一场小型演奏会中，一边演奏，一边停下来讲解巴哈谱写无伴奏小提琴曲时，发生在巴哈与妻子之间的故事，并且还示范了各种不同的演奏法。
因为大多数的人看到的胡乃元，是在大型表演场地如国家音乐厅的表演。于是，只见他在偌大的场地中，不高的身材、闭上眼睛、动作小小的，很难展现他与听众互动的亲近。
「他的演奏比较不会那么激烈、哗众取宠，」乐评家杨忠衡这么说。
其实，胡乃元的风格，跟师承很有关系。小提琴演奏家可以大略分为两种学派，一种师承来自茱丽亚音乐学院，另一种则是法比学派。
当前许多有名的音乐家，比如甘乃迪（Nigel Kennedy）、夏汉（Gil Shaham）、林昭亮等人，都来自茱丽亚音乐学院。茱丽亚会教导学生怎样在舞台上得到最好的效果，怎样跟听众互动，所以听众刚开始听他们的演奏会觉得很刺激，因为对比大、很剧烈。
享受创作的过程，师承之说，是乐评家为了帮助听众了解音乐而做的分类，胡乃元自己并不特别认同，但是，对他来说，他特别在意的，的确是音乐的风格、本质。
因为真正驱使（drive）演奏家不断往前的，是一种想要透过曲子来表达心声的欲望，音乐家到最后要的就是这个。
同样是演奏巴哈的曲子，九岁时，胡乃元只是想要拉出唱片里面的音色。十八岁时，胡乃元觉得应该拉出隆重、庄严的感觉，但或许是觉得技巧不够好，所以需要再下工夫。
等到三十几岁，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这才发现，音乐里的情感与音色美，完全是两回事。十八岁以为巴哈应该是隆重、庄严的，现在反而觉得应该是要用音乐来亲切地讲述整个故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胡乃元愈发觉得需要找出自己的独特性。他会花很多时间去搜集音乐家的原稿，潜心研究两、三百年前，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谱曲时的原始想法，并且比对后来承传下来的传统演奏方式。结果，他往往惊讶的发现，原来几百年来，许多既有的传统演奏方式，一直是错误且因袭甚久的。
这反而给了胡乃元一个非常开阔的选择空间。因为，胡乃元演奏时，不用按照传统的演奏方式，反而可以自在的融会原稿的传统方式与既有的演出方式，并且修正过去老师教导的，与自己的习惯，最后，找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
道理说起来简单，但是，怎么融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摸索的过程，就像是要拿掉学走路的工具，重新学走路。从弓法、指法、发音的方法，都要一一修正，一直到最后将每一个音连起来。
找自己真的很痛苦。胡乃元比喻，音乐家就像一匹拉车的马，而听众就是车上的乘客，享受着音乐家的付出与奋斗。
如果梵谷眼中的美，不是农夫与田园，而是当时流行的贵族肖像，那么，也不会成就他艺术的独特性。
总是记得小提琴大师海飞兹说的这句话：「音乐家必须要有一种tergrity，面对自己，只要给自己交代、不违背自己就好了。」
徐志摩有一首诗，描写在沙滩上浇花的人，胡乃元读了大有感触，「在沙滩上浇花不是很笨吗？但是，就像是这样的人。」
从他在琴韵里传达的人性，可以感受到他对人性的关怀。音乐之外的胡乃元对人性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在音乐里，他选择寂寞独行？
在台下的胡乃元身材不高大，笑起来有几分腼腆，看起来很纯真，还像个大孩子，也像是走在街头上，随时可能与你错身而过的人。
胡乃元最重要的成就是，一九八五年他获得伊莉莎白女王国际大赛首奖，「他创下第一位华人获得这项国际大奖的首例」，得奖是国际乐坛对胡乃元的肯定，也让学琴二十年的胡乃元下定决心，走上演奏家事业之路。「得奖后我才明白，这是我走上独奏家事业的开始。」
胡乃元最珍贵的地方是，他的乐音中流露出对人性的关怀，这个成就超过了他在演奏技巧上的表现。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胡乃元比较缺乏偶像型的明星特质，关键在于胡乃元的演奏风格较冷。
他对人性的关怀，和他的成长背景有关。胡乃元的背景特殊，他的舅舅就是曾在威权时代发起废除白色恐怖之源－－刑法一百条的台湾医界联盟发起人李镇源教授。
胡乃元的父亲－－台大眼科教授胡麟，是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者，一九五○年入狱后，被关了整整十年。
父亲是影响他最深的人。父亲出狱的第一年，胡乃元才出生，和前面两位姐姐差了十多岁。
酷爱古典乐的父亲，总是抱着他一起听音乐，从不给他压力，只淡淡地对他说：「学了一件事，就要好好去做。」在音乐的领域，他从来没有忘记这句话。「如果说，我在音乐的领域算是有成就，这要感谢我的父亲。」胡乃元说。
