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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摆开擂台展露手艺。当然，琉璃厂文化街上的众多老字号也不甘寂寞，荣宝斋就率先而动，木版水印尽显百年功底；而汲古阁的文物复制、李福寿的制笔工艺、中国书店的古旧图书修复技艺，足令游客大开眼界。像坐花轿、跳火盆、掀盖头等老北京的传统婚礼仪式，也纷纷亮相庙会现场。
这对今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
第一部分C：城门 Chengmen
老北京的城门，有“内九外七”之说。“内九”是指内城有九座城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外七”指外城有七座城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外城因是明嘉靖年间后建的，其荒凉有如农村，像广安门和广渠门内，多是坟地。
崇文门位于北京东边，宣武门在西边。“崇文”是崇敬文化的意思，“宣武”是宣扬武威的意思。两座城门并列东西，是取左文右武、文治武安的涵义。按照阴阳五行的学说，东方为木，主生；西方为金，主死，所以进北京赶考的举人要进崇文门，死人出殡要走宣武门，死刑犯押赴刑场在清代也是出宣武门到菜市口刑场。明清两代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货物经大运河到通州后，都要经陆路从崇文门进城，在崇文门接受检查，交纳税金。朝廷在崇文门设立税关，并且派专人监管。明清时北京的粮食多是从江南地区用船只沿大运河运到通州，再将粮食卸船装车运到北京朝阳门内的海运仓、东门仓和禄米仓，所以朝阳门也有粮门之称。安定门和德胜门也是名称对应的两座城门，军队出征要走安定门，打了胜仗之后凯旋班师要从德胜门进城。据说明初徐达率明军进攻北京时，元顺帝就是从元大都北城西边的健德门逃走的，徐达为纪念这次胜利，将健德门改名得胜门，后来城墙南移，又改称德胜门。东直门以运送木料的车居多，这些木料也是从运河水运而来的。安定门外的粪场比较多，所以粪车多从安定门出入。阜成门多走煤车，因为当时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地区产煤。西直门则多走水车，因为当时北京城内水井的水质不佳，宫廷的饮用水要从西郊玉泉山用水车运到城内。
找不着了，那珠联璧合的大城墙和不可一世的城门楼子
明、清的北京内城，有相当一部分与元大都城相叠压，东西城墙与城门也与元代的城门、城墙重叠。城门名称虽各异，但城门设定的本义却相同。其各门的含义是：西直门（元和义门），称开门，属皇帝晓喻之门；阜成门（元齐化门），称杜门，是休憩之门；东直门（元崇仁门），商门，为交易之门；德胜门（元健德门），修门，乃品德高尚之门；安定门（元安贞门），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去地坛祈祷走此门；崇文门（元哈德门），光明、昌盛之门；宣武门（元顺承门），死门、不幸枯竭之门，送葬多走此门，清代菜市口斩人时犯人走此门；正阳门（元丽正门），国门，只许皇帝经过，城门两侧筑有环抱式东西月城，官民出入于左、右瓮城门。
清代末年，北京城墙逐渐拆除，出现了许多豁口，城门豁口越来越多，如为通火车而开的左安门豁口城门，为让东交民巷洋人方便而在正阳门和崇文门之间开的御河桥城门，为让权贵们从国务院去西长安街方便而在皇城上开的灰厂口城门等，还有1913年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皇城所开的南池子和南长街城门，段祺瑞在宣武门和正阳门之间开的和平门，其他还有德胜门豁口、安定门豁口等。
后来，北京城门由内九外七共16门增加到30多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外城城墙被大规模拆除，城门也无所依附，除正阳门、德胜门等几处外，大多数城门已名存实亡，而只剩下名称供人们想像其昔日的辉煌了。
雪后的城门威武地挺立着，如今已没有这样的美丽景色了。
若以今天论，内城不止九门，由于社会发展，目前已有12门了。新增的三个城门是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其中和平门开于1926年，原称新华门，因与中南海新华门重复，遂改名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开于上世纪40年代，日伪时期，东为启明门，西为长安门，因具侵略性质，1945年改名为复兴门、建国门。二门之命名乃根据当时流行于校园的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取其中“建国”、“复兴”二词。然而二门只是简易豁口而已，并无城楼。
1949年，北京开始现代化城市建设。参加北京建设的梁思成等人主张保存古建筑城墙和城楼，“因为它们是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民族的璎珞，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制’，北京应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采纳梁思成等人的意见，决定拆掉旧有建筑，在其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工业化的首都。随着北京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展，西便门、东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广渠门、西直门、安定门、阜成门、朝阳门等各门及城楼相继拆除，至今只有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内城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保存了下来。1968年之前，北京城的各段城墙基本尚存，后来随着环城地铁的修建，城墙基本上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东南角楼西侧的几段残垣。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即使从1368年算起，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正当它刚满600年之际，却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突然消失了。1969年在“深挖洞”的号召下，北京的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妇女一齐上阵，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挖下来的城砖大部分用来修防空洞、院墙和公共厕所，代之而起的是平坦宽阔的二环路。1980年以后，原来北京内城九个城门的原址，除了前三门之外，都建成了立体交叉桥。昔日万夫莫开的雄关，变成了今日车水马龙的通衢。
