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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将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真拿他没办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想好好休息，还在操心。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我们和医生都很为难，就怕这个不好的消息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他天天问情况，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也会公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商量还是婉转地告诉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似乎觉得很突然，马上就说：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具体情况还没弄清，等有进一步的情况再随时报您。又安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很快处理好的。
他听后，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他，已连夜将澳方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他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
操不完的心（6）
很快，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我们把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说：“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在问有关情况。
他关心载人航天，关心南极考察。我们告诉他，这两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阳光下，我感觉他的笑容特别纯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为别人操心，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他是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居安不能不思危，闻之不能不过问啊！”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1）
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台灯，递给父亲。上面写着两行字：“为革命的先锋、英雄、功臣——敬爱的聂荣臻元帅制。你的战士任远远。”
父亲很高兴地接过这个台灯，夸奖了远远几句。他告诉远远，同时也告诉我，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叔叔曾送给他一台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拍照，他拿着任叔叔送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于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张红一军团帮助群众夏收的照片，解放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曾在那张照片背后写下过一段话：“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该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帮助。”
远远制作的这个台灯很粗糙，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父亲会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领导来到他的卧室，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手工制作的小台灯。也许父亲出于艰苦朴素的原因，一直不愿换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买个新台灯需要不了多少钱。父亲主要是出于对老战友任弼时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才是他的本意。父亲说过，任弼时叔叔去世的时候，才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高级领导人，还说他很有才华，很有智慧，对党无比忠诚，死这么早太可惜了，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他非常怀念他。
在父亲的晚年，随着老战友一个一个过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涡里。
1986年秋天，刘伯承元帅到了弥留之际。父亲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义时，父亲就和刘伯伯有过合作，他们两个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伯精深的军事造诣令父亲钦佩，刘伯伯宽厚的兄长风度，更是给父亲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一起战斗，长征途中，他们一起过乌江，一起过彝族区，一起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泸定桥，都成为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的瞬间。
建国前后，父亲在总参，刘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来北京时，有时就住我家。我家后面有一个古建筑，名为“吉安所”，据考证，是明代司礼监办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嫔妃死后，用于停灵治丧。解放后，父亲任代总长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就在里面办公，刘伯伯来京，也在那里面住过。
吉安所冬暖夏凉，适宜居住。由于它历史悠久，比较独特，还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看上了这个地方，带着个女秘书来这儿写作。白天她写作，晚上回家住，女秘书晚上留住。几天后，当那位年轻女秘书得知吉安所是个什么地方后，脸都吓白了，说是难怪晚上老觉得有响声，搞不好就是闹鬼。吓得她再也不敢住里面了。
刘伯伯他们却不怕这个。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对我说，这些老帅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还怕这个？有一次，刘伯伯住这里，晚饭后，父亲和他以及安东、范济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刘伯伯讲到，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有天晚上宿营，天很晚了，他带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睡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天亮，听老百姓反映说当兵的抢东西，他一听就冒火，赶去处理，过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国民党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夜里他们和国民党兵睡在一个村里了！
刘伯伯说：“我一招手，几个人骑上马就跑了。”
父亲平常是不开玩笑的，这次却忍不住说：“老兄，幸亏你那只眼睛还好，要不就当俘虏了！”
众人听了，无不大笑。刘伯伯的笑声粗犷而爽朗。
然而，这个被誉为“当代孙武”的人，这个十大元帅里身材最高大的人，此刻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没有思维，身体蜷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短小的一截……父亲伏下身子，握住老兄凉凉的手，无言以对，眼角噙着泪珠……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2）
父亲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喃喃地说：“在大渡河边，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觉得他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可是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刘伯伯在大渡河边的情景。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病危，前来探视的人都被挡在了门外，谁也进不了病房。父亲得到消息，赶来了。王震此时已经在这里候着，见到父亲，王震急忙迎上来，说：“聂老总啊，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让进。”
父亲威严地望着值班的人。301医院的副院长汪石坚将最近的情况简要汇报给父亲，父亲有点责备地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告诉我？
父亲立即站起来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着进去了。父亲来到叶帅的病床前，站在那里，默默地、久久地望着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年在黄埔军校，他们就认识，后来搞广州暴动，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的友谊。“文革”期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一起为党和国家、军队担忧，他们一起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终于战胜妖魔，渡过难关，迎来又一个春天……叶帅85岁生日那天，在西山，父亲去看他。听说父亲要来，他早早让工作人员推着他等在门前。父亲下车后忙走上前，推起叶帅的轮椅车。工作人员都闪在一旁。那天，父亲推着轮椅车走了好久，但两位老人说话并不多，也许此时的他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
父亲上前，轻轻握住叶帅的手，眼泪汪汪。后来父亲对我说，当他握着叶帅的手时，感到叶帅的手在一点一点地用力，想紧紧地握着他。昏迷中的、已经切开了气管的叶帅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久久地握着手，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识到，这是永别。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里，父亲好几天情绪低落，吃的也少。后来，一个小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逗乐。他一笑，大家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反复几次给我讲，他和叶帅握手时，叶帅虽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大约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病重，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消息传来，父亲心情沉重，他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一束“勿忘我”鲜花。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发往河北省委、平山县委，接着口述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当晚，得知电报已经发走，父亲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晋察冀戎冠秀拥军的感人事迹。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为子弟兵节省一把米，又亲自把节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线。她节省下一尺尺粗布，并组织下盘松（村名）的妇女，做下一双双军鞋，送给子弟兵。她掩护伤员，经受了千难万险。她照顾重伤员，没有吃的，将自己的奶水挤尽，口对口喂给昏迷的战士，伤员痊愈之后，叫她一声妈妈，她说：俺承担不起，这是俺该做的。儿子长大了，她二话不说，送到前线……为此她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奖励，父亲高度赞扬她，使她成为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
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代表徐州老区的人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她说：“你在徐州，还不忘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我们过去有个戎冠秀，我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所谓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
庄印芳回答说：“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
父亲点点头，说：“母亲最关怀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
大约在他90岁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储藏室的物品——顺便说一句，他有几个战争年代的弹药箱子，他像宝贝似的舍不得丢，里面装着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员找出一个烟灰缸，外形比较奇特，不像是中国货。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访问东欧时，外国人送给他的，他不吸烟，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员问怎么处理这个烟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说：“送给小平吧。”
工作人员只好给邓家送去了。过了几天，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还专门打来电话：请转告聂帅，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个烟灰缸，又让他惦记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离他去世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书打电话给他夫人张洁清，请她向彭真表示问候，并转达以下的话，大致说——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3）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内领导人健在的，只有四五个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自己的心脏病略有好转，但问题还是严重的，胃肠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经常着人问候……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出版的书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说长论短的都有，还是任人评说吧。
父亲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当时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听说彭真被敌人逮捕入狱，虽然那时父亲还没见过彭真的面，但还是想方设法营救他，并派人送些钱物给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紧紧抓住他入狱这个事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