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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又一辈单传。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抱着我吃、拉着我玩、搂着我睡。爷爷老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在家看护我。每天早晨，父母上了地，他便掀起衣大襟，摸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剥去红皮儿，一口一口地喂我。我懂事了，知道那是孝顺的父亲给爷爷煮的，因而我不吃，可爷爷生气，最后我把鸡蛋掰成两半，一半我吃，一半给爷爷，等我吃完了，爷爷又把他那一半给了我。后来，非等着爷爷吃完我才吃，可我吃完了，爷爷变戏法似的把一块蛋青或蛋黄塞进我的小嘴里。我七岁了，爷爷跟父亲说，娃上学吧。父亲闷声闷气地说，庄稼人上学有啥用？爷爷一瞪眼：咱人老几辈都不识个字，亏吃得还少？上。
于是我背起爷爷亲手缝制的书包，拉着爷爷的手，沿着那条长满了青草的小路，走进了泥屋、泥桌、泥凳的村办学堂。放学了，爷爷早已在学校门口等我了，于是我拉着爷爷的手再踏着那条青草小路回家。苏老师每次见了爷爷都说，你这孙娃，是个机灵鬼，啥学问一学就会。爷爷听了，满脸的皱纹成了笑开的花。
小学毕业了，苏老师来到我家，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跟父亲说，这娃子脑子好，到乡里上中学吧。父亲怯生生地望着爷爷说，地里干活吧。爷爷搂着我，对苏老师说，上。
中学离家远，我一星期回家一趟。每到星期六，爷爷就拄着拐杖，到村头接我，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寒；而当星期天傍晚走时，爷爷又拄着拐杖把我送到村头，直到我的背影在他的目光中消失。
等我到县里上高中时，村里已修了公路，通了汽车。汽车站就在村头每次爷爷接送我的地方。县城离我们村三十多公里，我每月在最后一个星期六回家。还是那样，回时，爷爷在村头接我；走时，爷爷拄着拐杖送我，不同的是，每次到了村头车站，爷爷先是花一元五角给我买一张车票，而当我脚踏上汽车时，他会以很快的速度往我的兜里塞上三四块钱，有时里面还会夹着几分硬币或几张零毛钱。后来我才知道，从我上高中那天起，爷爷让父亲把每天早上给他煮的鸡蛋断了，而给他一个生的。父亲不同意，坚持给他煮，可爷爷不吃，父亲拗不过，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爷爷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攒起来，攒到十个的时候，用毛巾包上，送到村里的供销社卖了，一个月就能攒个五六块。这些钱除了给我买一张车票外，剩下的等我走时全部给我，也不容我不要。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个月回家，我把考大学的想法在全家人吃饭时说了，父亲低头磕着烟袋说，鸡能变成凤凰？我看这些年的钱都是打水漂了。可爷爷放下碗：考。我知道这些年父亲和爷爷在我上学的问题上一直别拗着，我也知道，这些年为了我上学父亲吃了不少苦。走时，爷爷照例把我送到车站，给我买了票。等车时，爷爷拉着我的手，望着车来的方向，一句话也没说。车来了，爷爷又往我的手里塞钱。那钱很温暖，还有些潮湿。那温暖，是爷爷的体温；那潮湿，是爷爷手上的汗。车开出老远，回头看时，爷爷还拄着拐杖站在车站，我看着爷爷，直到看不见。
考完了，我没回家，而是在学校旁的一个小饭店找了个临时工的活，管吃，不要工钱，一边打工，一边等待发榜。二十多天，我吃不下，睡不好，心里满是盼望与害怕。老板说，看你这娃都瘦成了一条“鱼儿”了。
终于发榜了，我，我不仅考取了，而且考取了国家一所重点大学。我也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跑到无人的地方，我叫了声爷爷，放声地哭了。而这一天正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我回家的日子，是爷爷拄着拐杖在车站等我的日子。
