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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权对宗教抱有极大的戒心，时时戒备之了。
关于农民起义，其实我认为中国这么多的起义很少有正宗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不如说是六国的余党起义，太平天国，太平道则是正宗的宗教战争，元末带有极强的民族起义性质，而新朝的起义，隋末唐末明末确实带有极其鲜明的农民起义色彩，但是这些起义大都和极大的人祸如隋炀帝发动战争或者天灾如明末有关，就是说假如不是突发性的灾祸，农民根本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起义，至多造成一些短暂的小规模政权甚或就是山大王之类，就是传说中所谓替天行道的义贼，而一旦壮大，便会出现被俗称的地主阶级剥夺胜利果实或者蜕变成地主阶级这样的情况。
这几乎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认为这和阶级没有关系，而是和组织形式有关，就是即便再纯洁的个人，一旦形成一个组织，都要蜕变。
而历代那些起义，根本是没有目的性的，只是因为饿这个人类基本问题导致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上层阶级的贪婪，还有很大的因素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无限增加的矛盾，这种办法唯一解决方式就是增加资源，如现在国家的分配还不如我国古代的分配，但是因为资源大大的增加，造反的情况却减少了。
正文 第二章汉末政治（一）外戚
第二章汉末政治（一）外戚
（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
这第二回说的是何进登台一事，而此事对于东汉的灭亡又极大关系。
黄巾之乱对东汉政权的直接打击并不十分严重，几个月黄巾军的主力就告覆灭，首脑全部被杀，已经对东汉政权构不成威胁。但是对于东汉政权的间接打击却颇为严重，在黄巾之乱发生后，为了扑灭黄巾之乱，中央政权仓促下达了让各地方政权自行组织武装的命令，各地方官员，地主豪强，乘机抬头，拥有了自己的武装，而敢于与中央政权明着或暗着唱对台戏了，而且黄巾军主力首脑都告覆灭，但是其余党却在四处流窜，外加东汉政权在平定黄巾之乱后处置不当，出现大量流民，这些流民许多加入了盗贼行列。这比黄巾主力对东汉的损害更大，如演义中提到的，在幽州冀州称帝被刘虞剿灭的张纯张举，在长沙作乱被孙坚平定的区星，此外还有在常山活动的张牛角张飞燕部，在益州称帝的马相，在凉州反叛的王国，马腾，还有在青徐两州活动的几十万黄巾余部，这些流寇的存在使得地方武装的存在有了借口，而日后曹操袁绍等人也就是靠收编了这些流寇日益壮大。
但是，这并非日后造成群雄割据的根本原因，毕竟流寇四处这种情形基本上是大规模起义后的后遗症，如清朝太平天国天京被攻破后，还有大量太平军捻军在大江南北活动，僧格林沁也战死，但是仍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黄巾之乱平定于中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12月，到汉灵帝死，汉少帝登基的光熹元年也就是公元189年夏，近四年半的时间，虽然流寇四处作乱，但是大都被很快平定，而虽然地方势力有所增强，但远没有达到如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官员大都还是以中央政权马首是瞻，中央委派的地方官也大都能控制政权。而且汉王朝也人材济济，虽然日后的风云人物袁曹等人还没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当时的朝中大臣如皇甫嵩，朱，张温等人也是一时之栋梁。丝毫看不出东汉王朝就要在之后的三十年丧失所有的权威，最终灭亡。
这一切，都缘于东汉的党争，或者说，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者之间的争斗。
东汉一朝，边患不烈，终其一代，少有西汉匈奴，唐突厥这般的强敌，甚至回纥吐蕃那一级别的也没有出现。这一来是西汉朝对匈奴的打击甚强，东汉建立后边疆无有强敌；二来是东汉对外征伐颇为得力，出现了班超，耿秉，窦宪，窦固这般的名将，即便是东汉末年，皇甫嵩，公孙瓒在对北方羌，鲜卑乌桓征伐也是屡战屡胜。但同时，东汉内部的权力斗争却极为激烈。
外戚掌权这一情况实际上在皇权社会是很难避免的，皇权社会由一族一姓统治天下，为了巩固自己家族作为皇族的地位，便不得不打击别的家族，加强自己家族的实力，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自己皇姓一族实力大大加强，汉高祖，明太祖等帝王分封同姓王不外乎如此，但是后代皇帝并没有前代皇帝一般的威信，同姓王给予自己的不是支持反而是压力，及至七国之乱后，汉朝便着力削减同姓王之权，对于同姓王也不是十分信任，然而权力的真空总要有人来填补，除了父系家族外，血缘之亲近莫过于母系，这样一来外戚上台则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尤其古代太后威权极重，且不说第一位汉朝太后吕后本就是辅佐刘邦的一大奇女子，在汉朝前期一度掌控全权，就说日后的皇帝年幼，大都是太后听政，太后之旨意不下于皇帝圣旨，而太后为女流，行事又多有不便，如此一般太后这一族便得以掌控朝政了。西汉末年多是如此，西汉更是被外戚夺去了政权。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在西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尚书台。希望以此防止王莽第二的出现。但是自汉章帝始，东汉各帝都少见的短命，而接任的皇帝大都年幼，使得太后临朝，外戚掌权的局面再起，尚书台反而成了他们操纵的有利工具。（所以说历代制度一改再改，至多是消灭了一类势力，但是总不能避免被权力利用的下场）
此外，汉光武帝对功臣极其优待，不遏豪强，这些功臣勋爵往往相互之间通婚，外加东汉的举荐制度，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袁绍就是有名的四世三公，耿家，窦家几代都是名将，日后的士族制度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朱以商贾人家入仕途成就高位，已经是罕见的异数了。（不过朱在升迁过程中花的钱也不少）
