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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四方面军能尽早挥师北上，去寻找立足之地。每前进一步，他们都回头向南看一看。
那一束束期待的目光，穿过浩瀚的空间，投向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他们兴许感觉到了这来自北方的期待目光的价值和意义，但眼下也无法回报这期待的目光，而只是在心里期待着有再次相会的那一天。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便向大草滩推进，已经开始走出岷山山脉，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已经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
这一带是汉族较多的回汉族杂居地区。这里的群众听说过陕西红军专门给穷人办好事，但没有见过红军，今见一支红军到来，也就十分热情，纷纷把房子腾出来给红军住。
在大草滩稍作停留，红军便向哈达铺前进。到达哈达铺，红军才算真正走出了岷山山脉，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那么，中央红军究竟到哪里去？以什么地方为落脚点？这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实，就在此时此刻，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正在陕北握手拥抱。
但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几个月来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就连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都不知道。正因为这样，也就无法确定到哪里去、在哪里落脚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准备打长期无后方的游击战争。谢觉哉曾经回忆道：
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搞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予以考虑。
党中央之所以确定中央红军去陕北，并在那里落脚，这是因为在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谢觉哉这样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闯过了甘肃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7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于是，我们沿途避免打仗，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地往陕北赶。
那么，这张报纸是怎么来的？真是像谢觉哉讲的那样是捡来的吗？不是。
在攻克腊子口之后，一军团领导即向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任务。
“你们连立即出发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左权参谋长指示道。
“甘肃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回族居多，不搞打土豪斗争。你们要很好执行民族政策，要很好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做好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聂荣臻政委嘱咐着。
“我补充一点”，毛泽东两手叉腰地说，“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的干部立即开会研究，确定分工，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梁兴初戴中校军衔，曹德连戴少校军衔，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受到了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回来，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东西，也来拜会了。曹德连他们从副官的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匪区”略图等。他们如获至宝，当夜就把搜集到的报纸和敌少校副官秘密押回军团部。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些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毛泽东看了报纸后，满脸笑容的说道。
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研究决定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长征的目的地一旦确定，并且这个目的地已近在眼前，那就意味着长征已经胜利。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胜利。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此时，胜利者的毛泽东有满腹的委屈话要讲，他要领导红军抗日，有人偏不要他抗日。他说：
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
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提起张国焘，毛泽东想起了南下的红军。他说：
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其实，毛泽东他不愿立下这种预言，他很希望四方面军即刻北上，因而在哈达铺，中央耐心等待张国焘幡然悔悟，率左路军到来。毛泽东每天都要向南方凝望好多次，那期待的目光，好似要把南面的那片天望穿。然而，就这样等了几天，仍不见左路军到来。当确知张国焘已经率军南下时，党中央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前进了。
明年这个时候，四方面军能到陕北吗？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公开的挑战
1935年的10月，是毛泽东长征以来最兴奋的日子。
红军过了岷山，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困扰，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一路东征，毛泽东心潮起伏，不能平静。那炽热而执著的理想与抱负、信仰与情感，那积蓄已久的往事与憧憬、悲凉与欢乐，一起涌入心间，便又作《念奴娇·昆仑》词一首：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当中央红军于10月初跨越位于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的著名高山——六盘山时。毛泽东登上山顶，又诗兴大发，写下了《六盘山》这首著名的诗篇：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是啊，眼下真是到了毛泽东兴奋的时候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已定，长征即将结束，陕北会师在即，抗日的烽火即可点燃，这怎能不令他兴奋呢？！
11月6日，中央红军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的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会师，标志着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毛泽东的兴奋情绪到达了顶点，他高高兴兴地理了发，洗了头，换了一套没有补丁的红军服装，拂去了一路的征尘，虽然脸庞显得黑瘦，但也十分的精神、洒脱。
在抚边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时，毛泽东也是稍作了一些打扮，但心情显然没有今天这么舒畅。
一番打扮之后，毛泽东便匆匆来到由军委组织召开的全军干部大会会场。
“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把手一挥，敞开他那悦耳的湖南腔说道。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激动不已，挥泪鼓掌，他们都清楚今天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他们经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难！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等待着掌声的停止，然而，这掌声却停不下来。于是，他打了打手势，掌声才终于停了下来。他说：
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光荣的历史使命，进入了陕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属于毛泽东的时代。
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民抗日。
毛泽东满怀着雄心壮志，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但是，一个月后的12月5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东村接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的那封电报。
毛泽东阅毕电报，惊呆了。他虽然曾经想过张国焘可能会走到这个地步，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判断。现在，白纸黑字告诉他，这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且他从电报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张国焘那咄咄逼人的口气。
走出屋外，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是窒息后的第一次呼吸。他的脸毫无表情，木然得像一尊雕塑。毛泽东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与惊险，但他的心理还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也不曾面临过如此严酷的局面。当初张国焘违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军南下，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为的就是要为将来见面留下余地。现在，张国焘自己却把个余地给堵死了，这就使中共面临着大的分裂，红军面临着大的分裂，也是继罗章龙之后，中共面临的第二次分裂，但这次分裂造成的局面要严重得多。对张国焘这种自绝于党的公开挑战，毛泽东心里怎能不产生揪心的痛苦呢？！
“朱老总，你同意张国焘这种搞法吗？”毛泽东心中又陡然升起另一重忧虑，“不会的，不会的”。毛泽东自个儿摇着头自言自语。
于是，毛泽东预感到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他甚至想，有朱老总在那里，红军依然是“朱毛红军”，他仍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
“这个张国焘，好大的口气，竟把中央的旗帜扯到他那里去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彭德怀、林彪找来，气冲冲地说道。
“我早就看出张国焘没安好心。”彭德怀不以为然。
“现在，关键是要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党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周恩来不无忧虑地说。
“依我看，现在再不开除张国焘党籍，已无法向全党交待。”林彪也很气愤。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依然在那里沉思。他第一次感受到束手无策是怎样一个滋味儿。他思来想去，意识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不是很妙，只能再忍耐一下。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刚进陕北，事情比较多，等我们安顿一下，再专门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但有一个总的原则，给张国焘留一个北上来陕北的面子。”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前往瓦窑堡，准备在那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确定党的策略方针。虽然这些大事基本上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空间，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仍然令他头痛。他作出的四方面军一年后肯定会到陕北来的预言，受到了挑战，这样下去，弄不好张国焘恐怕永远也不会再与毛泽东见面了。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将一落千丈。因为后院起火，将会给蒋介石提供难得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将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信任。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张国焘对外公开他所成立的第二中央，一旦外界都知道这一情况，将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最后能想出一个拉张国焘北上，并使他取消第二中央的办法吗？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张国焘把球踢给了毛泽东（一）
12月8日，当毛泽东从东村到达安塞时，有一个人的出现，却令他意外地惊喜。
这个人便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
林育英，1933年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林育英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东北、内蒙古、新疆三条路线。东北已被日军所控制，走不通；新疆到内地路途又太遥远；只有从蒙古入境的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也不好走，要穿过浩瀚的沙漠。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里，找到中国共产党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