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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队连夜在崎岖山路上急行１３０里，奔袭忠堡，埋伏在大路两边的山上。
也许是连日奔波深夜急行军的劳累，贺龙病了。父亲见他面色灰白，直冒虚汗，仔细观察，感觉他的呼吸也很重，便关切地问他哪里不舒服。贺龙只是摇摇头，说没问题。父亲不放心，又派人把卫生队长贺彪找来，一检查贺龙高烧３９℃。父亲当即对贺龙说：“你下去休息吧，前面的事情我负责。”贺龙却说：“我可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父亲和周围的人都笑了。父亲没说动贺龙，只好嘱咐警卫员要好好照顾贺龙。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天，张振汉率领师部和一个旅尽管打得很顽强，结果还是全军覆灭。这位国民党的纵队司令兼师长从此参加了红军，并长征到陕北，为红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忠堡战斗大获全胜，贺龙的病似乎也好了。
贺龙，一员虎将，在战斗激烈时难免忘情。一次战斗正酣，陶汉章跟在父亲与贺龙的后边，敌人炮火很密。突围时，贺龙想骑马冲过去，陶汉章说：“站住！你骑马过去是不行的！”贺龙不以为然：“有什么关系？”陶汉章着急了：“你没关系；我有关系！”硬不让贺龙过去，让贺龙下马跟他走。贺龙硬是不下。父亲不但早已下马，并劝贺龙：“汉章意见是对的嘛！当然他的战斗经验不如你丰富，但这个意见是对的，下来跟他走吧！”贺龙一见父亲开了口，便不再坚持了，下马跟着陶汉章走了另一条路。过了口子，到该快走几步时，可是贺龙还是大摇大摆慢吞吞地走着，急得陶汉章又催他，贺龙却说：“你看，你这个孩子，我走不动嘛！”见此，父亲又来解围：“你快点儿走嘛，这里是打大炮的地方！”贺龙这才又快步走起来。
听他们回忆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我既为贺龙的犟脾气感到亲切好笑，更为他与父亲的相互关心与尊重而感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在父亲与贺龙的率领下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转移——长征。
最初的４个月，他们率军几乎天天行军作战，与敌人周旋。１９３６年２月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及其周围地区，作短暂休整后，２月底，部队进入乌蒙山区。这里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１万多人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一个月，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
贺龙脚板上裂开一寸多长的口子，流着血，疼痛异常。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却又不肯坐担架，每迈一步，钻心的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打战。休息时，他坐在山坡石头上，往裂开口的脚板上抹些油，用火烧伤口，直到皮肉发焦，以此止血。后来油没有了，就直接用火烧脚板。
此刻，父亲也病倒了，高烧，像是肺炎一类的重病。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叮咛：“你们要好好照顾任政委啊！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
1．文武得彰与贺龙（4）
父亲极度虚弱，连马都无力骑了，贺龙就动员他躺在担架上。父亲怕影响战士们的体力，坚决不干。贺龙只好又请肖克、关向应、王震和甘泗淇等集体劝说。父亲这才被迫坐在担架上。几次，父亲躺在担架上，贺龙拄着棍子，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旁边，还给父亲讲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经过半年多的转战，跋涉，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即电令红二、六军团等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此前，父亲和贺龙与党中央失去电台通讯联络很长时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情况毫不了解，不知道毛泽东已率领中央红军到达甘南地区，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地区的情况。他们误以为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名义的来电就是代表党中央。直到会师前不久，才有所了解。会师后，经朱德介绍，他俩终于弄清了一两年来党内激烈斗争的详情。
与张国焘斗争是需要讲究策略的。他自恃人多枪多，以势压人。这一斗争，又是贺龙坚决与父亲站在一起，就像当年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分兵与否的问题上父亲坚决站在贺龙一边一样，他们再一次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共同战斗。
贺龙很了解张国焘其人，策略地采取了向张国焘要人的办法，以多带部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贺龙借口转战时间长，兵力损失大，于是，将原归张国焘指挥的三十二军要了过来。同时，贺龙唯恐张国焘“脸色一变下狠手”，他让父亲、关向应和朱总司令、刘伯承及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整个警卫全由他亲自安排，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及充足的子弹。开会师庆祝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旁，他刚起身，贺龙就半玩笑地给了他一句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而贺龙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６０年代初，谈及这段历史，贺龙曾说：“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指亲自布置警卫一事），他就是真有此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终于，与张国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甘孜出发时，父亲随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他与贺龙，两位戎马倥偬的生死战友也不得不暂时分开。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父亲逐渐地脱离了军事工作，他们共同战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当年浴血奋战中的了解和认识却是深刻的，无法忘怀的。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时，父亲在他著名的长篇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曾这样写道：