胡乃元性格上有一部分比较属于灰色地带。「我的哀伤比爱情更深沉，不是泪水，而是一种废墟的沉重。」胡乃元说。
在他内心深处的悲哀，有一部分来自于童年的记忆。
父亲出狱之后才生下他，胡乃元和上面两位姐姐年龄相差很多，加上习琴，作息和一般同学不同，比较难有交集，他的童年里只有小提琴和他作伴。
一直到念大学，胡乃元才有年龄相仿的朋友，变得比较开朗，后来搬到纽约，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胡乃元对纽约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主要是因为城市性格和他很贴近。这么繁华的都市，每个人却都有自己的寂寞。所以911事件给他的冲击很大，眼见着城毁了，藏在胡乃元内心的旧伤被牵动着，伤口比以前更痛。住在纽约上西区的胡乃元，在事发之后，特别到了出事地点。眼见这个纽约地标倾毁，心好象被撕裂了。
胡乃元承认自己的演奏风格比较冷，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拉奏小提琴时，脸部不太容易做表情，而真正的原因却是，一站上演奏厅，他就不知不觉严肃了起来。
演奏时的冷，是一种疏离，但是，他暂时不想改变和观众的距离。
不愿改变和观众距离，是因为胡乃元正在音乐里修行。
修行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这是胡乃元在音乐里最重要的课题，小提琴家常常处于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练琴，一个人演出，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经过寂寞草原，一个人拥有晨昏，小提琴独奏家在音乐的旅程中是孤独的，只有一个人，这样的过程，很像修行。
大乘佛教讲的修行是转迷为悟。从观察、思考，到设法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整个研究和实践的过程，形成了所谓的「修行」。只要能转迷为悟，就能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涅盘。
音乐亦然，从观察、思考到解决音乐上的问题，要能转迷为悟，因为，音乐不是技巧，而是成长过程中的人生经验，一旦体悟，就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修行的时候，胡乃元重视的是「自求悟道」，所以，他宁可享受寂寞。艺术家和明星之间还没有交集，胡乃元不排斥自己成为明星，但先决条件是要先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在这个时代，人们往往颠倒了艺术家与明星的顺序。
台湾社会向来崇拜明星，得奖就是明星，但是，得奖前后的他，其实并没有改变。
有些人只是因为他得了国际大奖，才来听音乐，他会怀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了解我的音乐。
台上的冷，并不是胡乃元的真性情，但这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距离，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要的只是一个当音乐家的尊严，他对成功的定义和别人不同。
透过他的诠释，乐音自然地传送出巴哈的典雅或是帕格尼尼的雍容。他的演奏特色在于他把人生理想，贯穿成一种简单而深刻的主题，里面是真实情感的表现，他演奏时所呈现出来的，不是单纯的声音表演效果，而是一种关怀。
他想要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那种音乐的美感，闪烁着对人性的关怀，慑人心魄的表情力量和抒情的色彩。
胡乃元对人性关怀来自他的本性。而音乐可以纾解压力，带来快乐，让人生获得不同的启发。
创意人生让音乐活起来的 方文山
让音乐活起来的 方文山
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成为生活的梦想家。
方文山，一个在流行音乐界快速窜起的名字。
入行短短五年，去年就以「娘子」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奖，今年更是锐不可挡，靠着「上海一九四三」、「威廉古堡」、「爱在公元前」一举囊括三项入围，创了金曲奖有史以来的记录。
