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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可是，你们的邪个体户，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是“夫妻店”，居然打败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国营大公司”！何智丽也笑着说，那天比赛，小山一直在场外当我的教练，从头做到尾。我们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个乒乓业余爱好者，他的本职是工程师，怎么能与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比。我主要是得益于在中国受到的培养。我当年除了受到启蒙教练的热心培养外，主要是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前教练孙梅英的培养。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说孙梅英是我的恩师。不过，孙梅英并不是国家体委派给我的教练，她当时已经退下来，是她自告奋勇来教我的。
叶：你在日本每天练球几个小时？
何：四五个小时。大部分在下午练，晚上不练，早晨有时也练。在池田银行的俱乐部里练。日本跟中国不同，在日本练球，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要靠银行支持。
在中国国家队，根本就不存在运动员自己花钱练球的问题。
叶：你是否研究中国乒乓球队的战略、战术？
何：有时看一点录像，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琢磨。我是孤军作战。
叶：那天比赛之前，你对自己的估计怎样？
何智丽说，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赢。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个人都是高手，我对她们三个人都作了准备。
何智丽对三位对手作了分析。她说，她们三人各有特点：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样，打法不一样，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所以，打她们三个，要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能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你的技术必须全面。
何智丽说，我坚信一条，我的基础比她们好。这几年她们参加比赛比我多，临场经验丰富。我倒底是六年没有参加了，现场的熟练感不如她们。我以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术赢她们。我以前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属于欧洲型风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气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丽逐一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何智丽这样谈起陈静：
“在这三个人之中，我最重视的是陈静。只有胜了陈静之后，我才能进入前四名，然后才是冠亚军赛。
我进入前八名，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陈静。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陈静打了几十次，没有输过一次。离开国家队以后，我几年没有打球了。后来我跟陈静交手，输了她两三次。所以，我很重视和陈静的比赛。
“对于乔红和邓亚萍，我并不太在意，虽然乔红比我小五岁，邓亚萍比我小九岁。”
接着，何智丽说起邓亚萍：
“我是准备以三比零赢她的。”
过去我在中国国家队，跟邓亚萍打过一次，赢了她。这一回我们是第二次交锋。从球艺来说，我比当年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时要好。外界也是这么评论的。
我是八十年代的冠军，现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术上不进步是不行的。
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冠军，能够打败九十年代的冠军，说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脚。这一回，打的是亚运会乒乓赛，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对手是奥运会冠军和世乒赛冠军，这三个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为这样，决赛的那一天，两千元一张的门票，全部售光，这是空前的。
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赶来观看。可是，男子决赛，就没有多少人看。
在亚运会上，中国从来没有丢过女单冠军金牌。这一回，我拿了女单金牌。
打球，是应该换换脸。不要老是一个人拿冠军。”
我说，十月十三日，是你历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场，体力怎么样？
何智丽说：
“我的体力可以。打赢之后，我们家的祝贺电话、电报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记者甚至从美国赶来采访我。因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冠军——我已经结婚，三十岁了，居然打败了两个奥运会冠军。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三十岁的乒乓球冠军。
发行量达八百万份的日本《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最佳运动员，我是六个中的一个。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奖。
“日本共同社告诉我，他们所评的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国的十大新闻中，我在亚运会打败邓亚萍，被列为第九条。”
我问：“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