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后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
贺龙同志的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且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
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
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
这，就是父亲对他的亲密战友贺龙的最真挚的评价。
而贺龙一直称父亲是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同艰苦共患难的敬爱的战友和最亲密的同志”。
2．朱德白发送青丝（1）
母亲家的客厅迎门的墙上，至今仍高高地悬挂着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生活照。多少年了，总司令开怀地笑着，关注着这个家，关注着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那样子就像要从照片中走下来，走进这个家！
听母亲说，父亲和总司令最早见面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父亲刚到中央苏区，在青塘，久闻大名的朱德给父亲的印象哪里有一点曾在旧军队当过旅长的影子！４５岁的年纪，征尘的岁月把皱纹留驻在眉宇间，一身红军制服，腰束皮带，胸前挂着一个老式长筒望远镜，体格结实魁梧，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朴实。而父亲却与之成为鲜明的对照：年轻、２０多岁，恰是风华正茂，颇具斗争经历的稳重与成熟也难掩盖学生出身的那股书生气。但是，就是这两个表面如此差异的人，在他们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却成了忘年之交。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父亲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长征，北上抗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红一、红三军团已于１０月１９日抵达陕北吴起镇。朱德却在四川阿坝一带同张国焘南下行动及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３月，父亲他们到达黔滇边境。总司令得此信息，为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其早日北上，即与刘伯承商议，力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两次发电要父亲率军前来。于是，父亲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于４月２５日始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进入了藏民区，并于７月２日齐集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前，父亲对张国焘对抗中央、反对北上、另立中央以及发布“大军南下令”攻击污蔑中央红军等完全不知。与毛泽东、周恩来联络中断很长时间，只在１９３５年９月收到一封周恩来的明码电，却不知密码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被张国焘带走。
此次相见，距青塘初识五年有余。当年文质彬彬的父亲经过艰苦的浴血征战的军旅生活，变得更加成熟，进一步赢得了朱德的信任。
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和贺龙等。并拿出一大叠文件给父亲看：有政治局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朱德沉重地对父亲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父亲等得悉事实真相，坚决站在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坚强团结的基点上，同朱德、刘伯承及南下部队众多指战员一起，与张国焘宗派分裂活动作了一系列的斗争。会师第二天，即召开庆祝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父亲也讲了话，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父亲不仅态度鲜明，更在行动上给朱德以全力支持。不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父亲按照朱德的意见，离开了二方面军，随同他和张国焘一起行动。
许多年以后，总司令曾说过：“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踏上了北上的艰苦历程。
茫茫草地，一片泽国。脚下是腐草、臭水遍布其间的说哪嗄祝痪倌克囊埃ㄎ砻悦桑彝煌宦郏岩员婷鞣较颍豢罩惺倍赣昵宸纾倍┗ㄆ桑倍执笥赇桡Ｕ馐浅ふ饕岳此龅降钠蜃疃窳印⒌缆纷罴枘眩澄镒钊狈Φ囊欢涡谐獭�
出发时，每人只携带了七八天的粮食，预计１０天可以到达阿坝，结果走了２０多天才到。粮食得不到补给，开始每天还有三四两的粮食很快就没有了。战士们打狗，打鸟，打一切能吃的小动物充饥。最后，凡是牛皮、羊皮制的东西甚至皮带、皮包都成了食物。
