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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邓小平
1997年1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邓小平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他生平的文献纪录片。
那时,邓小平的身体已极度衰弱,但听到护士给他讲解片子的内容时,93岁的老人脸上却露出了受到表扬而不好意思的神情。
从1920年16岁时走出闭塞的四川盆地,沿着一条不起眼的渠江,走向长江,然后去拥抱大海,为中国寻找希望的钥匙,已经70多年了。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既充满胜利的喜悦,也品尝过艰难、困顿和痛苦的滋味。
回首一生的风雨行程,我们不知道邓小平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不过,在不同场合,邓小平也确实表达过自己的感想,回顾过自己的苍茫心路。
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在了这份自传性的履历中。他说:“我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他说——
我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率领大军南渡黄河。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我最忙的时候,是1956年到1966年当总书记的10年。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到迟暮之年,他说自己的心愿是争取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
退休的时候,他说最大愿望是像普通人那样到街上去看一看,走一走。
1993年9月,在进入90岁的一个秋天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弟弟邓垦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从16岁出门远游,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兄弟俩也很少见面。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多,谈到家乡,也谈到中国的过去与未来,邓小平甚至还对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作了不少的回顾和评论,说到感慨处,他说了自己一生最浓烈也最真实的一个愿望——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回顾90多年的心路历程,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
邓小平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缩影。挫折与奋起并存的历史见证了邓小平起伏跌宕的人生。
而这一切,却都是从1920年离开家乡,沿着这条通往大海的长江,去寻求自己的人生和中国希望的那一刻开始的。
16岁的邓小平,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法兰西的艰苦岁月,将稚气少年磨练成了百折不回的职业革命家。
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法国的感受:“那时才16岁。当时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5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高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风云激荡的中国为这个矮个子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两年以后,25岁的邓小平,只身赶赴左、右江地区开辟红色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并不多见的辉煌履历。
辉煌的历程总是伴随着艰辛和磨难。
从战火和险难中走来的邓小平,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晚年的邓小平曾经对自己的历险作过轻描淡写的描述。他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这里说的危险,一次是在上海中央做秘书长时,邓小平到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和罗亦农接头。他办完事刚从后门出来,巡捕便进前门抓人了,前后只差不到一分钟,结果罗亦农被捕。
还有一次,是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子弹穿透了他身上披的在法国一道参加革命的兄长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而他却安然无恙。
的确,这些惊险的遭遇,在邓小平的心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一生很少对人提起。
被世人广泛关注的,却是他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
面对一个又一个关于他三落三起的提问,他曾经这样解释:“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遭到的第一次错误批判,发生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由于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临时中央作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之一而打倒。和邓小平一起被打倒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谢唯俊、古柏。当时被称作“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被撤销了,还背上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分派去做一个小小的巡视员,随后被派去重操当年在法国干过的旧业:编报纸,做《红星报》的主编。结婚不久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第一章 沉浮人生沉浮人生(2)
对这段经历,邓小平曾说:“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
的确,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遭受挫折时的邓小平,依然是那样的乐观。
长征开始了,他不知道要走多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许多年以后,当女儿问他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时,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跟着走。
“跟着走”的邓小平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受打击而消沉。
他和人们仍常在一起聊天,大家开玩笑说是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他最擅长的是“精神会餐”,越没有吃的,他就越有话说,总是讲四川的回锅肉,麻婆豆腐,辣子鸡丁,说得大家都围拢来听,听得直咽口水,当然疲劳也消除不少。
从1926年回国后的整整10年时间里,邓小平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于1937年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才在陕北的旬邑县同其他红军政工干部们照了一张合影。
从照片看出,乐观坚韧的邓小平在艰苦岁月中渐渐成熟了。
而此后30年的时间里,他的人生和他从事的事业一样,仿佛都是一马平川。
1938年,34岁的邓小平脱颖而出,成为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八路军三个师的军政主官,都是长征中赫赫有名的军团级以上的领导,算起来,邓小平还属于后起之秀。
他开始了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精诚合作,共同谱写了一曲刘邓大军南北转战、纵横四方的壮歌。
1943年10月,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成为独当一面的战略区负责人。当时,他还不满40岁。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排兵布阵,在江淮之间进行了一场关系全国战局的大决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有80万之众,人民解放军只有60万,众寡悬殊。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谁来负最高责任呢?
