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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你认为的那么严重，这才是关键。古代中国是个人文社会，是个儒释道的社会，人情味儿很浓的。”
马丽安道：“真是这样吗？是我上当受骗啦？”
我说：“当然了。你为什么不去听听中国最土的民歌，还有民间流传的故事，民间演出的戏剧？从田野工作讲，那恐怕才是第一手材料吧？我从南到北，做了很多采风，1993年还参加过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调查，得出的结论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旧时代几乎没有哪一首民歌不是在唱男女之情，埋怨的快活的，又埋怨又快活的。民间故事、民间戏剧这样的题材更是多了去。那里面，嘿，大都还是女人占主动的多。你看这里给风尘女子树碑立传的事实，唐代很开放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些东西能够通过明代清代流传到今天。明代以后中国女子开始包小脚，立贞节牌坊，可是薛涛的纪念碑却流传下来，这说明一定有多种力量在起作用。你看看明代的《三言两拍》、《金瓶梅》，再看看明代的春宫画，还有嘛，清代的文人笔记小说，民间的色情小说，《如意君传》、《灯草和尚》什么的，你就会更明白些。这些作品俗到了底。正因为俗到了底，那才不好写，文人气不多，民间性多，真实性就多。”
马丽安就问：“为啥文人气多不好？”
我说：“中国文人的东西不大像西方那样，追求真实，讲究实证。就是西方的现代派，荒诞变形，也是要追寻人生荒诞变态的真实性。他都是朝下朝里走的。中国文人很不一样，他喜欢教化人民，高高在上，把自己很当回事，所以一下笔就天马行空，只顾自己，不讲证据，不顾常识。他是向上向外走的。当年胡适去了美国回来，才开始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他这个话，在今天特别让人回味。倒是中国的老百姓比较务实，他们口传作品的真实性比文人编的强。”
马丽安说：“那照你的意思，中国女人过得很自由啰？”
我说：“嗐，看你说哪儿去了？什么叫自由啊？自由这词儿可不容易使。中国的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男人女人都在内。”
“那农村呢？”我妻子问—她是没有下过乡的。
第三部分第60节 更有意思
我说：“农村嘛，更有意思。你要是在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几乎全中国每个村都有那么一个两个比较开放的女人，北方叫破鞋，我们四川叫骚女人。她们当然不贞节，可是我从来没听见农村老一辈的人讲过把她们残酷迫害的故事。中国农民和士大夫，包括皇帝，骨子里头是自然崇拜，鬼神加灵魂，所以要祭祖祭神祭鬼，要讲风水讲报应，这些东西的民间故事里更是多了去。唐宋以来佛教普及，残害各种生命对普通人的精神心理压力人人都清楚，更何况血淋淋杀人一命了。他要是富农地主，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更不敢把女人杀在自家的水井里头，就像《大红灯笼》那样，一看就是假的。”
“为啥？”她们瞪着眼睛一起问。
我说：“这个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只要稍微有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识，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愣编的。旧时代的中国没有一个发财人不迷信，敢不信鬼神不讲报应不讲风水，到今天都是如此。地主富农靠土地生活，要发家没有几代甚至十几代是发不起来的，所以他们更讲风水信鬼神。别的都还有可能，杀个女人在自家的水井里，那简直是开玩笑，胡编滥造。水井在传统风水学说中是个什么概念？在北方这种缺水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是怎样的人文背景？除非他发了狂以为自己是慈禧太后。更何况，中国人发家信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你们自己想一想，要是今天咱们没有自来水，就自家院子里有一口祖上传下来的水井，呃—就算你家是大财主，家有万贯银，有三口井吧。