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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何智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之间的龊龋，要找运动员出气！
内耗，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特短”。内耗的加剧，使中国“国球”的实力明显地削弱了。
“党风不正，队风不正，球凤不正，正在腐蚀着我们的乒乓事业！”孙梅英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在中国乒乓球队，冠军掩盖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不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冠军迟早要丢光！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通天’，有些人仗着有后台，碰都碰不得………自从何智丽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之后，不巧，她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败在韩国梁英子板下。于是，中国乒乓球队中就有人说“闲话”
了：“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
不言而喻，这是指孙梅英指导错了，使何智丽“走了弯路”。
何智丽坚信，孙导是高水平的教练。孙梅英的指导，没有错。她继续在孙梅英的指导下训练。
孙梅英向何智丽指出：“你的球，输在胆量上。你有五分球艺，只有两分胆量。你提高胆量，你一定能胜！”
孙梅英还指出：“你要争取高处击球，果断抢攻，不能等弧圈发挥威力才起板。要知道，同样在桌边迎击球，身体前倾和稍后明显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在孙梅英的指导下，何智丽的球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在第十届亚运会之后不久，何智丽在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大显身手，她连拿女子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
接着，何智丽又在红双喜全国精英赛上，夺得女得冠军。
这下子，何智丽笑了，孙梅英也笑了。
这下子，那种说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的话，也就没有市场了。
紧接着，尖锐的矛盾，终于在“让球”问题上大爆发了。
第四章 “让球”曝光掀起论战
“让球”的实质是“权大于球”
“让球”，原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机密”。何智丽风波，导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一“机密”曝光。
“让球”，据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传统”，然而却直接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的竞争。
“让球”，实质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让球者必须服从领导意见输球，不可取胜。谁不让球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便要“写两笔”，这还谈得上什么公平？谈得上什么公平的竞争？
孙梅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之一，深知种种“让球”内幕。
她告诉笔者，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厮杀，单枪匹马，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谁也未曾向容国团让过一个球。
一九六一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照理，应当让这两名中国选手公平地展开竞争，何况他们都是中国人，冠、亚军注定都属于中国，他们之间“动真格”，并不影响中国取得冠、亚军。
可是，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其原因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
这样，李富荣不得不答应让球。
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
实际上，如果让他们真打，庄则栋十有八九会胜李富荣。
可是，这么一“让”，在李富荣看来，庄则栋这世界冠军是我让给你的；在庄则栋看来，我这世界冠军是别人让给我的，心里也不踏实。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颇得意，以为这是“政治思想工作领先”的“成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运动员才能做得到”。
有了这一先例之后，“让球”之风便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蔓延。
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时，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对阵，领导上都决定李富荣让给庄则栋，以使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人为地制造了“三连冠”！
那时候的中国，体育水平还非常落后，世界冠军寥若晨星，而庄则栋居然“三连冠”，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大红旗。这样的“三连冠”，在当时也确实起了鼓舞中国体育界士气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然而，自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连冠”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益发重视“让球”了。“让球”之风开始盛行。当“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一口号，把这一口号当成了“让球”的理论根据：既然“友谊第一”嘛，就应该为“友谊”而“让球”。
于是，在几届世乒赛上，中国选手根据领导意图，为了“友谊”，让给了某一友好国家的选手，当时，正值“文革”岁月，这几次“让球”，被当成贯彻“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方针的“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曾举办中、日以及某国这样三国乒乓球邀请赛。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胜日本，日本胜某国，而中国则出于“友谊”，“让球”于某国。这样，男子团体赛的结果，中国第一，某国第二，日本屈居第三。
尽管中国的“友谊”使某国高兴，而日本运动员得知中国“让球”内幕之后，大为反感。日本的一位男子名手说：“今后，我再也不来中国比赛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球，使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迫于政治压力，领导要队员向谁让球，队员势必服从，不然就会被视为“违纪”、“个人名利思想严重”等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把让球看成该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成就”。
“文革”结束了，各行各业部在那里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污垢。令人奇怪的是，让球之风不仅不在中国乒乓球队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本来，那成为“优秀传统”的让球，还算有那么一点“理由”，或者是为了造就“三连冠”，或者是为了“友谊”让给友好国家，如此等等。如今的让球，连这么点“理由”也没有了，反正领导上叫你让，你就得让；叫你让给谁，你就得让给谁。运动员成了前台的木偶。谁胜谁负不是靠运动员的真本事，而是靠领导的决定。
于是，“让球”不断地演变着，变成领导看中谁，就要人家让给谁！
本来，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竞争，谁胜谁负，全靠真本事。可是，在“让球”
发明之后，世界冠军居然也可以凭着开后门而获得！
这“领导”的概念，也在变化着。原先，决定谁向谁让球要由党组、由领导集体讨论，郑重其事作出组织决定。后来，这“领导”演变成某个领导，个别领导决定着谁应当向谁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个别领导手中的特权。这特权促使运动员不能不俯首于这个别领导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到时候就叫你“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人际关系日趋紧张的催化剂。乒乓球赛不再是运动员实力的角逐，而是成了权与球的较量！