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
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解放军历时66天,歼敌55万。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硬是把一锅没煮好的“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是:“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
随后,毛泽东将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也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京沪杭战役计划,指挥部队一举夺取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和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此后,邓小平来到北京,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作为开国元勋,邓小平在1949年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当时他和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在一起。
这一年,他45岁。
很快,征尘未洗的邓小平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为开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付出了巨大心血。
他主政西南时建设的成渝铁路,成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至今惠及巴蜀人民。
1952年7月,邓小平奉命进京。此番北上,邓小平的心情是愉快的。途中,孩子们问他:“爸爸,以前人家都叫你首长,到北京后,他们叫你什么呀?”邓小平幽默地说:“脚掌!”
到了北京,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从“封疆大吏”到“中枢要员”,不仅意味着身份的转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邓小平迅速成为目光远大、着眼全局、擅抓大事的政治家,成为被毛泽东倚重的得力臂膀。
第二章 知音心曲知音心曲(1)
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邓小平
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在同事们眼里,邓小平是一位活泼的小弟弟。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他是在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陈毅等一批兄长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有意思的是,他和这几位兄长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的总理和副总理。
他们之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74年,邓小平路过法国的时候,曾专门去寻访半个世纪前他们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住所,还特意买了200多个羊角面包带回北京,分送给了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这些当年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兄长们。
很少喜形于色,平时话语不多的邓小平,对战友和同志却饱含着真挚的感情。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整顿的时候,邓小平都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9月20日,邓小平和张春桥、李先念等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医院为施行大手术治疗的周恩来送行,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件事,感慨地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1975年12月8日,一场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将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周恩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永远不会。”周恩来高兴地说:“那我就放心了!”这次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间的一次心神的交流,邓小平一生念念不能忘怀。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愈觉姣妍。
这是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写下的诗歌《雨中岚山》。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特意冒雨游览了京都的岚山。他说,周恩来的诗,就是写的雨中岚山。
这是另一次游历,时间是1986年。看着窗外的风光,邓小平的思绪飘向了半个世纪前的岁月。他同王震谈起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李明瑞。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我是从百色到龙州,他们驻龙州,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红旗,那个时候见的面。
李明瑞很不错,参加了革命非常刻苦。我和他从广西到江西,他没有骑过牲口,就是走路,我也陪着他一块走,我们两个走前面,带个先遣连。
北伐名将李明瑞,放弃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毅然选择了一条万般艰难的革命之路,为创建红七军、红八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31年10月,李明瑞在中央苏区被“左”倾路线迫害致死。
作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邓小平一直怀念他。他曾几次对毛泽东说:“李明瑞是被错杀的”。到晚年,他多次为李明瑞的事情写下批示,1986年专门审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李明瑞”这个条目,批示说:“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的提法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一生写的题词和批示中,关于李明瑞的最多。
邓小平一生中从没有进学校学过军事,但最难忘的却是他的军事生涯。
李明瑞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第一个搭档。而刘伯承,却是他最有名的搭档。
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识是在1931年的中央苏区。邓小平说:“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在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性格爱好不尽相同,在工作风格上,邓小平举重若轻,刘伯承则举轻若重,相互搭档,真是天作之合。于是,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称他们的部队为“刘邓大军”。
部下将领们晚年谈起两位首长的关系,曾形象地说:“刘邓之间没有顿号。”
毛泽东曾说邓小平这个人公道、厚道和周到。这个评价是有依据的。主政大西南的时候,尽管邓小平是党内一把手,但他却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以后凡是报纸要公布首长秩序,一律按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这样的顺序来报道。
1950年10月,在刘邓二人合作13年后,刘伯承奉命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分手时,刘伯承把自己十分珍视的一张照片送给了邓小平,还在照片的背后写下了这样的话语:“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7日四川丰都脑部受伤,右眼致残。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经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左右,以博一粲。小平同志,刘伯承敬赠。”
这张照片,邓小平一直保存了下来。
在三卷《邓小平文选》收入的218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写人物的,而这两篇写的都是刘伯承。一篇是1942年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篇是1986年的《悼伯承》。
第二章 知音心曲知音心曲(2)
刘伯承元帅逝世后,邓小平率先带着全家来向战友告别。他在《悼伯承》的文章里说,自己和刘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邓小平同期声】
哎哟,好多年没见面了。你今年多大了,81岁,这多少年不见面了。那次要见我,没
见,我不便。
你好啊!你很健康啊!你过了80了,81。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接见了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繁忙,他很少有机会和这些老部下坐到一起。
【邓小平同期声】
不要喇叭了,见面不容易啊,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儿见个面了,我也不讲话了,随便聊两句吧。
也许是感到岁月悠悠,时光不再,这些老人们一聊就聊了很多。
谈话中,85岁的邓小平反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他说:1947年毛主席打了一个极为秘密的电报给刘邓,要我们直出大别山,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一走就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
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