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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什么都是错。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有理走遍天下，此时的毛泽东有理却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了排除人们的非议，王稼祥又补充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这意思很明白，他支持毛泽东，不是搞帮派，而是坚持真理。王稼祥极力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莫属。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已很激动，他没有想到王稼祥能如此地理解他，支持他。他也分析过，王稼祥不反对他的主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人在变化啊！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周恩来飞马赶到。
他来的是时候又不是时候。
在会议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急需要有一个人出面担负“裁判”的角色，他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领导，他此时到来正是时候。然而，两个月前是他再三说服苏区中央局才恢复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要撤掉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来的不是时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无论怎样，事已至此，周恩来必须要表态，大家都看着他，毛泽东也看着他。周恩来沉默了片刻，便左右地看了在坐的与会者，等于与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相碰了一下，当他的目光与毛泽东的目光相碰的一瞬间，感觉并不那么轻松，他想起了四中全会上米夫在批评他和瞿秋白持“调和主义”时给他的那番话语：“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了错误。”
现在，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毛泽东听着不是味儿，心想，你周恩来就在前线，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是清楚的呀！毛泽东这样责备周恩来也并不奇怪，虽然毛泽东早在1923年底在广州与周恩来相识，但没有深交。这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间也并不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然而毛泽东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来听周恩来今天所说一切的。
当毛泽东在心里责备周恩来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道：“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接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让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方案是由毛泽东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听罢周恩来的话，毛泽东开始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方案，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线，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不主张毛泽东回后方去“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显然，对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一些首脑们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是这样表态的：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的职务，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军权。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黄泥草屋，当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来随后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泽东，他要安慰毛泽东，劝他想开一点。但当他在草屋里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灰心绝望的情绪，反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如此豁达，不是因为别的，也更不是要做个样子给周恩来看，因为他要重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计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风云年代，没有军队不行。现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张，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走自己设计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热爱红军，渴望打仗。
但从现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种孕育过程。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这种豁达情绪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一定！”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杀鸡给猴看”（一）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几经周折，博古于1933年1月下旬，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第一次见到博古。他没有想到中共总负责人是这样的年轻，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模样又是那样的英俊，圆圆的脸膛还透着稚气。
“好年轻啰！”在寒暄中，罗明心里感叹着。
罗明与博古的见面，将发生什么呢？
“你是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博古望着罗明责问道。
罗明并不清楚博古问话的意图，只是以为博古刚进入苏区，需要了解和熟悉情况，便介绍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博古犹豫了一下又问。
“当前，重要的是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还没等罗明把话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心想，毛泽东不是被排除在红军之外了吗？怎么还有如此神通把个罗明支配得团团转，他预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里不得安宁，琢磨来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泽东这个人。现在，他从罗明身上已看到毛泽东的影响力，更使他忧虑万分，便寻思着如何向毛泽东下手。
几天之后，博古便到达瑞金。他的到来，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便随之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长官。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央机关选择办公地点。当他来到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时，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杨姓私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是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颇有些古色古香之气。于是，博古便把这幢房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
附近还有一幢房屋，也是杨姓私宅，眼下成为“少共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二件事，便是杀鸡给猴看。
2月15日，博古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示出一种大祸临头，刻不容缓的气势：
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一个省委书记，并且是一个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被博古高看一眼。因为当时凡是称得上什么路线的，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立三路线”等，可是博古刚到苏区一个月，就大张旗鼓批判“罗明路线”，令人难以理解，就是罗明本人也都感到纳闷。
唯一看清博古此举真正目的的是毛泽东，他觉得博古太过分了。
毛泽东没有看错，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进行贯彻。博古没有直接公开批毛泽东，不是博古不想这样做，而是共产国际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那电报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除此之外，博古还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怕批出毛病来不好收场，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可以任意地批。
《决定》公布后，第一个作出响应的是凯丰主持下的少共中央局，于2月20日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
接着，新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福建省委一些人“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两天后，博古认为时候已到，便从幕后“导演”一下跑到前台，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为题，在瑞金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
经博古这么一煽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连续发表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文章。这其中起着定调子作用的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福建省挨了三天三夜的批斗之后的罗明，又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就遭软禁。
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此时，两人相见，都不免有些尴尬，罗明沉默，博古出于政治需要，先是安慰了一番，继而单刀直入，说明他亲自来谈话的意图。在谈话中，博古提到了罗明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他为什么要提及这份报告呢？是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在这份报告里，有最使博古刺眼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所以博古就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至此，罗明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批了。
博古还说，不光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指谁？指毛泽东。
当然，这不是臆断。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时，就这个问题作了检查，他说：“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其实，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目的不在于帮助教育，也谈不上需要帮助教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搜索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材料，最终把毛泽东彻底整垮。但罗明那里并没有别的材料，唯独就是他写的那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博古早已捏在手里，大不了就是写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句话。
在博古看来，罗明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了，但他不甘心如此罢休。毛泽东已经成为他胸间的一块心病。因为有毛泽东在，王明的路线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博古倒是看得很准。其实，他博古不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吗？虽然背后有王明作靠山，但王明也同他一样，书生气十足，关键时刻恐怕也很难靠得住。博古自己对此心里也很明白，所以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了。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杀鸡给猴看”（二）
2月20日，《斗争》刊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这其中的“永吉泰”和“会寻安”是什么意思？所谓“永吉泰”，就是指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红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便于领导，就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就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博古决定抓住这两个中心县委做文章。
原因同样简单，那便是这两个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自然与王明遥控下的博古路线是相对立的，特别是这两个中心县委坚持游击战术，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他总感到，你们不贯彻我的路线，而总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博古首先拿这两个县委书记开刀。
邓小平于1932年7月调到“会寻安”任中心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在1932年10月以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