怀揣着通知书，掏出身上剩下的三块五毛钱，就是爷爷给我的那带着温暖和潮湿的三块五毛钱，我跑到街上买了七个茶鸡蛋。两袖清风的我，跳着、蹦着，跑了三十多公里。远远地，远远地我看见了拄着拐杖的爷爷。他那雪一样白的胡须在风中飘动，他那弯曲的身体如同一座山屹立在那里。我喊着爷爷，跑呀跑，一头扑进爷爷的怀里，告诉他我考上了，又把那七个还热乎的茶蛋从贴胸的大口袋里掏出来捧给爷爷。爷爷笑着，好孙娃，好孙娃地叫，接过茶蛋，他背过脸去。回到家，爷爷倒了碗开水，一气儿把七个茶蛋都吃了。父亲从地里回来，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他。父亲笑着，走到爷爷跟前说，你孙子考上了，爷爷瞪了他一眼。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远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一座城市，在某机关做文字工作，一忙就是两年多。两年多来，我无时无刻地不想念着爷爷。家乡穷，全村就村委会一部电话，每次打电话，接电话的人都说爷爷很好，就是想我。
这年春节探亲归来，爷爷激动得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重复着一句话，娃呀，你给先人争光了。几年不见，爷爷瘦得厉害，腰更弯了，老得让我心酸。父亲告诉我，这几年爷爷的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天都起不来床了，可听说我要回来，老人立即来了精神，竟下了床。十几天里，爷爷每天拄着拐杖，在父亲的搀扶下到村头看呀、等呀。听说我回来，村里好多人来看我。村委会主任张爷爷对我说，是爷爷告诉村委会的人，只要接到我的电话，都要说他身体很好。苏老师说，自我走后，爷爷隔长不短地就到小学校门口站上很长时间，好像是来接我的；他有时在那通往学堂的长满青草的小路上，柱拐杖慢慢地来回走着，就像当年领着我上学、回家一样，让人看着难过。过年那天，父亲照爷爷的吩咐，买了一挂五千响的鞭炮，放了足有五分钟。晚饭时，从来滴酒不沾的爷爷竟喝醉了。
假期一个月，可第十天上，单位来了电话，说市里决定撰写一部介绍本市英模事迹的书籍，我既是主要撰稿人，又是编辑之一，要求马上回去，并说一俟工作完成，就给我续假。早晨听到这个消息，爷爷拉着我的手说，咱这人老几辈不识字的人家，也出了个写书的人了，等写完了一定给爷爷瞧瞧。那天爷爷一口饭没吃。
又来到村头，我与爷爷抱头痛哭，爷爷的身子抖得像片风中的叶子。最后爷爷推开我，娃走吧，别惦记我，你是公家人，要听公家话，干好公家事。他的神态，他的身体，让我心碎，更让我害怕。爷爷已八十五了，如同一盏快熬尽了的油灯，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昨天我悄悄地跟父亲说，爷爷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要马上到村委会打电话通知我。我跟爷爷说，等工作一完，我就续假回来看他，好好地陪他老人家待几天。
回到单位，我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上山了解，下山采访，直忙得不亦乐乎。那些英模们的事迹，有的像惊涛骇浪，让我震撼；有的似小溪涓涓，让我激动。下笔如飞，记下桩桩件件，最后提前两个月把书稿送到了出版社。心里想着爷爷，等清样一出来，校对无误，我多要了一份，便向领导请了假，并通知了家里，归心似箭地乘坐了一天的火车。在车上，我更想爷爷了，我的思绪飘到了村头爷爷一定拄着拐杖在等着我呢。可下了车，见到的却是父亲。父亲告诉我，爷爷已经过世了，就是在我走后的第9天，我一听就倒下了。醒来后，我追问父亲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父亲说，老人一再告诉父亲不许让我知道，别误了公家的事，并以此来检验父亲最后的孝心。
捧着书的清样，我长跪于爷爷的坟前。爷爷的事虽不能像那些英模那样写进书里，但他对我的爱和他的深明大义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呀，每一个字都刻在我的心上。爷爷呀，尤其是您的那句话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你是公家人，要听公家话，干好公家事。”
第五部分谜
许老师和韩老师是上下楼住的邻居，都已六十多岁。两人一个终身未娶，一个一生没嫁，而且四十多年来从没说过一句话。这对邻居们来说是个谜。