何智丽对“让球”已忍无可忍
在六十年代，“让球”曾被吹嘘为中国乒乓球队“团结”的象征；在八十年代，“让球”却实实在在地把中国乒乓球队搅得四分五裂。
谁想赢球，谁想当冠军，首要的不是苦练真功夫，却是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奉承拍马成了最重要的“功夫”。一支“功夫在球外”的球队，其战斗实力怎么会不每况愈？
中国乒乓球队曾是国际乒坛上不可一世的劲旅，眼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道仅仅因为别的国家乒乓球水平在提高？
“让球”，让得胜者不光彩，败者不服气；“让球”，让得运动员无心于练球；“让球”，让得歪风占上风，正直者受压；“让球”，让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团结成泡影。
对于“让球”的不满情绪，许多乒乓球队员早已溢于言表。
面对种种尖锐的批评，中国乒乓球队不得不对作为“优秀传统”的让球，重作考虑。
另外，即使是为了“友谊”，向友好国家的球队“让球”，也引起了麻烦。因为在“文革”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友好国家越来越多，今儿让给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满；明儿让给那个国家，又惹起别的国家不满。“让球”，造成了国际风波，越让越麻烦，反而失了友谊，积下怨言。“让球”，把堂堂正正的体育竞争，演变成了幕后的政治交易！
据孙梅英透露，面对内外的压力，几经讨论，在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曾讨论了“让球”问题。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在国际比赛中原则上不让球。另外，对于队内让球，作了如下规定：“进入半决赛，在甲与乙、丙与丁之中，倘若丁为外国人，其余均为中国队员，如果甲、乙两人中甲可稳胜丁，则乙应让给甲。除此种情形之外，不再让球。”
这样的规定，虽然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就为国争光而言，还算说得通，即乙让给甲，是为了甲能胜丁，以确保中国夺取冠军。
遗憾的是，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执行。何况，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从未向外透露，因此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秘密决定，只由领导秘密掌握，运动员并不知道。这样，“让球”之风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特别是一些有过让球“优秀传统”的老将，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对“让球”恋恋不舍。他们常常现身说法：“我们当年就是发扬‘风格’进行‘让球’的嘛！”
毕竟时代在进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的一代，对这种“优秀传统”产生了怀疑。
何智丽就属于新的一代，具备新的思想。对于她来说，几回“让球”，使她产生了极度反感的情绪。
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这天，既是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生日。虽说是在汉城，队友们仍记住她的二十二岁生日，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送来红杜鹃封面影集，那红杜鹃象征着她火红的青春……可是，她却在忧郁、痛苦中度过这一天。
为了过生日更加神采飞扬，她在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兴冲冲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顿时像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她实在无法理解，决赛是在她与焦志敏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领导上指定要她让球呢？
何智丽想不通，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
这时，焦志敏也接到领导通知：“今天你上去！”
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
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被耍弄的是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嘲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
“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让球”，完全违反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所作出的关于“让球”
的秘密规定——虽说那秘密规定本身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
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
“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
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
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
于是，在上场之前，何智丽和焦志敏都已得到领导的通知：“今天何智丽上！”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
她俩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二十一比十六，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二十一比十六，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二十一比十四，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
那一回，焦志敏以三比一胜何智丽！
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三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
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单纯的姑娘，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何智丽在孙梅英的坚决支持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者”，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让球”的公开争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夺得了女单冠军，而且在于向“让球”发起勇敢的挑战。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对于“让球”，各种意见纷争不已，直至何智丽这一回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还有人又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再一次爆发关于“让球”的争论。
这里，全文引述上海《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热线电话第一一五期”，就“让球”问题在普通读者中所展开的讨论。编者为这场讨论加了这样的标题：《“让球”传统有悖奥林匹克精神“争胜”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这一“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为“方圆”。《新民晚报》的报道如下：压倒多数的读者在来信中都表示反对“让球”。
方圆仔细统计了一番，支持“让球”的来信仅仅只有三封。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
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
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上海彭浦机器厂洪华明说，确实，“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能再保持下去了，我们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