结果有一天，你把一个只值百把两银子的女人活生生硬塞到那里面去，还让那么多仆人去干，你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假定性超越了历史可能性，那就成了开玩笑，成了戏说—可那好像又不是在戏说吧？搞得跟真的似的。而且还暗示这是祖上订的规矩。我说，自杀还有可能。这么个杀法，除非你当年就是有高深唯物主义知识的无神论者，要不然，你家还得花钱请和尚尼姑道士端公来折腾几天，请神送鬼。就算你命大命硬，可你儿子孙子大奶奶少奶奶呢，不怕冤死鬼附体？不怕瘟疫？你不怕，上上下下左右邻居三老地保也怕呀！那些仆人是会给你保密的么？贾府里的焦大什么丑事不给你兜出来？你家总还没有出皇妃这么大的势力吧？皇城根下还有那么多的小道消息呐。你们看看《白鹿原》，就是在农村，杀个外来的破鞋还杀得那么费劲那么麻烦，那还有点道理，不愣编。嘿嘿，我说，这种故事，也只有骗骗你们自以为是的老外，外加那些傻呵呵特心软特愿意被人煽情的人—要不怎么叫愚民呢？愚别人，也愚自己。这种东西不是皇帝们想出来的—他们还没那么会煽情，那是咱们中国文人自己想出来编出来的。所以圣经上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因为我们总是自以为是，骗人骗到自己也信以为真。”
“爹，妈，我走了。”盛代明对盛世钧和孔嘉惠说。
这是在庙堂码头。天刚亮，一阵阵地雾气从河面上升起，漫过河坝，爬向庙堂码头的石梯，所过之处留下湿漉漉的水渍。
盛代明快十七岁了，个子象盛世钧，眉眼像孔嘉惠。他是他们十八年婚姻的产物。时代变了，十七岁的盛代明这个该当爹的男人仿佛还没有成人，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影子里。这回他要真正要出去闯荡了—远离中国到地球另一边的英国去，那是谭书兰为他联系的。他将同另外几个同伴在巴渝集中，然后乘船到上海，再向目的地进发。
准备陪送他到巴渝的江伟业已经在小船上安顿好了行李。飒飒从船上下来，牵起儿子江学家的手对孔嘉惠说：“好了，该走得了。昨晚折腾了半夜。幸亏老太太没来，要不然还走不脱。”
江学家在那边提醒他爹：“给我带火车回来哟，莫又说忘了。”
盛世钧笑着对站在船头的盛代明道：“就是，去吧。早晚到了，发个电报。”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盛老太爷留给他的那块金怀表，递给盛代明：“这个你带去，是你爷爷留的，平时我也不用它。昨晚我没拿出来，怕老太太看到伤心。去吧。”
盛代明接过了。
看到儿子刚一转身，孔嘉惠鼻子就开始发酸，抓起身边飒飒的手，捏得紧紧的。
小船离开码头，荡进了淡淡的雾气中。
“好了好了，儿大不由娘。他这是有出息了。回吧。”盛世钧见孔嘉惠牵肠挂肚的样子，扶着她的肩膀说道。
孔嘉惠一直没吭气，直看到小船没了踪影，这才转身……
盛家的火柴厂和谭书兰的教会医院开办了五个年头，1923年了。中华民国到了它的第十二个生日。十多年来，庞大帝国倒地的振荡才慢慢从中心城市向偏远地区波及开来。
从盛家大院到庙堂街，在盛世钧以身作则的提倡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青头皮盘辫子的少了很多。前朝的遗老遗少过世的过世，中风的中风，没有过世中风的也开始颤颤巍巍，管不了太多的事了。他们的后代—那些有头脸的男人们陆续剪了辫子，修理出分头，穿起了中山装，手里玩着根手杖，老百姓叫它“文明棍”，外出时少不了来一顶礼帽。有这副行头，跪的机会没了，叩头的套路不见了，矮人一节的感觉少了，骤然间让男人们男人了。
民国十多年以来，古老的庙堂镇慢慢有了很多改良。改得最多的当数盛家大院。这十几年，盛家大院断断续续在改建，总体规划是巴渝一位留学回来的设计师做的，构想却是出自盛世钧，在中国园林的布局中散落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西式风格的建筑。那些建筑咋看起来怪糟糟的，可一旦融进这山水里，却又在奇特中透出另一种风味来。在那里，古典和现代奇特地融和在一起，成为周围乡绅追求的时尚。
盛家的自来火厂办得很成功。谭书兰为它的产品起了个“巴河牌松木自来火”的名称，十四岁的二公子盛代礼画了个图案，利用印年画的方法印在盒子上，连老太太都十分满意。