他们住的这栋楼是个三层的单元楼，一共六家，他们俩和李大爷、王老太太、孙老七与杜大娘夫妻、张妈和她的老伴。许老师和韩老师以及李大爷、王老太太，孙七与杜大娘四十年前先后搬到这栋楼里，张妈和她的老伴至少也有三十来年的楼龄了。这栋楼古里怪气的，且谁也不知是什么年间盖的，现在已太老、太旧、太破。这几年区有关部门几次动员住户们搬出去，并给了新房，但他们感到住惯了，人熟了，谁也不愿走，仿佛他们已成为这楼的一部分，如同一块砖、一片瓦。孙老七的儿子是个当官的，在老子的逼迫和看着他长大的邻居们的恳求下，与有关部门进行了通融，使这栋老楼一直要拆没拆。楼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与前辈不一样，看见崭新的高楼大厦心跳眼热，再看这老楼是越看越没劲，一成家，便急不可待地搬出去。现在楼里只剩下这几位老人了。
老邻旧居们彼此都很了解，在他们看来，许、韩应该是天生的夫妻。许老师和韩老师除了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在性别上截然不同外，实在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是教师，只不过许老师是教化学的，韩老师是教数学的；年岁差不多，现年一个六十七，一个六十五；二十多岁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还是二十来岁的俊小伙、漂亮的大姑娘，至今李大爷和王老太太还能带着羡慕的表情和口气具体描绘出他们当年的长相；为人都老实，不大爱说话，但各自与邻居们相处得都很融洽等等。可奇怪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夫妻，而且四十多年来竟没见他们说过话。这一点李大爷和王老太太可以作绝对的证明，后三十来年张大妈与他的老伴可以作权威的补充证明，他们可以具体地说出许、韩两位之间关系四十年来发生的微妙变化：二十几岁的时候，两人见了面，相互点头兼而笑笑；又十年，碰了头，笑被省略了，只剩下礼节性地点点头；再十年，遇见，连点头也没了，好像不认识似的；最后这十年，他们之间的变化最大，一方在楼下不管正在干什么，只要看见另一方出现，就如同看到一堆狗屎移动过来或一只刚从厕所里飞过来的苍蝇，马上离开。邻居们不知为什么会成了这样，还因为人家是知识分子，只好把关心与好奇压扁了塞进肚里，不敢动问。
去年，两位老人为了排遣孤身的寂寞，许老师买了一只大黑猫，韩老师从同学那里要来一只小白猫，他们经常抱着猫，或早晨或傍晚出来溜达，但绝不会碰到一起。
有一天，韩老师住进了医院，临走时把猫托给李大爷代管。去看望他的邻居带回的消息是，他得了不治之症。不几天，许老师也住进医院，临走时，把猫送给王老太太照顾。邻居们得到的消息同样揪心：韩老师也来日不多了。两人住同一所医院，而且就隔着一堵墙。但这两位明知大限将至的老邻居却没有相互看看。
一个多月后，许老师撒手人寰；隔了六七个小时，韩老师也驾鹤西去了。因为他们都无儿无女，单位和邻居们帮助料理了后事。在医院里收拾他们的遗物的时候，邻居们惊讶地在两人的枕头底下各发现了一封信，而且上面写着几乎相同的内容。韩老师的信上写着：“我爱许晶爱了一辈子，可没有勇气表达出来。这道一加一的数学题永远也没得出二的结果。”许老师的信上写着：“我爱韩玉爱了一生，也恨了自己一辈子，我的胆子太小了。氢和氧不发生反应，也就永远无法变成水。”
邻居们顿足、长叹，尤其是李大爷和王老太太直埋怨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把这两人的窗户纸捅破；比李大爷和王老太太年轻得多的孙七和张妈及他们的老伴也惋惜：当初给俩人从中说说，就可能不会有今天的遗憾。
几个月后，王老太太突然欣喜地向邻居们宣布了一个使大家都很高兴的消息：没人看见大黑猫与小白猫来往，可小白猫却怀孕了。
前几天，孙七的儿子又带回来一个更让邻居们欣喜的消息：经有关部门勘察鉴定，他们住的这栋楼是一座古楼，区里已决定把它重点保护起来，成为旅游的一个景点。邻居高兴之余，无不更加遗憾：许老师和韩老师不在了。但他们表示，一定会让来旅游的人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姓许和姓韩的老师，而且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旅游人听。
第五部分人尽其才
“你好，你好，你好！！！”王厂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来回地摇着，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后，他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亲自端到我的面前，又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我们俩人膝头对膝头。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王厂长轻轻地爱抚地拍着我的胳膊，笑容满面地说，“听说机械学院有批学生要毕业，我就立刻打发办公室的同志前去招取。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呀，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才。”
