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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已经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壁上挂满经幡的廊道向前奔去。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警卫和参谋人员。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脸谱化的描写。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张国焘既能爬得那样高，哪里会这么简单？……虽然他把这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但他对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国焘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的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完全无济于事。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
正是出于以上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张国焘费尽口舌的挑拨并没有达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
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玉阶兄，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那是你的权力。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命令！”张国焘的脸上堆满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地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房休息吧。反正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关押起来。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看守。实际上，他们全部都成了“囚犯”。
从何福圣的回忆来看，张国焘当时的政治谋略，就是要争取朱德和刘伯承同他一起来反对毛泽东，但他突然采取这种激烈的方式，对朱德和刘伯承进行胁迫，应该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招术。
当警卫人员把朱德、刘伯承送走以后，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意识到他今晚的这种做法已经失败。
现在，张国焘只好等待陈昌浩来电报告好消息。他在想，如果陈昌浩能够按照我的旨意把事情办成，我倒要看看你朱德还能不能那么硬下去。
这一夜，张国焘没有合眼。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他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但却令他大失所望。陈昌浩在电报中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并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非常明白，肯定是电报出了问题。他猜测陈昌浩没有收到那封电报。实际上，直到此时，那封电报还在陈昌浩的身上揣着，张国焘交给他的任务，因行动迟缓没有完成，怕担责任，所以就装糊涂，便问张国焘“原因何在”。虽然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明白了一点，但陈昌浩已经收到那封电报的事实，张国焘到死时也不知道。
事情既已败露，张国焘索性撕破脸皮来和中央大干了。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张国焘“黄袍加身”
陈昌浩派来“劝说”南下的李特被挡回去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一部沿包座河迅速北进。
9月11日，部队陆续到达了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就在这一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
9月11日
这封电报的语气是严肃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朱德、刘伯承已经身陷“囚笼”。
为了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危局，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作为保护毛泽东有功的李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场上，与会者都显得有些沮丧。一个个闪动着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仿佛又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
是的，自长征以来，没有大的事情，一般不开这样的会，不知道内情的与会者，都在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同志们，这一两天，张国焘闹了点乱子。”张闻天开始作会议的开场白，他这么一讲，好多人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听着他讲下去，“张国焘这场乱子，可不简单，他要搞分裂，电令陈昌浩，要胁迫我们南下，不从，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
张闻天的开场白刚刚完毕，叶剑英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大声讲道：“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现在，张国焘已经与中央摊牌了，这次会议有必要对张国焘做一个组织结论。”博古也赞成叶剑英的建议。
“对，应该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我看出他有野心。”彭德怀表示赞成。
“张国焘已不配再做一个共产党员了！”杨尚昆也很气愤。
会场笼罩着一种悲凉、凄怆与义愤的气氛。
是啊，张国焘突然来这么一手，谁人不切齿愤恨呢？
会议，是充满理智的场所，容不得有半点感情用事的成分。毛泽东见会议的气氛要被感情所取代，便站起身来讲道：“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毛泽东的发言，使会上的气氛立刻变得理智起来。
与会同志经过冷静地分析和讨论，都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团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并决定将原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的编制委员会。
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他以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只在中央委员中公布，没有向下传达。
其实，张国焘此时已不在乎中央对他作什么决定，在他看来，目前的中央已不存在了。
张国焘接到中央9月11日的电令后，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便把电报撕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他很气愤，心想，你毛泽东还跟我中央来中央去，谁是中央？我张国焘现在应该是中央，你们应该听我的。于是，张国焘拒绝给中央回电，却致电一、三军团，称北上“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真会断送一、三军团”。他诱令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南下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张国焘下令所属部队即刻向阿坝疾进，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军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挣扎出去的红军，又带回这条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大会。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
张国焘在一片掌声中走向主席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讲了整整一天。
张国焘深知红军官兵对分裂行为都很痛恨，因而他就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且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恶毒攻击，这也是毛泽东所料到的。而对张国焘的表演天才，他恐怕不会料到。会场上，张国焘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作出痛不欲生、怆然涕下的样子。台下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情，经张国焘这么一表演，他们都信以为真，情绪激愤起来，反对毛泽东和中央的口号此起彼伏。这还不够，第二天，张国焘又特地安排“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对中央主要领导进行大肆丑化。
朱德参加了两天的干部大会。他被请来在主席台上与张国焘“平起平坐”。张国焘开会前介绍朱德时仍称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张国焘在想尽一切办法要利用朱德。
张国焘的发言已接近尾声：“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有错，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他指着会场旁边的大横幅说，“很明显，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能又无知的人，还能继续做党和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10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上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我带领你们，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
张国焘善于利用人的心理，当时在四川籍的红军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天府之国”才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思乡情绪，所以张国焘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而且，在以后的南下行动中，“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便成了最能鼓舞全军士气的一句口号。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国焘请朱德也讲上几句。
谁知朱德当场拒绝，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这时候，黄超陡地站起来，指着朱德大骂：“朱德，你这个老右倾，顽固透顶！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还不识抬举！你……”
“啪”地一声，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几只茶杯，双眉竖起，怒色满面地喝道：“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压下了黄超的气焰，朱德声音洪亮地向台下说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哪个都晓得‘朱、毛’，要硬逼着我这姓朱的反对姓毛的，是不行的！我承认我们目前遇到了困难，可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需要党的团结、红军弟兄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分裂是绝对不会有出路的！”
朱德的这话终于激怒了张国焘。会后，他下令杀掉了朱德和刘伯承的坐骑，让他们从此徒步行军。又授意一帮亲信军官，数次三番去纠缠骚扰朱德和刘伯承，迫使他们听一听“全体官兵的呼声”。
当然，张国焘的目的，不只是要做这么一番宣传，他认为自己的领袖梦已经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
奉张国焘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的红军，逐渐会合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在此以前，无论张国焘与中央僵到何种程度，但都可以视为党内的政见分歧。然而，10月5日，张国焘公开与中央闹分裂，在卓木碉的喇嘛庙里召开组建第二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一天，成为张国焘由中共元老转变为野心家的分水岭。
会场气氛沉闷而紧张。每一个到会者在此之前都已经知道了今天这大会的主要内容。也许是都清楚此举意义非凡，所以心情却万难轻松。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言观色——他也不那么轻松。发言中，他除了攻击毛、周、张、博及中央红军以外，还提出了成立新的中央的意见，并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
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的决议》。这个《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还通过了向“原党中央”发出的电文：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
二、你们应该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领袖梦实现了，口气也大了。此时的张国焘正如同朱德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