影片《城南旧事》的同名小说原著者林海音，曾经谈起她的一位也是老北京的朋友，当有人提议请这位朋友回北京看看时，这位朋友沮丧地回答：“北京的城墙都拆了，我回去看什么呢？”
第一部分C：城南旧事 Chengnan Jiushi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历史的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循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说到城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想起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想起那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城南，就是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着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城南，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的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城南，就是一副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
城南象征着土著的北京、民间的北京、老北京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惧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上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圣旨曾下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然而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构成倒写的“凸”字形。因为祭祀天坛必须皇帝亲临，其他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坐落于南郊，因而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倒在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子。但一出大前门，便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时光倒流的感觉。前门大街绝不逊色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鼎鼎大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读书人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为何没有换一袭灰布长衫踏访—西装革履对温文尔雅的琉璃厂是一种冒犯。
对老北京而言，天桥无异于城南的灵魂，以前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他们高超的演技被满口京腔的老北京称为“玩艺儿”，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小孩子们玩的“玩艺儿”，那是要经过多年苦练、秘不外传的精彩绝活儿，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可够辛苦的了！而今，我们不得不慨叹岁月的无情，再去城南，除了偶尔能见到一两个散客的表演，那些激动人心的江湖快意早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了。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天，京西仍有许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治机关和国家核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篮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
城南老地名都透着些乡土气—蒲黄榆、磁器口、虎坊桥、金鱼池、校场口、枣林前街、半步桥、教子胡同、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琅琅上口。它们无需演绎，本身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就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
第一部分C：城墙 Chengqiang
将居民点围绕起来的城墙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北京，作为中国古都，城墙历来都是统治者们注意的中心。北京现在可以考知的古城墙是金中都的城墙。金代统治者仿照北宋汴梁城的布局，集中了120万劳力花３年时间对辽城旧址进行了扩建，城墙周长37里，东至今琉璃厂西口，西至广安门外土城遗址，南至右安门外１公里，北至宣内顺城街路北。可惜的是，金中都遭到元代统治者的破坏，元代在中都之北新筑了大都城，周长30公里、城基厚21。6米、顶部厚16。7米，这就成了今天北京城的雏形。
