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永远阳光灿烂；我更明白在如今的竞争年代会经历比父亲那会儿还要沉重的生存考验，但我一定会像父亲那样如林似树，把绿色的欢乐撒向每个清晨和傍晚。
有时，面对着老态龙钟的父亲我会生悲，我清楚早晚有一天自己也会和父亲一样衰老。
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弄懂了人生就像一首歌，曲终人尽，每个音符在奏响之后都会消失。可是，当歌声重新响起的时候，一个生命又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程，历史的乐堂里自始至终回荡着高低不一的歌声……
又是一个清爽的初秋的早晨，我跟在女儿的身后走向学校。女儿转过身对我说：“爸爸，您回去吧。”那一瞬间，我想到自己也曾这样对父亲说过。看着女儿在阳光中绽开的花朵般的笑脸，不由得心里一热，觉得自己真的应当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将生命之歌唱得高远、嘹亮……
收废品
因为写作，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和信件，除了保留一些自认为是有用的，其余的就要扔掉。如果再加上自己订阅的一些报刊杂志和生活中产出的瓶瓶罐罐的，每个月都得有一大堆废品。为了腾地儿，必须及时清理。时间长了，我便和收废品的老张约好每个月底来一趟，如此一来就熟了。
老张40来岁，中等个，精瘦，穿着还算干净。开始，他的话不多，几乎是我问一句答一句。我问：“哪儿的人？”“江西。”“来北京几年了？”“三年。”“干过什么？”“一直干这。”后来，渐渐熟了，他告诉我自己曾经被遣送过一回，先关到昌平，后被送回老家。我明确告诉他没三证肯定不行。他嘀咕了一句：“一个收破烂的要什么三证？”我说你要是再被遣送回去怎么办？他表示不会，因为现在特别小心，遇到警察就躲起来。以前都是成群结队拉着车从租借的民房出来，显眼，现在分着出来。遇到城里开会什么的都不往里走，只在三环边上转……
那时候，我为老张农民式的狡猾感到可笑，不由想起了电影《地道战》里的那句话：“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我问收废品一年能挣多少钱？他躲躲闪闪不回答。我说：“告诉我没关系，我又不抢你的饭碗。”他说：“去掉吃喝穿用，平均下来每个月能剩六七百块钱，在家乡种地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什么钱。”好像是为了说明什么，他表示自己从不在称上做假，如果做假，还能多挣钱。
毫无疑问，老张在比较中看出了北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实际而具体的好处。这就怪不得像老张这样的农民为何赶不尽轰不绝了，因为，他们在北京天天都能见到钱。当我问他想不想回去时，他说：“回去干什么呀？”像老张这样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居住在城市中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又少不了他们做一些城市人不屑于做的“脏”事，但政府出于对市容市貌和治安就业等问题的考虑又不得不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
我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老岳父讲那里收废品和废旧物资是固定的，每个社区都有规定好的时间，在那个日子里，家家户户都把没用的淘汰物品放到门口，自有收废品的清理干净。
我觉得咱们也不妨一试，因为，每天都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和拉着二轮车的外地人走街串巷地收废品，还有的专门在一个大院或楼群门口等着，或躺或卧或蹲或坐，样子很不雅观。而且，他们的穿着大多褴褛，与我们刻意营造与追求的城市面貌相去甚远。如果将农民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定点定时收废品，甚至可以将其它废弃物收走。我在玉庭桥东边的铁道桥下，甚至二环路边上都屡屡看见偷偷摸摸卸倒的装修垃圾和破旧的沙发及桌椅板凳。
应该把收废品的组织起来。
第二辑第1节 人在商海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单位转产，我拿70％的工资回家待令。
