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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赛容易激动，少看为佳。可是，父亲却说他会保持正常心态，不致大喜大忧而影响身体。在他的坚持下，医生们只好让步。
其实，我明白了，父亲本人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学习女排精神？晚年，他身体状况差，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拼搏。他在咬牙坚持。坐上轮椅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锻炼，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扶着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时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后抱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站不住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拼搏和坚强的意志，体弱多病的父亲活了93岁。
“我最爱中国女排”（2）
父亲说，他非常感谢中国女排，给他带来精神力量，带来战胜疾病的力量，带来愉悦和陶醉。
而我们的女排，在20年后又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给国人一份新世纪的惊喜。
关于女排姑娘赠给父亲的那个排球，父亲去世后，军博的人来家里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个排球。他们同时拿走的，还有不少珍贵的东西，都是父亲生前的纪念物品。有人说我“傻”，没留个心眼儿，把那么多好东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说我像父亲一样厚道，不计较这些。
现在我想，把那个代表着拼搏精神的排球放到军事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激动，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叶伯伯八十寿辰时，父亲写了一首诗祝贺他。那天我也去看叶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后，都要我当场朗读给大家听。
现在，父亲八十寿辰，叶伯伯也写诗祝贺他。叶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两句诗为父亲贺寿：“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又附了几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为始满，剑犹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
寥寥数语，抒发了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叶伯伯题诗祝贺，算是父亲八十大寿的一个高潮吧。
做寿、贺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铺张。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专门为自己做寿。解放后，他忙于工作，后来又经历“文革”风暴，很多的生日都搁到脑后了。在我的记忆中，大凡他过生日，无非是关起门来，由母亲操持，全家吃一顿长寿面。就这么点简单的表示，有时因为他外出，有时开会忙，寿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们习惯了，也没觉得遗憾。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父亲在80岁前曾有几个生日，虽然没专心做寿，但过得很有意义。记得1956年12月29日，父亲57岁寿辰那天，他主持召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这是他于一个半月前任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第一次召开科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科技事业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因此，尽管生日那天父亲连一碗长寿面也没顾上吃，但他的那个生日过得很愉快。
父亲60岁寿辰那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以国防科委的名义上报军委，建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舰船）和第十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次日，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再组建这三个研究院。实践证明，这三个研究院的成立和当初成立五院一样，对于我国国防事业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一想起父亲的60大寿，就想起这三个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亲70大寿。这时的父亲正处于“文革”的凄风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郸。他无心过生日，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他苦苦思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时的父亲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母亲从吉林的“五七干校”千里迢迢赶到邯郸来看望他，母亲的到来令父亲感到欣慰，患难中的感情更是弥足珍贵，因此这个生日也是很值得纪念的。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社会的逐步安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情人性的逐渐回归，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父辈之间，老友往来，表示一下祝寿之意，成为自然。在父亲这里，每逢生日，多数是精神上的表示，偶尔有人送个蛋糕，算是隆重之举了。晚年，父亲健康更差，常年麻烦医护人员，让他深感歉疚。每于岁末年初，父亲往往借机请大家吃顿便饭，表示他的谢意。而这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时间，所以大家既拜年又祝寿，两相结合，喜气洋洋，家里欢声笑语不断，让老寿星着实地开心一回。
父亲的生日（2）
改革开放之后，大街上高级酒店多起来了，何不到外面大吃一顿山珍海味？也有这个条件。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痛恨铺张浪费。在家里吃顿便饭，既节省又实惠，他认准了这个，所以，一辈子他都没到外面摆过生日宴席。
至于中央领导同志和老战友、老部下来贺寿，也都是热情道贺畅叙心怀，一杯清茶而已，父亲从未因做寿宴请过领导人。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用不着吃吃喝喝套近乎。
每年过生日，他就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张扬操办什么，在家吃顿便饭吃碗面就行了。
1983年，父亲生日之前好几天，就有人把电话打到家里祝贺。父亲责问：“谁那么嘴快，外面怎么知道生日的事？”
秘书说：“这还用我们宣传吗？您的回忆录开篇就写了您的出生日，人家自然知道了。”
父亲听后笑了起来。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1984年12月29日，父亲85岁诞辰。按照父亲的设想，仍然是关起门来简简单单地庆贺一下。这一天，我和丁衡高照常去上班，女儿照常去上学，我们一切都照常。但是，上午10点钟，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下午4点整，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要集体来给聂帅祝贺85岁大寿，大约30多人。并说，这是耀邦同志定的。今后凡中央领导同志满85周岁的，就采取集体贺寿的办法，到家里来拜寿。现在健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中达到85岁的，聂帅是第一人，所以就从聂帅这里开始。
对于这个安排，父亲确实感到进退两难，拒绝吧，不好；接受吧，自己又不是很情愿。只好勉为其难了。
接到通知后，全家立即行动起来，研究接待。客厅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就那么几个沙发，平时来十几人还可以，这次要坐30多人，怎么坐？最后，大家的意见是把原有东西搬走，沙发、茶几、电视机都挪走，换成长条桌摆在客厅中间，然后围桌放木椅和折叠椅，再在剩余空地放十几把折叠椅，客厅门口也放几把折叠椅。至于折叠椅、茶具、桌布等，家里没那么多，只好去机关借用。