“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一九九三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又问：“十月二十八日，《北京青年报》提到了庄则栋曾帮助了你。”
何智丽说：
“庄则栋没有做过我的教练。他来日本时，到我俱乐部来，玩了一天。
去年，陈静得了第二名，中国报纸也说是庄则栋教的；庄则栋倒是真的教过陈静。
不过，谁赢了，就说是庄则栋教的，既然庄则栋那么有本事，他又在北京，为什么不叫庄则栋到中国乒乓球队当教练呢？
所以，输了就是输了，何必把庄则栋搬出来？
“当然，我是很尊敬庄则栋的。他的球艺是很高明的。他见多识广，富有经验。”
我说：“我以为，庄则栋所说的富有哲理的话，是对你这次胜利的最好概括：
‘记住，一个人受到的打击越大，发出的光辉也就越灿烂。’”何智丽答道：“是的，庄则栋是这么对我说的。在我获胜之后，他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他的话根深刻，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中国女儿情，日本媳妇心”
见面时，何智丽拿出一本“老先生”剪贴的剪报集给我看。“老先生”是指她父亲何铭馨。父亲在上海把中国各报关于她的种种反映，剪贴在本子上。遵她之嘱，我也给她带去一批关于她的剪报。所以，她对中国报刊上的各种反映一清二楚。
我们就从中国报刊的纷纷议论说起……何智丽显得有些激动。平日言语不多的小山英之先生，也难以抑制不平之情，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何智丽很直率地说，中国报刊的评论，日本报纸迅速加以转载，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动。日本人很难理解说我是“背叛”、“汉奸”、“罪人”，是“吴三桂”，是“卖国贼”。
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九九五年又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所以“汉奸”这类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极为敏感的。
何智丽真诚地说：
“虽然我加入日本籍，但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我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所以，我拿了冠军，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日本的骄傲，是双重的骄傲，双重的胜利。
“不能那么狭隘地看问题。爱国主义不能太狭义。眼光不能太短浅。不管是谁写，不论是大报、小报，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报纸。现在是信息社会，这边报纸一登，即便是小报，信息也马上传到了日本。本来，骂我个人一句倒也无所谓。我现在加入日本籍。这就牵涉到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了，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她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们，都为我高兴。他们非常支持我。留学生的报纸，对我没有一句坏话，都热烈地为我祝贺。因为我毕竟是来自中国，来自上海。我这次夺冠，表明中国人也能在国外创业。他们没有当我是外国人。
她又说，就日本而言，已经多年没有拿亚运会乒乓冠军了。我去了，就拿了冠军，而我来自中国。这本身就表明，我的胜利，也给中国带来了荣誉。
她强调说，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历史的。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不会忘记上海的培养，中国的培养。我没有“数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军。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将风度。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亚运会的上百块金牌，我这一块是最特殊的一块。
她说，有些中国报纸很无聊。有一家中国报纸甚至说，我在跟乔红半决赛减骂她“小赤佬”。其实，我从小到现在，从不说“小赤佬”之类的骂人的话。我以为，这些报纸对我不友好，主要是不了解我所说的，我的胜利是中日两国的胜利。我想，他们慢慢地会理解我的。
她又说，我也不同意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所产生的可喜现象。大批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退役的运动员，能够来到世界各国，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能做得到吗？
这些中国教练和运动员来到国外，使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么解释中国请施拉普纳当中国足球队教练？怎么解释上海足球队到俄罗斯去招募队员？怎么解释中国请那么多外国专家帮助建设？怎么解释杨振宁、李政道以美籍华人身份去领取诺贝尔奖金？难道杨振宁、李政道也是“汉奸”、“吴三桂”、“卖国贼”？难道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也都是“汉奸”？所以，不能那么狭隘地去看问题。
这时，小山英之十分真诚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很爱中国。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响极坏。在日本，如果这样写的话，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码要赔几千万日元的。这是有法可依的。
这些文章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这些文章其实是在丢中国人的脸。何必骂人呢？还是把功夫用在比赛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亲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他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所以，小山一家都热爱中国。小山家迎娶何智丽这样的中国媳妇，本来就是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小山说，爸爸最近也来中国，昨天从南京来电话，江苏省省长、副省长都为何智丽夺冠，向他表示祝贺。中国官员的这种友好表示，使我们一家都很高兴。