那是我人生中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打击。在我心灵上所造成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愈合，因为那种打击使双重的——
一是那会儿下岗的远不及现在这般家常便饭，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对“下岗”这件事在认识领域尚处初级阶段，首当其冲的滋味便可想而知了。另一是我从小就接受“你是一颗螺丝钉，党把你拧到哪里你就在哪里闪闪发光”的革命集体主义教育，对单位的感情亦如对家庭般地依恋和难以割舍。尽管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满意，但我仍然努力工作，成绩不俗。我在行业技术比赛中先后拿过４次第一名；获得过“北京市青年职工技术操作能手”的称号；作为团支部书记时被团市委记过功；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考取了大专文凭……正当人生之旺年，却打道回府向后转，当时的沮丧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虽然身在家中，心却依然在单位。冬日的清晨，寒风凛冽，我立于街头，心中燥热难当，痴迷地望着上班的人流，不知不觉汇入其中，直到骑车看到单位的大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工作。那些日子，我白天发愁，夜晚失眠。由于心理不平衡，后背和肋间起了大片大片的水泡，疼痛难忍，每每于夜间发作更是犹如针刺芒扎。上医院，大夫说这个病乃气逆伤肝所致，开了十六副汤药，每副药里有四只头尾齐全的大青蝎子。看到哪些活灵活现的大蝎子，我不由得想到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居然能气病了，气趴下。一碗接一碗地灌着苦药汤子的时候，我开始琢磨自己多年来走过的路，再也没有比下岗更能提醒你反思自己的了……反思的结果是：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
我首先面对的是要吃要喝的女儿。妻子忧伤的目光和女儿清脆的叫声令我坐立不安，那种生存的压力来自于内心，如影随形，苦处难与人说。那年，因为没钱，女儿的生日庆祝免了。时至今日，作为一个父亲，面对那样一本不算完整的生活记录，内心涌动的不仅仅是对当年窘迫生活的酸涩记忆，更多的是对人生历程的追问……
我想到了自己可以靠写东西挣钱。以前写过一些小文，《读者文摘》转载过我的小说。
我一边写作一边寻找机会。终于，我觉得有一种机会可以试一试。邻居中有人像鸟一样在北京和俄罗斯的上空飞来飞去，不断地往俄罗斯倒腾运动服和皮鞋……我便虔诚地向他们请教，但是，得到的却是爱搭不理，至今，他们那不屑的样子仍然烙在我的记忆中。
2
我带了2000元的货，一趟下来赔了400多块。但有了一次经验，第二次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上金台路，在针织厂贸易中心买了1500元的货。不论男女，一律全是纯棉大号。第二趟，我不但把2000元重新攥在手里，还有了160元的赚头。连来带去五天时间挣了160元，在当时给我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跑了几趟，觉得这样干不是长久之计，便回原单位要求工作。重新安排的工作地点不仅离家近，而且活不多，但收入极低，这令跑过几次买卖的我很不舒服。没多久，我痛下决心下“海”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干过化妆品推销员、广告业务员……奔波的辛苦，寻找的无望像连绵不断的山峰不断地向自己压来。但工作时处处碰壁和遭受屈辱的打击反而令我内心的自尊一点一点一点膨胀，我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拼命干活，不怕苦和累，曾在五个月里骑坏过两条自行车外带，一年里骑坏一辆新自行车……回想曾经的经历，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自己打垮。我曾在最险恶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干过。
3
人，对于自己，并非天生便有认识和了解，只能通过与外界的磕碰和冲撞使之清醒。外界犹如一面镜子，让人照清自己。几年的“海”上飘泊，温饱有余，但我并没有觉得舒心和惬意，相反，却在终日的拼杀和面合心不合的算计中感到一股冰凉的寒意，激流勇退。我上岸先去了一家销售公司，后又进了一家杂志社，可没多久就走了。我发现内心深处渴求的不是每天上班来、下班走的刻板生活。于是，便有了为自己喜爱的写作博一把的念头。
