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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红《徒》：这个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初只是认为他的病程太长，少阴的底气应该不足，在开表的同时要不要顾忌到少阴不足的一面呢？这个问题就拿不准了。所以在方中就去掉了上面的两味药，目的是不想让表的力量太大，害怕影响到少阴的不足。
卢崇汉《师》：现在表像是很明显的，可以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而且你的方中用了白寇，白寇这味药用的很好，白寇一用，方的格局已经有所改变，可以照顾到上面的问题了。
刘力红《徒》：白寇不是辛温药吗？用辛温应该尅呀加强表散的作用，为什么师傅说反而改变了方的格局呢？这一点好像不是太能理解。
卢崇汉《师》：白寇辛温没有错，但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中焦，它能够温中、散寒、和胃，中焦的寒一散，湿就容易得到化解。湿一化解，中焦的道路也就能够畅通，而只有中路无阻，上下才能交通，阳气才能纳下。在用菖蒲这一类药就能够真正潜入海底，启动微阳。所以白寇这么一用，方的格局也就发生了变化，你所顾忌的问题也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刘力红《徒》：师傅过去曾今谈到菖蒲的作用是入海底、启微阳，桂枝也是能升也能降的药，所谓降就是要把气归到下元，而所谓升，也必须是从这里升。只有从这里升，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但不管是升还是降，中焦的路都必须首先打开，是这样理解吗？
卢崇汉《师》：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用白寇以后，就等于把中气固住了，中气固住之后，也就等于把后天之本固住了，这样以来，先天就不至于很快出现耗散。而且，我们把这条路打开之后，下一步的治疗就更好办了，因为他的饮食会慢慢改善，那么对药物的吸收也会进一步增强。当然他的舌苔也会想好的方向转化。
刘力红《徒》：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方没有用白寇，那它的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卢崇汉《师》：可以这么说。因为不用白寇，化湿的力度就会差一些，湿化不了，加上那么大量的茵陈下去，中阳就会更损了，中阳一损，它的胎，它的湿，又怎么化呢？他吃东西就会更糟糕，饮食差，化源就不足，连带的东西就出来了，这样解表的力度也会受到影响。这个病不是单纯的外感，不是一般的表证，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到。他还有虚损的一面，既然有虚损就要设法增加补充，增加化源。
刘力红《徒》：从这一例病人可以看出，我们对药物的认识嗨很不够，尤其是药物个性化的认识还很欠缺。在我们看来，既然是化湿，半夏、陈皮、苍术这些温燥的药物都可以，现在才知道，这些药都不能代替白寇。
过去看武侠小说，常有一句话叫做“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现在来看，医道也是如此。一张方子开出来，家底就抖出来了，回想过去自己开的方子，不禁汗颜。真是应验了江湖上的那句话：“献丑、献丑”
卢崇汉《师》：这一点确实要加强用功。医家与武家确有相同之处，高手过招往往就在一两招之间决胜负，不像现在的武打片，那纯粹是在演戏。医家也是如此，往往一两味药的差别上，整个格局就改变了，有时候甚至完全不改变药，只在一两味药的量上做了改变，方的格局、方的走向也就完全不同，仲景的桂枝加桂汤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吗？
回到这例病人，湿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这个湿怎么化掉呢？前面我们曾今谈到，湿必须在中阳振奋的情况下，才能够化掉。当然中阳振奋这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具备之后还要考虑湿的出路，这个出路，可以从下走，也可以从外走。究竟是从下走多一些，还是从外走多一些呢？这是要考水平的地方，张仲景讲辩某某病脉证并治，其实辩的就是这个问题，以这例病人的情况而言，他明显是应该偏外走的多一些，我们的法，我们的方，都不能偏离这一点。
刘力红《徒》：师傅，我们这一路下来，用到桂枝法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在参学《伤寒论》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感觉到，作为伤寒论立论的第一方，后世称为群方之祖的桂枝汤，是非比寻常的一个方子。就以伤寒论本身而言，运用最多，变化最多的一个方子就是桂枝汤。但是后世对这个方子的研究运用却显得不够，不如对柴胡剂的运用非常广泛，乃至开创出了所谓的柴胡派，而与之相比，桂枝汤的运用就显得相形见拙了。我在研究桂枝汤的时候，觉得很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对于儒家来讲，中庸是王道，体现了最高的境界。而对于中医来所，桂枝汤所反映的思想也应该有这个味道。所以，一直以来，我是梦想有一个桂枝派出现的。只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自己在临床上很是无从下手。除了中风证，以及个别其他的证以外，在更大的领域还是没有办法起作用。直到遇到了师傅，跟师傅临床以后，才感觉到真正的桂枝派出现了。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欣喜的。
卢崇汉《师》：桂枝法的确是了不起的一个法，如果能够在应用上活法圆通，也可以解决临床上很多问题。首先是临床上的很多症候、临床表现能够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进一步治疗拨开道路，这一点优势卢氏的一大法门。
因为桂枝法已经不是单纯的解表法。用在外证，他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内证，他可以协调阴阳。《伤寒论》谈到桂枝汤的一个主要作用是调和营卫，那么这个营卫是广义的营卫，病在表的时候，可以说是营卫不和，他可以调和营卫，那么病在里呢？它又可以调和阴阳。
象这一例病人，就是表里同病，在表他有恶寒的情况，在里呢？他又有肋胀、纳呆、短气的情况，我们通过用桂枝法把太阳拨开，那整个三阴三阳的道路就有可能打开，我们的治疗才会有路可循。他的黄疸，他的肝功能各项异常，就会逐渐得到改善。临证的时候，千万不要限于他的各项西医指标，应该从我们四诊的所见去处理问题。
