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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下的独白_李敖-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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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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