下岗前，我一直想通过写作改变处境，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和业余时间都用于写作。几年间断断续续地有了几十万字见诸报刊。下岗，不但打碎了文学梦，还逼迫着我去更加深入地思索人生。同样，几年的磨难，使我有了一般人没有的生活体验。从被轰下岗到自己主动下岗的８年间，我走过了一条充满艰难困苦和奋斗挣扎的路。８年的磨难培养了我一种处乱不惊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现在，我再也不会为失去工作而惊慌失措。我喜欢这种具有挑战意味的写作生活。
“万类霜天竞自由，”面对选择时，过程被忽略了，一路的风尘给人留下的只是一种奋斗的气息，过去的状态永远变成了自己的风景。人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件事来经营，这是一个带有沉重商业味道的问题，当一个人进入这一命题后，才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活动。否则，只能是自怜自爱的小角色。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撰稿人，不写稿就没有饭吃，常为了写作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但勤奋工作让我感到内心充满奋斗不息的快乐。
真的干不过假的
前几年，我买卖过旧货，折腾了一阵，洗手不干了。
早就听说搞收藏要走一路，也就是说精通一项即可。因为收藏的种类很多，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我琢磨自己会修钟表，决定从钟表下手。我从农村插队回到城里后进了钟表修配厂，最灿烂的青春年华是在小小的钟表店里度过的。我不喜欢修理钟表，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一个人自由选择职业，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尽管不喜欢，可好强的性格又决定自己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好。无论是一级一类的劳力士双日历全自动手表，还是各种结构复杂、年代久远的怀表和座挂钟，基本上手到病除。我在北京市职工业务技术比赛中拿过第二名，获得过“北京市操作技术能手”称号，后来，又在接连不断的技术比赛中先后拿过几回名次。
我万万没有想到，以为是行家里手的自己竟然在第一次出手时就买回了一个经过组装改造的挂钟。那是一个五音挂钟，红木雕花的钟楼典雅庄重。五音钟的特点是每隔15分钟就报时，一个小时之内要响四次，钟声洪亮悠长。卖主要3200元，我挑了几处毛病，付了2000块钱就抱回了家。遗憾的是我所说的毛病都是外观上的，最根本的毛病是在一年后发现的。卖掉此钟时，买主为了压价指出那个钟是个攒活儿，并且点明是怎么凑在一起的。我毕竟是行家，经人一说立刻就明白了。那座钟在我手里放了一年，赔了200块钱。
有一次，我利用星期日借了一辆汽车去河北买回大大小小、破破烂烂37个座挂钟。本来，我也想自己动手东拼西凑、改头换面，但只改了一个就烦了，索性一古脑儿卖掉了。（还是正规作业思想作怪，总想把一座钟彻底维修好了）
说来也怪，这个行业内部的消息非常灵通，这边刚刚有点儿风吹草动那边就有人知道了。我拉回钟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两拨专门倒腾钟表的人先后闻风而至，他们来了看着地上堆放的那些钟异口同声地说拉回一堆破烂，大老远跑到河北省给农民清理垃圾。我在那行混了一段时间，知道褒贬是买主，他们越说不好心里越想要，因为第二拨到的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将十几个模样整齐的钟挪到自己脚下。我告诉他要就全搬走，别挑肥拣瘦！后来，他答应全要，可又为了100块钱和我死磨硬泡到深夜，最后，还是以我让步结束。过了一个多月，我上那个人家里串门，看见自己卖给他的钟所剩无几，就打着哈哈问他赚了多少钱？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回答。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卖了一个钟就把本钱赚到手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内行，但内行干不过外行是因为对待钟表的着眼点不一样。尽管自己和那些人都动手，但他们所做的就是遮掩，而自己却是在修复。他们为了让钟表外表好看，用鞋油将木楼擦拭一新，但机械传动部分能凑合就凑合，而我却大拆大卸，费尽心机把磨损的部位修复一新。我知道以自己掌握的钟表知识要想在收藏圈子里边混还远远不够，换句话说，我这训练有素的眼睛看不出那些经过改头换面之后的钟表里面有什么破绽。倒腾钟表的可能不理解钟表的传动结构和维修技术，但他们精通改头换面，走的是旁门左道。