小山还对我说，在何智丽夺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谈话，对何智丽表示热烈祝贺，分析了何智丽夺冠的意义，批驳了那些不友好的言论。日本的《读卖新闻》马上转载了你的谈话。这向日本舆论界表明，中国也有对何智丽很友好的作家。
与小山英之一起来沪的日本池田银行桌球部部长中岛昭先生也对我说：“日本人很难理解说何智丽是‘汉奸’。难道只许你们赢？
赢了就是‘汉奸’？体育竞争，就是靠真本事嘛！
日本报纸一片赞扬，因为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赢得不容易。她这一块金牌，顶五块、十块金牌。
“其实，何智丽是日中友好的桥梁。她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何智丽拿冠军，中日两国都应为她祝贺！中国是大国，在国际上有很崇高的威望。虽然那种偏激的言论只是一小部分人说的，但是会影响中国的形象，要从日中友好的角度加以考虑。”
我提到了在中国引起议论颇多的是何智丽在刚刚夺得亚运会金牌时，含着热泪，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所说的几句感情十分激动的话：“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
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何智丽说，当时她的心情确实极为激动。十月十三日这天，她连挫三员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将，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战绩。为了这一胜利，她苦苦练习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正因为这样，她说她从未这样高兴过。她的话，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情。凡是知道她是怎样走过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的人，就会理解她所说的那番话。
何智丽接着说，在日本记者看来，我拿了冠军，更加加深了日中友谊。中国报纸上那些文章，很伤日中的友好感情。你曾说，要参加国际比赛，必须有“入场券”。确实如此，我加入日本籍，才可能有“入场券”，这不能说我的那番话是“背叛”中国。
我问起她的近况。
何智丽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很多离婚。我的家庭很和睦，和小山英之相处很好。他没有大男子主义。他总是在事业上帮助我。我的公公、婆婆也很支持我打球。整个家庭都充满对中国的友好气氛。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日本《读卖新闻》在二月十四日还刊登了我、小山英之、公公；婆婆的家庭合影。我们站在乒乓球桌旁拍的。这张照片表明，我们一家是“中日之家”“乒乓之家”。在日本，我们是很特殊的家庭，是很融洽的家庭，所以《读卖新闻》这样的日本大报会刊登我们一家的大幅照片。
我说：“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智丽笑道：
“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
亚运会之后，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动向。所以，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通过你的笔，转达给广大读者和球迷们，代我向他们问好。”
我屈指算道：
“这是你的第四次风波了——头一回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风波，第二回是奥运会除名风波，第三回是异国婚恋风波。
“我还记得，那时在上海胶州路老房子里跟你的谈话。你向我诉说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所受的委屈……我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所以能够理解你。”
何智丽说：
“是呀，每一回，你都录了好多盒磁带，这些磁带如今成为一回回风波的见证。这次我来上海，行踪是保密的，我不见任何记者，即使记者找到我，我也拒绝采访，但是一定要跟你谈，我们有着那么多年的交往，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在中国的运动员之中，像何智丽这样风波迭起的人是不多的。正是在这众多的风波中，在满城风雨的争议中，她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
何智丽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她的第一回风波……
第二章 反抗“让球”一举夺冠
突然要何智丽“让球”在冠军如林的中国乒乓球队里，何智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个世界冠军而已。
然而，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她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姑娘——她成为第一个“乒乓叛逆”，向不正之风发动了猛烈的“抽杀”。何智丽风波，第一次撩起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皮袍，露出那个藏着的“斜来。
何智丽对于“让球传统”的反叛，发生在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人声鼎沸，飞旋的银球在墨绿色的球台上像替星一样来回闪烁。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正在向高潮推进。
一百三十名女运动员经过激烈的角逐淘汰，四员骁将一路破关夺隘，进入前四名：从第一赛区厮杀出来的是管建华；何智丽在第二赛区战胜队友陈静之后杀出重围；在第三赛区里一路拼杀而出的是戴丽丽；获得第四赛区出线权的是韩国的梁英子。
按照行家预测：世界冠军当属何智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