忙乎了半天，终于把现场布置好了。下午4时，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集体坐大轿车到了家里。据工作人员当时的登记，计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几方面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万里、习仲勋、乔石、李鹏、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王平等，邓朴方和邓林是代表邓小平、卓琳来的，叶帅女儿叶楚梅、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是代表叶帅来的。
大家请父亲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左边是胡耀邦、赵紫阳，右边是彭真、杨尚昆。这一天，是我们家最热闹的一天，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真是高朋满座，陋室生辉。大家谈笑风生，济济一堂，气氛非常轻松活跃。胡耀邦代表中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寿讲话。后来话题扯到了父亲刚出版的回忆录上，众人给予了充分的赞扬。
谈笑一阵，喝杯清茶，吃点水果，人们告辞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1989年12月29日，父亲90岁诞辰。说心里话，我能看出，父亲不喜欢他85岁那年搞的那么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也许他觉得，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大家都应该忙于国家大事，不应当为他个人的生日牵扯精力。所以这次90岁生日，提前好几天，他就吩咐办公室向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报告，转达他的“不做寿、不受礼、不请客”的“三不主张”。他是节俭惯了，不想因此而造成浪费，他反对铺张，反对大操大办。别的不说，一个花篮得花多少钱？不顶吃不顶喝，过几天花儿就蔫了，钱就白白浪费了。那都是国家的钱啊！
他的“三不主张”起到了一点效果。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那样规模的集体祝寿之事。但是给老人祝祝寿也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完全禁止，也不能禁止。父亲有时候办事过于认真，表现在祝寿上，也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事实上，父亲90大寿的前后几天，同志间的来往非常正常，我们没有发帖请客，人家也没有送礼送物，也没有集中在29日那天大庆一番，而是在那几天分散着来的。
12月27日，军委和三总部领导秦基伟、洪学智、迟浩田、赵南起等同志提前来拜年，也是来给父亲拜寿的，两相结合，倒也自然。
29日，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是集体来的，但比85岁时，来的人少多了。只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姚依林、宋平、杨尚昆、刘华清、丁关根、温家宝和杨白冰。大家都关心父亲的健康，说：聂帅一定多保重，老帅们的健康长寿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卓琳说，今天是聂爷爷九十大寿，快给聂爷爷磕头
父亲的生日（3）
江泽民等人走后不久，卓琳阿姨带着儿子、女儿和小孙子、小孙女来给父亲祝寿。一进客厅，卓琳阿姨就大声地说：“今天是聂爷爷90大寿，快给聂爷爷磕个头！”
两个小家伙很好玩，扑通一声，真的跪在了老爷爷面前。我母亲急忙说：“快起来，快起来！现在不兴磕头了！”
小家伙跪在那里不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笑得特别开心。
卓琳阿姨对父亲说：“小平同志让我代表全家来祝贺你90大寿，祝你健康长寿，超过一百岁！”
卓琳阿姨的话又引起一片欢笑声。
30日，父亲生日过后一天，航天部在京的各研究院的院长和书记，他们都是父亲的老部下了，相约前来，既是拜年也是祝寿，没有送礼，而是各自带来很有意义的纪念物品——一些导弹、卫星小模型；一些航天方面的图片、照片等。看到这些东西，父亲非常高兴，引起他许多回忆，所以那天父亲和大家谈得兴致盎然，沉浸在美好的往事和对未来的憧憬中。
父亲90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
1991年7月1日，是建党70周年纪念日，是党的生日。自己的生日，父亲不往心上放，党的生日，尤其是70周年这个大的纪念日，父亲牢牢放在了心上，纪念日到来之前，他就念叨，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一定得隆重一点，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怎么庆祝？把工作人员组织起来，以父亲的名义请大家吃顿家常便饭，大家唱唱歌，说说话，气氛搞热闹一点就可以了。父亲同意这个安排。
7月1日下午，我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召开庆祝建党70周年座谈会，钱学森、朱光亚、程开甲等老科学家都参加了。我从单位开完会，想到要在家里搞个纪念活动，就把单位用过的纪念会的会标卷起来拿回家，然后挂在了走廊里，这么一来，气氛马上就出来了。
工作人员特意为党的70岁生日订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写着几个红色数字：“1921—1991”。家里的人，还有全体工作人员都来了，大家唱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有人说：“请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聂帅讲话。”
大家鼓掌欢迎。父亲坐在轮椅上，沉默了一会，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只见他抬起颤抖的手臂，紧握着拳头，坚定地伸向上方，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他嘶哑的声音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人们眼睛湿润了。这是父亲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他是真心地爱这个党。他为这个党奋斗了一辈子，他喊口号，绝不是虚情假意啊。
半年多之后，父亲就过世了。每年，在他的生日到来之际，我就备一杯薄酒，洒在家中他的那尊雕塑前。每每想到我所经历过的父亲的生日活动，我就想起父亲的俭朴。一个连自己过生日都俭朴的人，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俭朴，就可想而知了。
点点滴滴暖心怀（1）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他晚年体弱多病，之所以每次重病都能转危为安，主要靠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在他的临终遗言中，没忘记感谢专家、医生、护士，还有在他身边辛勤工作的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他服务的同志。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体质原本不错，解放前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枪林弹雨，几乎没有病倒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身兼六职，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952年秋天终于病倒了，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功能失调。毛主席关心他，指示他到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有所恢复，这为他1956年后主管全国科技工作，任务虽繁重，但能够坚持下来，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批“二月逆流”时，他犯了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心房扑动达60多个小时。1970年从邯郸回来以后，心房扑动频繁发作，最多的一次持续72个小时，对这种心律失常，除了用药物纠正，十分严重时就用电刺激转复。不知有多少次，医生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他一辈子爱科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