凡是接触过古董的人都知道，古董最忌讳动手，破旧没关系，原封不动原汁原味，别把破的弄整齐，旧的弄新，新的弄旧了。
说实话，那些在旧货上做手脚的人绝顶聪明。他们能把钟表弄走了，但那是暂时的，很可能买主还没到家，钟表就不走了。把功夫下到外表是因为收藏界有一句话叫“品相”，也就是说外观要完好无损，所有倒买倒卖旧货的生意人都在品相上下功夫。我买过一个本钟。本钟的意思就是本国生产的。清中晚期，只有苏州、南京、广州等不多的地方生产此钟，因存世少，一直被收藏家推崇。那架钟外观基本完好，紫檀木的架子，前脸满是葫芦攀藤的雕花。白瓷盘和镂空花式长三针也完好如初。我打开后盖，看见紫红铜板上满是油泥，便认为是没动过手的，而且，当时试验报时打点也没什么问题。可我买回去摆到桌面上半个小时就不走了。拆开后发现发条出了问题。本钟的发条与众不同，呈锥型，一头大，一头小，长期使用使得磨损严重。卖主在给我介绍的时间内一直想办法让钟走动。我将钟放在桌上不动，自然就停顿下来。没折，我只好装上再想办法卖掉，里里外外劳神费心。
我之所以退出买卖旧货的行列，是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缺乏充足的耐心和敢于拼凑的勇气，另外，俗话说的“十年学成一个手艺人，十年学不出一个买卖人。”我不是做买卖的料，不会以次充好，更不会以假乱真。
第二辑第2节 60多岁的香港打工仔儿
“博命”是香港人的口头禅，我在清理一座香港人投资建厂的楼房时，不仅领略到这点，还感受到博命中蕴涵的严谨精细与忠诚敬业。香港人的头60多岁，姓宋，精瘦，说一口香港普通话。开始我以为他是投资的香港大老板，事必躬亲。后来才知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是打工仔。
楼房是上个世纪50年代建成的，很多部位老化严重，清理工作比较艰难，验收那天，老宋对施工质量基本满意，但到了卫生间，却挑出了一个我认为不是“毛病”的毛病。卫生间的材料从里到外都换了，四个蹲位大便池也换了两个座位，剩下的两个老宋说不干净。作为施工单位代表，我要尽可能把事情对付过去。
我说用了好几十年，清理成这样完全可以了。
老宋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我说排泄口的下半部是有点儿颜色，可谁方便时注意那地方呀
老宋说我不就看见了吗？
我说干脆砸掉换新的。
老宋说你砸掉我可不出钱！然后一转身走进办公室。
我追进去说一个便池能有多少钱？一栋大楼的改造你们花费了上千万，怎么这点儿钱都不肯花呢？
老宋说工程已经收尾，再用一分钱也得请示香港总部。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了一股火气，大声嚷道：你甭吓唬我，香港人我见多了，没见过你这样死脑筋的！老宋一听我说这话，把水杯往桌子上一墩，气冲冲地说道：你不搞干净，我不和你谈！说完就走了出去。
当时，我站在那里真是怒火中烧，欲哭无泪，但心里却明白老宋不签字，这个工程就算不合格，就结不了帐，怎么也躲不过他这一关。
我只好重新返回。几个工人正在重新清除，我一看比刚才强不了多少，就让他们走开。由于要清除的部位必须将胳膊整个伸进去才够得到，我脱掉上衣跪下身往里探着刷。正是闷热的夏季，一股股湿热的臭气从管道口涌上来。我歪着头尽力躲开扑面而来的浓郁臭气，用钢刷从上到下挨着刷。当我的手触摸到管道壁上着附的粘滑的污垢时，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用力刷！刷！刷！然后，把盐酸顺着排泄口一点一点往下倒，盐酸水缓缓下流的时候，响起了一片“唰唰”的声响，一股刺鼻的白烟弥漫开来……那会儿，我的泪水也“唰唰”地滚落下来，滴落在散发着怪味的便池边，仿佛所有的委屈都变成了难以自持的辛酸在那一刻流淌开来，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在打拼的路上遭受到的种种磨难……
嗬！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