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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微微一笑，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的回答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同时也赢得了举座赞成。
布热津斯基又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国内碰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有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呢？”
第五章 战略牌局战略牌局（3）
邓小平答到：“是的，有人反对。”
这个回答让在座的人感到迷惑：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领导的国家，中央决定的事情，还会有人反对？
邓小平微笑着解释：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有些人就表示反对。
在同卡特会谈时，邓小平问：你们国会有没有通过决议说，会谈时不能抽烟？卡特说：我们家乡佐治亚州生产很多烟叶。我鼓励大家抽烟。邓小平接过话头说：我服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抽了起来。开朗、坦率的风格，使西方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新形象。
邓小平和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喜欢记日记的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我们计划进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双方首先谈谈各自对世界事务的分析。邓要求我先谈。……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卷烟，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会谈是“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当然，也有交锋。在一次会谈中，卡特提出了中国限制出国的问题，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你要我送１０００万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之后，卡特再也没有提起所谓迁徙自由的问题。
富有魅力的机敏和见识，展示出邓小平在世界舞台上从容大度，成算在胸的形象。他的访美，使中国关于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了解，这使卡特深感羡慕。
后来，他在竞选连任失败后到中国访问时，对邓小平说：你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个英雄的形象，如果你做我的竞选伙伴，我肯定能连任成功。
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９年，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第六章 大道行歌大道行歌（1）
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
长期的政治磨砺和军事生涯，邓小平养成了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查字典，一个是喜欢看地图。
遇到不清楚的词句，他总是要在字典里把它查个清清楚楚。高明的政治家，总要有把握
世事演变趋势的精明和执着。
不论走到哪里，邓小平经常要看看地图，以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高明的军事家，总需要洞悉部队周边的地形，才能做到进退有据，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
在邓小平的字典里，“人民”应该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字眼。他常常说的话是“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
中国古代的哲人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或许，在邓小平凝看世界这幅大图的时候，他要弄清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世界发展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１９７８年的中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恰恰是从邓小平弄清人民的处境、中国的位置开始的。
他视察东北的时候，曾痛心地对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受多久，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此后的多种场合和会议上，邓小平都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
【邓小平同期声】
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多数人并不认为我们在世界发展的潮流面前落伍了。在辽宁省１９７８年编的一本小学英语教科书里，叙述一个伦敦小女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依旧像１９世纪狄更斯笔下那样生活着。当邓小平看到英国的一家报纸报道的这件事后，立刻批示说：“此类材料，在英国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
承认落后，是邓小平当时一心要告诉人们的一个重要信息。他说：“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
承认落后需要勇气，而改变落后却需要智慧，需要见识，需要紧跟世界发展趋势的宏观视野。
在１６岁那年就漂洋过海到法兰西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恰恰具备了这样的视野。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四人帮”为“万吨轮”大造舆论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吹什么牛！４０年前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万吨级的外国邮船。
的确，青年时代的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当时先进国家的工业文明。
建国之初，他在大西南主持修建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在接下来的建设岁月里，他主管过新中国的工业建设。５０年代，东欧的一些国家相继在中国举办了工业展览，虽然这些国家并不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但却远远超过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这样的展览，在古老的太庙院子里，他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专注。
他还三次到大庆视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
西北三线企业的建设，更是他深情关注的地方。
这样的经历，使他对现代化，对工业文明，有着更多的了解。
１９７８年秋天，出访朝鲜回来的路上，邓小平来到东北三省视察工作。他走一路，说一路。
辽宁省委和本溪市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本溪的发展情况，在谈到本溪的工业时，辽宁省委的一位领导说：“本溪搞得还是不错的。”
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们还是比较好的。在国内你们不错，在国外与发达国家比，你们还是落后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
在大庆，他说，我们要大量吸收国外的资金、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体制现在已经不适应这项工作，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他举例说：武钢一米七轧机，是西德、日本的最新技术，现在搁在那儿不会用，迫使我们要留一点外国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
到了吉林，邓小平提醒大家：现在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困的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困的一部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为了和国际上比，中国政府在１９７８年４月派出了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政府成立３０年来第一次向西方派出政府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考察西方经济发展的状况。
出访前，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代表团，并叮嘱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对的看，错的也看，赶快拿过来。”
６月下旬，代表团回来后他又仔细听取了汇报。并指出，一定要下决心引进外资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
第六章 大道行歌大道行歌（2）
随后，邓小平也走出国门，连续访问了当时最发达的两个现代化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国外，他最大的兴趣是参观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不难想像，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该使他多么地心潮难平。
在日产汽车的车体工厂里，他参观了自动化程度达到９６％的流水线，了解到这里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中国的“一汽”高了将近一倍，感慨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
他说：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一个样，７０年代又一个样。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２０年、３０年，有的方面甚至是５０年。
他的这些思考和感慨，不经意间浓缩到了一段人们已不陌生的对话中。
在日本，邓小平乘上了新干线高速列车。他要亲身感受一下这个高速行进的时代。
邓小平：那是农民的宿舍吧？
翻译：普通市民的房子。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地传达出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急迫心情。
正是从２４年前邓小平谈论他的这个感受开始，中国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和历史方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邓小平同期声】
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搞了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走出历史的阴影，需要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现代化建设，从此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必须一天也不耽误”，“要横下心来，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中国，开始踏上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长征之路。
晚年的邓小平，以自己不多的余年，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采访。
当这位美国记者问起邓小平每天工作多少时间的时候，邓小平回答说：两个钟头。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竖起两个手指头又问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没有听错时，不禁大为惊讶。
难怪记者惊讶，领导这样一个大国，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天该有多少事务要处理，两个钟头怎么能够用呢？
当然，这位外国记者还不了解邓小平。工作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思考的时间是多少呢？邓小平说：“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邓小平的脑子里，经常思考的是什么呢？他说：自己主要是想大事，管方针，抓头头。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
抓住这个核心，邓小平决心为中国、为社会主义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并没有搞清楚。
大道之行，路在何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说出了他所思考的一件最大的事情。
第七章 未来情怀未来情怀（1）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邓小平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邓小平显得如此的神定气闲；
坐在辽阔天空的飞机上，邓小平常会这样久久地俯瞰；
望着蔚蓝的大海，邓小平心潮又该是何等的澎湃？
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脚步都是这样的踏实、沉稳。
他曾对外国友人说，要看古代的东西，中国可多了，不过，只看到过去不行，还要看到现在，特别是想想未来。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２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植物园参观。当他看到一棵不知名的树木时，就好奇地打听这是什么树。专家告诉他，这树在当地叫发财树。陪同他参观的女儿风趣地建议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吧。”邓小平深情地答了一句：“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致富，这是邓小平最深切的未来情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未来模样应该是怎样的？邓小平的回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允许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就萌发了这样的设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国情下，这无疑是打破平均主义束缚，释放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尽快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很难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但其历史悠久则确凿无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大锅饭”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城市，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在农村，社员吃生产队的大锅饭，生产队吃公社的大锅饭。
这一吃就吃了２０年。国家的经济效益和群众的劳动热情受到了伤害。
在低效率的平均和提高效率的暂时不平均之间，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
真是一试便灵。
“万元户”，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词，今天已经很少人提起了。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元，是先富裕起来的典型，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今天没有人再提起它，是因为这个数字已经不能反映中国人今天的富裕程度。
这中间，也不过就是２０年的时间。
正是有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中国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在今天才如此充分地涌流。
正是有了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天才有了如此的辉煌。
但是，这还不是邓小平心目中未来中国的全部景象。
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