川北的松木多，是造火柴梗的上好原料，药自配，自己加工，成本很低，在川北一带贩运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北上运送到西北和中原地区利润更是翻番。钟大汉和孔尚林的马帮负责运送贩卖巴河牌洋火，几年内为盛家增添了不少财富。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随着古老帝国控制力的减弱到完结，政府管理松弛，民间力量兴起，随意开荒垦地，粮食生产发展很快。中国人的各种能力，特别是生殖力，仿佛毫无拘束地扩张开来。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亿左右的人口（秦、汉、唐、宋、元、明到清中叶），到了1910年到达了三亿二千零六十一万。而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只是关内的零头，就连统治阶级的满族人也不过二百万。在当时的北半球，日韩大约一二千万人，南亚约一二亿人，中亚只有二千万人，欧洲四五千万人，北美洲就更少了。中国当时这样众多的人口，仅靠内部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力来维系生存和发展，那人人需要何等的能力？什么样的怪招使不出来？
1903年吴研人开始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现状在中国哗啦啦迸发，“厚黑学”（厚脸皮黑心肠的学问）盛行。地方势力逐渐做大，专制统治日趋削弱，人们向往的空间扩展开来。在经济生活上，随着以军舰炮火打开门户的西方工业文明进入到中国各个城市，传统的地主们和市民们的想象力也有了新的出路，大量的原本只有投资于土地及农耕经济的资金涌向城市，涌向各种新兴的产业：铁路，公路，航运，纺织，日用工业品，邮电通讯，机械制造，化工，医药，对外贸易……数不胜数。开始完全由外国人掌控的产业和技术，渐渐有不少聪明的中国人钻了进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连最边缘的云南在当时都有新型的民间股份制公司诞生。
从1850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引发的全国性动荡平息后，中国大陆，特别是南方基本上安定下来。经过五六十年近三代人的养息，民间资本大量向城市聚积，人口也向城市转移，这些现象在南方尤其明显。丝绸、茶叶、瓷器、海盐、渔业、贸易和运输是支撑南方地区传统经济的大头，那里面的资金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进入新的产业。这种进入是建立在新的文化层面之上的。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新文化辐射圈，比起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辐射圈说来，朝廷的控制力更少，社会更加多元化，各种文化科技成果也更大，各类人才也更多，其影响和波及的地区也更为广阔—从东南沿海一直延绵到西南西北边陲。而国外的资本夹杂着新的异质文化也更多地在南方登陆。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南方的文化和思想，经济和资金，无论从先进性上，以及在量上和质上都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初，特别是传统帝国体制分崩离析以后，这种南北发展的巨大差距，以及局部地区在新旧交替中各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也在同时扩大。在一个相对松散的不成熟的新政府管理下，随着各种地方势力的兴起，随着国际局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众多掌握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新青年诞生，一场全国性的动荡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育起来。从最初的共生共存，发展到小打小闹，最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三部分第61节 那个质变
关于那个质变的临界点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的讨论，直到今天依然是有趣的话题。