正是在这极艰苦的时刻，一天，露营处传来一阵富于生命力的婴儿啼哭声，母亲生产了，把我大妹带到人世。望着草天一处的漫漫征途，父亲给她起了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远征。听到哭声，朱德赶忙来到母亲身边，抱起还不会睁眼的婴儿，看看虚弱的母亲，乐观地笑着说：“哭得还蛮有气派哩！”随即，放下嗷嗷待哺的妹妹，扛着一根竹竿拉着父亲顶着细雨寻找小水塘，去为孩子钓鱼！这件事，我从母亲口里听到若干遍了，可每每母亲讲起它，总是充满感激，她常说：“那鱼汤，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鲜美、最温暖的鱼汤。”
2．朱德白发送青丝（2）
终于，志同道合的他们并肩走出了草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并大举进攻，华北危机，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战前线。
９月１５日，朱总司令和父亲等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到山西侯马，他们转乘火车北上，开始了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的历程。他们并肩策划战役，共同签署训令，他们吃住生活在一起，形影相随。
父亲表面严肃，内里活跃；总司令平易近人，忠厚温和。紧张的征战之余，他俩喜欢和战士闲谈、娱乐。青年人喜欢玩球，总部机关人员就组织了篮球队。３３岁的父亲不但参加，并且指示不论走到哪里，一定带着篮球。有条件时，就随便找一块平地，借老乡一块木板，上面钉个铁圈便一切就绪。而年逾半百的总司令也成了球场的“常客”。只要有球打，便可常见他穿着单裤、胶鞋赶到“球场”。
最富戏剧性的场面是总司令与父亲同时上场。每到这时，观众比运动员还激动。比赛时，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各据一方。为了让战士们消除拘束，他俩各自叮嘱一方人马：打球如打仗，不能讲客气，球场上是没有什么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的，谁也不能丢球！
这一来战士们放开了手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父亲依仗年轻，动作灵活，而朱德身大力不亏，也不示弱。高潮当然是他俩争球，那份认真、专注、毫不相让的一举一动，常常引发观众阵阵欢笑，观众变成拉拉队，既是总指挥的，又是政治部主任的，人们忙不过来地喊着：“总司令加油，加油……任政委加油，加油！”
转眼到了１９３８年２月，父亲奉命离开山西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又去共产国际，直到两年后才回国。
总司令与父亲有机会再度朝夕相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紧张地指挥三大战役之际。
他们喜欢在驻地周围散步，我亲眼见到他俩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手牵着手，一会儿臂搭着肩，倾心交谈。据说，总司令曾叫父亲“被子”。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说父亲对战友就像“被子”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就像“被子”一样默默地给以温暖。
的确是这样，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从来不爱张扬。一件往事，我多次听戴镜元部长讲起。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６日上午１０点左右，总参二局局长戴镜元忽然接到父亲亲自打来的电话：“我和总司令下午３点到你们那里看看。”下午３点半左右，他们果然到达。由于当时父亲主管二局工作，常和总司令来视察。一年几次与同志们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工作，习以为常。因而，这次也没感觉出什么异样。照例，他俩一到先听汇报，然后到基层各个部门一一看望同志们。不但对具体工作作出指示，对同志们的生活同样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看到办公室烧煤炉子，就亲切地叮咛大家要常打开窗子换换空气；看到有的办公室房子太小，过于拥挤，就提出要做适当调整，等等。
晚上８时，从各个业务办公室巡视回来准备吃晚饭时，父亲忽然问戴镜元：“有挂面或者面条没有？”戴镜元虽然纳闷不知何故父亲忽然要吃面条，但立即答道：“有面条！”说罢，他马上到伙房告诉炊事员：“快！你赶快做面条，我给你烧火！”直到他端来一面盆面条放在桌上，父亲才揭开谜底：“今天是朱总司令的生日，他不在西柏坡过，而来二局，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呀！”同志们非常感动，当即每人一碗，吃了朱总司令的寿面。
当晚二局的同志们马上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祝贺朱总司令６２岁寿辰。晚会热烈、轻松，欢快异常：有唱歌、跳舞，还有陕北秧歌……一直到下半夜３点，大家才尽兴散去。
这就是父亲为他的忘年之交设计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隆重得不能再隆重的共产党人的寿辰祝贺，而留给同志们的则是一生无以忘却的纪念。这次的活动，我也参加了，所以永不会忘。
2．朱德白发送青丝（3）
这事过去３个月后，１９４９年３月，父亲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万众欢呼声中进了北平城。
不料，参加西郊机场阅兵式后，父亲再次发病，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１５０，脉搏每分钟１１０次以上。党中央书记处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这次，全家陪父亲住在西郊玉泉山。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却松树枝头不时传来几声鸟雀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噪声干扰，经一段静养，父亲的饮食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总司令来的次数更多。每次，朱老总都要给父亲带些他最爱吃的东西。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舒心惬意。
父亲和总司令，一个生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