他的歌词帮音乐搭档周杰伦，塑造了画面鲜明、想象无边的音乐世界，同时，也树立了融合电影与新诗手法的风格，成为年轻人崇拜的新生代作词人。
后来，他又多了「总编辑」和「畅销作家」两项头衔，因为兼任华人版图出版社总编辑的创业作《半岛铁盒》大卖，不到两个月就创造了四万本的佳绩。
集才华和机运于一身的方文山，让他的音乐搭档周杰伦和其歌词充满又酷又炫的异次元空间。
方文山的词感觉很特别、很有画面，搭了他的词，让周杰伦的曲活了起来。对文字，他从小就有天分。虽然他成绩不好，一直属于被老师骂到臭头的学生，但每次老师出完作文题目，两三下就交稿了，而且写完自己的还不够，还要帮同学写才过瘾。
很多喜欢文字的年轻人都会梦想能写歌词，却少有人像方文山这样的积极行动。退伍后，他利用工作之余，找了几百首歌词，一首一首去推敲，自己摸索出歌词的游戏规则，甚至还不断改写当时最红的歌词，当做练习，直到韵脚、记忆点、起承转合种种专业技法都运用自如。
他还跑去上两期编剧班，而学到的场面调度、蒙太奇剪接，让他的布局和铺陈更大气，也因此影响他后来写每首歌词，都像在经营一部电影。
他认为，写词就像工厂接单。作词除了要在旋律、韵脚的限制下，顾及创新和词意，最可怕的是，精密的企划会议，会设定种种的要求。
私立高职毕业的他，还是个防盗系统安装工程师，换个说法，就是跟水电工差不多的工作。
当年的方文山就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写词，在半年内累积了两百多首歌词，然后选出最好的一百多首，还将笔划分成一字部到十几字部，装订成册，寄一百份到各大唱片公司。
在国语流行歌坛，作词的圈子很小，不是从企划或制作助理渐渐转型，就是娱乐记者跨刀，几乎没有人靠投稿入行。
面对生命的第一个转折，就是吴宗宪打电话给他。
那天，是民国八十六年七月七日凌晨一点半，他在新书中写道，正当他等了一个半月，准备回去做安装防盗工作时，吴宗宪竟亲自打电话给他。
他不会解释那种感觉，一个在电视上常常讲话的人，突然打电话给他，让他觉得自己是真的很幸运。
签约的第一年，却整整一年都没有卖出一首歌，他回忆那时侯「很闷，想说签来干嘛？」
方文山兼做唱片公司的行政工作，薪水只有二万的他，因为没钱租房子，每天从桃园骑一个小时的摩托车上班。
五年前唱片公司签的八个新人中，只有方文山和周杰伦熬出头，其它人早在第一阶段就离开了。
有时侯机会比实力重要，因为，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
他认为，如果没跟周杰伦搭配，恐怕要耕耘个十年，才能写出知名度。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一个人要有才华，也要肯用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他的文字底子够好，悟性也很高，能够把词融入音乐的天分，让音乐本身的特色发挥得更好；而灵活的文字更勾引着听众，进入歌者的异想空间。
流行音乐其实是商品，人家出钱请你，本来就要符合他们的要求，像工厂接单一样，就算是大牌作词人也经常会被退稿。
此时他会说服自己，把写词当成工作时，就不啰嗦。庞大的唱片是工业的一环，要尊重群策群力规画出的方向，人家叫你修、叫你改，一定是有他们的用意，毋需为了这个去争论。
他工作的方式也很务实，并不像他的作品看起来那样，信手拈来就显得才气纵横。
他写词时不是掏心挖肺，揣摩失恋的痛彻心扉，而是借用电影的手法，先设定时间、场景、人物，再上网查资料或翻书，把搜集到的辞句和气氛，以新诗的技巧剪接成歌词。
创新的歌词题材和文体，已经成了方文山的卷标，同时，因为已经玩过中国、日本、埃及、欧洲等各种主题，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方文山下一步还能耍出什么样的新把戏。
他快速累积了名气，在叫好又叫座的流行音乐专辑里，包办了一半以上的歌词，跟许多耕耘十几年的前辈相比，方文山是个在极短的时间里，名利双收的特例。
受到的注目是很大的，可是，收入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夸张。
作词的工作带给他的名超过利，成名后，每个月虽然也只有三万五的底薪，但知名度和能见度却大大提升。
他很清楚成名对他的好处，也明白名利来得快，更可能去得快，尤其是在，永远喜新厌旧的唱片业。
市场机制很自然在淘汰，目睹曾炙手可热的词曲老师，如今已消失，所以他心里早已有了被取代的心理准备。
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国语歌坛不会因为，少了某个人就垮了。
走红只是一种流行现象。代表在这个时间点切入，是对的，刚好受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