在大学里，我曾有两项机械方面的小发明得过奖，因此出了点名。到机械厂工作是我毕业后寻找工作的首选。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有所作为。今天一到，厂长就这般如获至宝，使我心里特别激动，同时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咱们厂的生产形势怎么样？”我问。
“唉，”厂长面露忧色地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人才匮乏，生产不太景气呀。”
“怎么不引进一些这方面的人才呀？”
“要啦。”厂长摇了摇头，“可是总要不到专业对口的人才。我们这里是干机械的，前些年大学生毕业实行分配制时，给我们分配了二十多个学烹饪的，四十多个学导游的。不像话。这不是学非所用、浪费人才吗？”
“是呀。”我表示赞同。
“现在好了，可以自由招聘了。”厂长高兴地指着我说，“这不把你这样的人才招上来了。”
“厂长，我想马上工作。”我提出了请求。
“好哇，好哇。”厂长高兴地叫道，“有股子热情和干劲。年轻人嘛，好好好。”他抬头眼望天花板，抿抿嘴，动情地说，“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我厂生产腾飞一定为期不远了。”说着，他照着我的肩膀狠狠地来了一巴掌。
“我要求到第一线去，到最需要人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站起来请缨。
“好。”他又给自己的大腿上来了一巴掌，“好哇，有股子吃苦精神。”
想到能为机械厂的腾飞作出贡献，我的热血在沸腾，简直想立刻赤膊上阵。
“我要求现在就工作。”
“太好啦！”厂长腾地站起来，又一巴掌落在我的背上，“你的工作我们已经研究好。”
“什么地方？”
“刷管班，你去当班长。”
“您，您不是开玩笑吧。”
“玩笑？什么玩笑？”他看出我的惊讶和困惑，“那里非常需要一位有才能的人。三个老娘们谁也管不了，谁管跟谁干。你去领导他们。相信你一定能一举改变那里的局面。”
“可，可我是学机械的呀？”
“万事开头难，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刷钢管的。”
“不过我… …”
“好吧，”厂长一挥手，截住我的话，“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大路像天空，有腿凭你走。好吧，就这样，人尽其才嘛。”
我还想说上几句，但见厂长已转过身去。我只得服从分配。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不过和那几个“老娘们”，不，是女同志没少吵架。之后的几年中，我当过木工班长、电工班长、小车班长和食堂管理员，并学会了木匠活、修理电器、汽车驾驶和一手人人称赞的烹饪技术，还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我的本行——机械专业却渐渐地被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机械厂倒闭了，我正忙着找一份能让我发挥特长的工作——木工、电工、开车或厨师。
第五部分大旱之年
本报讯（通讯员崔坡天）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是个大旱之年，这对我县农业生产将产生不利影响。目前我县领导和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对策。市有关领导要求我县要及早采取措施，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本报讯（特约记者崔坡天）今年入夏以来，我县大部分地区滴雨未见，大风起兮沙飞扬。广大农民按照县里的部署，掀起了抗旱热潮，打机井，引河水，人肩挑牛马拉，进行有效灌溉。抗旱中，县领导和主管部门人员指挥在地头，现在看到的是一派风吹苗儿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