盛世钧和他的家族，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当时正在经历这个时期。他当然不知道1924年在北京大学有位胡适教授在一次为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告诫那些年轻的“受过训练的头脑”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要根据证据来判断是非。后来这位教授由于要坚持他的独立思考，弄得几头都不讨好。盛世钧他当然更不知道1924年湖南有位叫毛润之的新青年正在写一本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大作。在这篇文章中，像盛世钧这样的大地主阶级已经被确定为革命的主要敌人。这位二十七岁的新青年风华正茂满腔热情地希望把中国翻个个儿，重新指点一把这片大好江山。
一个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来，呢呢，出来。这是盛大块头的洋烟，你尝尝！”
叫呢呢的小耗子爬出来把小红鼻子凑上，鼻头颤颤，嗅了一口小驼子吐出来的烟雾，“吱”地打了个喷嚏，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赶紧躲回到小驼子的怀里。
“没出息。不就是盛大块头嘛！这玩意儿就得打喷嚏才舒服……阿嚏！”
小驼子十三岁了。可看起来只有七八岁，样子跟个小耗子似的。他到处蹿来蹿去，除了他的灵姨，盛家大院谁也不太在意他的存在。他老爷不是老爷，少爷不是少爷，不上不下的身份，倒乐得个悠哉游哉。
年前，庙堂乡的三老、镇上的头面人物在盛家大院商定了兴办新式小学的事。十年前，谭书兰在盛家私塾里办起的新式学堂一直坚持了下来。学堂培养的学生着实让人羡慕，前后有几十个去了巴渝、蓉城、上海、北京，留下来的好几个现在都成了盛家马帮、火柴厂的得力帮手，挣的钱是他们父辈一辈子没见到过的。这让四乡八里的人们十分羡慕。
这回乡镇办新式小学，校董会公推盛世钧坐了头把交椅。三十五岁的盛世钧很是热心了一场。盛家大院的财力，靠着这些年的火柴生意、马帮生意增长了不少。庙堂乡新式小学在盛世钧的支持下办成了州里和川北公署的楷模。新年后开学，四方取经的络绎不绝。盛世钧的大名上了省报。
最惬意的还数驼子。新式学堂人多，老师杀鸡给猴看的目标增加了数十倍，加上小驼子好歹也算是盛世钧的半个兄弟，驼子得到的自由和尊严让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小驼子对此很惬意。他最惬意的是这一年来他学到了小耗子的很多功夫。
这只小耗子现在就在小驼子的怀里。热乎乎、毛茸茸的。它的眼睛很特别，看小驼子的时候，是凉津津的—既不热乎乎，也不冷冰冰，而是凉津津的；可当小耗子挪开眼睛看小驼子以外的世界时，就有了很多变化—热乎乎、冷冰冰、滴溜溜、懒洋洋；乜的、瞪的、眯缝的……让小驼子十分着迷。
“阿嚏！”小驼子又吸了口从盛世钧那里偷来的香烟，美滋滋再打了个喷嚏，过了瘾。他人小鬼大，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当然是阴悄悄地做，这是他制胜的法宝。
“舒服舒服。格老子的，盛大块头的东西就是要得……”
小驼子正走在上学去的青石板路上。这条路是通往庙堂乡小学的青石板路。路上总是他第一个早，清清静静。初夏的太阳刚刚从南佛山的丫口处爬出来，晨雾渐散。巴河在山坡下流淌。
小学建在庙堂镇外南佛山的一道山脊上，在原先一座破败的庙宇前新建了一排平房，青瓦白墙，一根旗杆，一块操场。带家属的老师们都散住在镇子里，房子由校董会免费提供。学校平时住着住校的学生哥，单身汉教员和几个校工。学校开设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体育、音美、生物、卫生等科目，还请了平安场一位外国牧师兼做英文教员。牧师一礼拜来一次，上完课就借用教室向同学和老乡们布道—这是他免费上课的交换条件。
庙堂镇是水陆码头，邻近几个乡的学童们都到这里来上学。学生基本上是男生，女生很少—都是从有钱还有新观念的家庭来的。学生总数有一百三十多人，从七八岁到超过老师年龄的都有。全校分成初小、中小、高小三个班。高小班里有十三岁多的盛代礼和比他小一岁的盛代君（盛世钧与麻姑的女儿），米秀儿生的米家柱。小驼子被分在初小班，跟盛福的幺儿四五岁的小福子在一起，这个班比他们低两级—对此小驼子很是不服气。
那个年头高小毕业就算是一方秀才了，读的古文比现在的高中生多得多。小驼子读得也还不错。不过，不怕你不错，就怕货比货。三四年前，离此地一千多里远的下游湖南湘潭，有一个十九岁小伙子叫毛润之的好不容易进了类似庙堂这样的新式小学，写了一首《咏蛙》的诗，其中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