刘力红《徒》：师傅的意思是，临床不要让西医的各项指标牵着走？
卢崇汉《师》：对！实际上这些指标，对中医而言，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都按这些指标去用事，就会无功而返。比如研究这个药退黄，那个药降酶，走着一条路就成了西医了，与中医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
临床上只要我们确实把握住了辩证的这个武器，用药就能恰如其分，那么治疗的效果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也应该注意，我们治疗的目的不但是解决他的临床表现，他的各项指标，关键是他的本要加强，他的正气要旺。只有本强气旺，他的脏腑功能才会加强，他的康复能力就会好起来。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他复发的机会才会大大减少。以这一例病人为例，2001年以来，已经复发过四次了，每复发一次，病情就加深一次，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默病人的本没有很好地固住，正气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治疗疾病的关键，一个是当时的临床效果，另一个是远期疗效，后者尤其重要。我们这次在广东讲学，不是有人提出来，王女士擅用温法、擅用补法，难道其他的法就不能治病吗？毕竟常用的法有八个，八法应该都可以治病。这个问题没有错，八法确实都能够治病。但这要看在那个层面上，我觉得关键要看元气的效果。所谓远期的临床效果，就是看这个人的体质改变了没有？他的复发率高不高？这一点很重要。有关这个问题，我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所以才有“以扶阳为纲，保天下众生，长寿健康”的提法。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扶阳才能达到。这也是我们以阳气为根本，临床上处处围绕这个论点来做事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整个法都是贯通的，无论是对疾病的治疗上，在对病人的保健上，以及养生上，都始终围绕这个大法，死死地固护阳气。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吾道一以贯之”曰“扶阳也”。所以，在评价一个治法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层面的问题，俩下不但要看近期的，一定要看远期的，因为远期的才是根本。如歌光看近期疗效，那激素应该是最好的，胰岛素打进去血糖马上就降下来了，可是一餐不打，血糖又上去了。象这一例病人，2001年到现在已经有四次大的复发，这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远期疗效的问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倡导扶阳，就是从根本上入手。
刘力红《徒》：师傅讲的这一点确实太重要了，也切中了现在的时弊，现在很多人确实只顾眼前利益，病人如此，医生也如此。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女孩子长痤疮，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因为是疮，因为是红疙瘩，张医生用清热，李医生用解毒，治来治去，痤疮没有治好，体质却变得一塌糊涂。把一个小问题搞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治病一定要以改善体质为前提，而不应该以损害体质为条件。因为体质是远期疗效的一个根本，如果这个根本损害了，远期疗效就无从谈起。
卢崇汉《师》：对！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刘力红《徒》：这一例病人，加进去白芷、菖蒲后，大概吃几付，迟到什么时候就可以转法了？
卢崇汉《师》：吃到他的外寒明显减少了，没有明显的外寒症状了，这个时侯就可以转法了。估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至于转什么法，那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这个方就先吃五付吧。
附一：
论“阳主阴从”是卢氏运用附子的指导思想
附子的临床运用，历代医家评说甚多，认为本品辛温大热有毒，只宜暂服不宜久服，否则必热度聚集，耗气伤血，甚至燥伤肾阴，因而强调“非身凉四肢厥者则不可服用！”“非危证不用”，可是北称为姜附先生的卢氏几代人，临床就大量地广泛地使用附子，并收到了奇特的疗效，故又被世人称之为“卢火神”。
笔者统计了自己在一年的时期内所诊治的病例，全年共治疗2745人，诊治了20013人次，一共开出处方20076张，（其中有的病人一次开了两张方）在治疗的这两千多个病人里，涉及各科病种有83个，治疗的有效率为98％，疾病的临床治愈率为92％。在全年开出的20076张处方中，在全年的处方里面，一共有19423张处方里面都使用了附片，这当中还包括制附片和制川乌同时使用，这占了全年处方的96。8％。制附片的用量，最轻的量，一剂药60G，在那一年最重的量是一剂药250G，全年总计用附子13985KG。卢氏为什么治疗每一位病人都要用附子？为什么要大剂量的用附子呢？其他医生为什么没有这样用？卢氏为什么能这样用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从1970年左右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路似乎运用附子的理论指导是什么？其结论是源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预期传统的一些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前人所论及的若长期大量地使用附子会耗气、伤血、甚至会伤害肾阴，所以就告诫后人，只能短暂地使用，不能长期使用。“非身凉四肢厥者则不可服用！”“非危证不用”，前人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就限制了附子的广泛使用。