元大都城墙现在仍然可见，这就是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 明代初年，徐达攻占大都后便着手改建城池。北面拆大都北垣，南缩2。5公里，另筑新城，南垣则向南推展１公里，东、西城垣均在元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城周长20公里。
到明代中叶，统治者计划在古城墙外扩建一层套城，首先兴建的是南城墙。然而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因财力不足，只好在东西角楼处封口。这样，北京城墙格局就成了“凸”字形，城墙也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
金代和元代城墙均以土筑成，元代还在城门之外加修瓮城，目的是加强城门守军的防护能力。其上筑有高大的箭楼，上设排射孔，守城兵将出击时可在瓮城内集结，然后启门出击。如现在俗称的前门，就是正阳门的瓮城。
驼队从城墙下走过，骆驼是那个时候的小货车，要想搞运输，首先要学会养骆驼
明代扩建城墙时，建筑者们在土城之外包以大块青砖，从而保证了城墙的稳固。
清代末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为让火车从天津直达正阳门，在左安门旁开了个城豁子，这是对北京城墙的第一次开刀。从此以后，对城墙的破坏便一发而不可收，谁用土就挖城，谁用砖就拆墙。
1917年，段祺瑞为讨伐张勋，拆了东安门南段的皇城。到内乱平息，皇城差不多已被全部拆除，古京城只剩下残壁断垣了。
北京城墙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墙存废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以梁思成教授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认为应该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保存下来，并在城墙顶部开辟登高游憩之地，以保留这一世界古代文明的奇迹。
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北京城墙逐渐被拆除，如今只剩下紫禁城、天安门、正阳门、德胜门、东南角箭楼等几处孤零零的城墙。
1988年，北京市花100多万元修复了近200米的西便门古城墙遗址，它是北京城现今仅存的一处明代内城城墙，成为首都新的旅游景观。
第一部分C：程长庚 Cheng Changgeng
程长庚（1811～1880年）名椿，一名闻翰，字玉山（一作玉珊）。祖居安徽怀宁石牌镇，其父程祥桂是道光年间三庆班掌班人。程长庚幼入三庆班坐科，道光二年（1822年）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自道光至咸丰年间，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他的演唱熔徽调、汉调、昆曲等之优长于一炉，以徽音为主，当时称徽派。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他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做功身段沉稳凝重。他为人正直、戏德高尚、技艺精湛，备受同行的推崇，与张二奎、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晚年，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创办了三庆科班，其中陈德霖、钱金福、张淇林等人，都是三庆科班培育出来的京剧人才，杨月楼、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是程门弟子。
程长庚走红时，恰恰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
我国戏曲演员由于社会职业、历史地位与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作用，形成了一种爱国、尊师、助同行的传统美德，即戏德。正是由于这种美德的长期沿袭，从而维系了戏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促进了戏曲艺人的互助与团结，也加强和完善了戏曲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梨园泰斗程长庚，就是具有这种崇高美德的典范。
辰穆公在其所著之《伶史》中称，程的品德“虽古时贤宰相，比之亦不及矣！”而其艺术成就，《燕尘菊影录》里更说，程是“融昆弋声腔于皮黄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台上表演又是“一经出场，不啻现身说教，使观者如面古人，肃然起敬”，尤为可贵的是，“长庚视同行如手足，艺友每遇家资拮据，他便勇解私囊从不吝惜”，而他自己却是“布衣粗食，素资甚微”。作为当时三庆班的班主、四大徽班的总管、精忠庙的庙首，他还是惟一受过咸丰（文宗）皇帝恩赐的五品顶戴的艺人，在生活上却极简朴，“终年身着一件旧布蓝衫，犹如乡下教书先生”。清代每遇皇帝去世便要“遏密八音”，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此时戏曲艺人几都生活无着。于是，长庚便带领他们到城外小茶馆去唱“清音桌”，得到一点微薄收入，他全都归众所有，自己却分文不取。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全国人民莫不义愤填膺。这时“长庚痛欲绝”，从此“谢却歌台，终日闭户不出，郁郁于心”。不唱戏便无生活来源，于是他经常寅吃卯粮、食无隔宿，友人劝他“出山权宜，以解燃眉”，他“泫然涕泪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