卢氏运用附子，没有通过阴阳学说的基本理论指导。卢氏认为，中医阴阳学说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阳气是肌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早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些著作中，就可以找到很多重阳的思想基础，如《周易。篆传》论述乾元时说“大哉乾元，万物资生。乃统天”，论述坤元是则说“乃顺承天”就强调了阳在万物生命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易纬。乾凿度》说“气者身之充也”“夫有形生于无形”阳气是构成肌体、化生四肢百骸的物质本源，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更不能发展壮大了。
重视阳气的观点，在《内经》中也是很突出的。入《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摄生的目的，是为了保全阳气，从而“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并且强调了阳气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相当广泛和重要，心无阳则血不能运，脾无阳则水谷不化，肝无阳则疏泄不行，肺无阳则宣降失司，肾无阳则浊阴凝闭。对阴阳升降之理，强调了阳气宜通的重要意义，阳升则阴降，阳降则阴升，阳气的布运流行是阴阳升降的必备前提条件。在疾病病理方面，还指出多种疾病的病因皆为阳气虚损、郁结，或寒邪伤阳所致。在治疗学方面，则提出了扶持和温通阳气的重要治疗原则。
清代医家郑钦安对《周易》《内经》及诸子百家这些理论认识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他在《医法圆通》中说“仲景立四逆…此方不独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具备，知得此理，便知姜附之功也，今人不知立极之要，不知姜附之功也，非不敢用，不明也”“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非余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阴阳之要”，“立极之理”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从自然界到人体都是以阳为主、阴为从的道理在内。正如人们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的认识以及万物的生长存亡的变化决定和依赖太阳一样，中医阴阳学说实际上也受其影响并包含在内。如著名中医学家卢铸之先生说“人之生成，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气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所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张，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等奥义，说明阴阳之虚实，变化之赢缩，刻刻都随五行的运化之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无一刻的停滞，随日月昼出夜入，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大纲领也”。卢氏所说的这个纲领，实质上就是提示人们阳气的极端重要性，人体生命活动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
从生理与病理来讲，生理活动是病理变化的基础，因为病理就是生理在异常状态下的反应，而明确了阴阳在生理活动中的主从关系。对分析和认识病理状态下的各种矛盾，确定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在生理上，维持生命正常生存的是阳气，他关系到生命的强弱与存亡，因人体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一切生理活动，以及气、血、精、津液的生化运行都离不开阳气的温煦、推动、气化、固摄等作用。由于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故在病变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阳气，正如李念莪在《内经知要》中说“天之运行，唯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瞑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为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由化？与天之无日等矣欲保天年，其可得乎？”也可以说，在生理方面，阴阳二者的关系，始终是阳气占主导地位，在病理方面，是以阳气占主导地位的阴阳二者关系遭到破坏而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虽未阴虚，实则是生理本质的阳不足，阴这一失常状态，仍然不能脱离重视人体阳气这一根本。故附子对阴虚病症，只要配伍适当，不但不禁用，反而还能起到辅助协同的作用，不安的呢无伤阴耗液的弊端，而且还能促进津液的回升，起到阳生阴长的作用。
在以上理论指导下，卢氏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学术见解，强调治病立法，当以扶阳为要诀，其“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所用扶阳药物多为附子等辛温之品。附子暖命门而破阴凝，堪称扶阳第一要药，尤为卢氏一门所推崇。卢氏世代业医已二百五十余年，在以上理论指导下，运用附子等辛温药物于临床之中，拯危济困，不可胜计。
官桂同时使用，占整个全年处方的98。8％。而附片这味药，包括了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实际上都称之为制附片。
附录二
论《周易》对中医学重阳思想的影响
唐代医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张景岳也说“医易同源”“医不可以无易” “易不可以无医”。可见，《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因而探讨《周易》的辩证法及其重阳思想和中医学结合的过程，这对于研究发展中医基础理论，使之能指导和用于临床之中，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一
《周易》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古典哲学著作，他对后世哲学的发展恰当哦了决定性的作用，故被称为群经之首，同时对中医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