这些豪强大族在朝中有极大的发言权，而有些大族甚至借与皇室结亲的机会，成为把持朝政，权势熏天的外戚，如梁家，窦家。比之西汉外戚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这，其实唐朝在宦官专权之前也一度是后宫专权。）
然而皇帝一旦成年亲政，便再也没有兴趣做皇朝顶端的傀儡，也没有人理论上可以阻止其成为皇朝的主宰。（之前还有太后可以。）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朝中大权都为自己的母系家族所掌握，原本为加强皇权的尚书台却成为限制皇权的最好武器，而满朝文武，功勋世族，或本就是和外戚同气连枝，为其党羽，或虚于委蛇，两不相帮。自己能拥有的只有皇帝本身的权威和从小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宦官，其他别无人可用。那不信任宦官还能信任谁呢？于是推倒外戚专权，取而代之的便是宦官主政，而等皇帝死去，新帝年幼，太后听政，宦官失权，再度是外戚掌权了，有时干脆宦官外戚联手。汉和帝（说起和帝也挺可怜，虽然夺回朝政，为政还算清明，但是生了无数皇子都夭折了，疑心是宦官外戚联手要害之，将皇子送到民间，结果接任自己的汉殇帝八个月便死去。）之后，便是外戚宦官接替或联手朝政，及到桓灵两帝，除了外戚宦官之外，士大夫阶层也卷入，李膺和外戚联手，本想扳倒宦官，却遭到失败，反而引起了两次党锢之祸，而两次党锢之祸后，士大夫阶层视宦官为仇敌，非不灭之而后快。
在黄巾起义后，汉末的政治形势：宦官把持朝政，但是地方势力逐渐壮大，因剿讨各路叛军崛起的年轻士大夫阶层势力渐强，而且因为党锢的仇恨，和宦官势不两立，而朝中的其他官员以皇帝马首是瞻。而维系这个平衡的就是汉灵帝。
假如这样下去，至多不过一个唐朝那般藩镇割据的局面，然而汉灵帝突然死去，而何进的登台改变了一切。
汉灵帝死，皇子年幼，自然何太后听政，而何进得以掌握大权，由于何进本就是宦官引见得权，外戚宦官联手本来完全可能，但是因为何进倚重的年轻士大夫如袁绍和宦官势不两立，导致了何进对宦官的敌对，要诛灭之。
而何进在得不到太后支持下，居然接纳袁绍建议，下密令引外兵入京，威逼太后，这使得野心勃勃的地方诸侯得有借口公然上京，而宦官的临死一搏使得何进身死，没了主事人物，之后的乱战中外戚宦官都告覆灭，皇帝被董卓掌控，中央政权权威丧失殆尽，使得各路诸侯四起，群雄割据，究其根源，还在这杀猪的屠夫何进身上。
正文 第三章汉末政治（二）宦官
第三章汉末政治（二）宦官
（演义第三回议温明董卓叱丁原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第三回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何进入宫被张让设伏杀死。“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掷出”，而后“袁绍厉声大叫：“阉官谋杀大臣！诛恶党者前来助战！”何进部将吴匡便于青琐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突入宫庭，但见阉官，不论大小，尽皆杀之。”袁绍引兵入宫大杀宦官，无须者都被屠尽，宫中大乱，皇帝失踪。东汉也从此走上了覆灭之途。这是对宦官的第一次大屠杀，第二次是朱温夺唐之天下，也大杀宦官和文臣。
这章就说说引起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也是这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宦官。
历史上宦官的名声极坏，其几大原因如下：
１。宦官因为其生理和心理缺陷，往往贪财，而且因为没有子孙，行事不顾后果，往往造成极大祸害。
２。宦官不是正常人，是被阉割的，而且历史上颇多污点，所以大多数人对其反感。
３。宦官掌权，直接损害了官僚贵族阶层的利益。
假如抛开个人好恶不谈，其实对宦官的反感主要针对其两点，一是无止境的贪财，二是宦官权力过大，而宦官之所以能贪财，还是宦官有权，而宦官的权力来源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宦官这一职业是因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的纯洁性而做的，中外皆有，并非中国的专利，如东罗马帝国的宦官，有当了宰相的，比起中国的宦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宦官当权并非一国特产，那宦官为什么能当权呢？
宦官能当权，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皇帝的身边人，他们的权力，至少是起初的权力，是皇帝给予的，所以宦官当权的几朝往往是皇权强有力的几朝，如东晋那般朝中大权被士族掌握，宦官想有权也不成。
那宦官到底掌握了皇权的哪部分呢？这又要说到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了。
自秦始皇设立宰相一职后，皇权和相权之争就没有停息过，尤其是丞相一职，其权力太大，与之同一地位的御史大夫和太尉都权力都有局限性，但是丞相的权力却宽的无边，几和皇帝一般，而且往往要压倒皇权，所以东汉的两大权臣董卓曹操便都最终选择了丞相一职，而为了压制相权，各代皇帝都做了许多改革，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即便如朱元璋那般取消丞相一职，但是内阁很快就取而代之，以至于清朝为了加强皇权又要设立军机处，这是后话了。
在东汉时期，主要是尚书台的设立，这其实自汉武帝便开始了，汉光武帝又再度加强，诏书出于尚书台，这大大加强了皇权，而宦官的权力也是根源于此，便是皇帝诏书。
诏书，也是我们通常称呼的圣旨，乃是皇帝权威的象征，也是皇帝权力实质化的最大法宝，大多数权力都要通过诏书得以体现，就好象现在的法案，文件，命令一般。所以要获取最大的权力，就一定要掌握诏书的起草。（自然，有时还有高于皇帝诏书的东西，这也是后话了。）控制尚书台是一个办法，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皇帝，或者获取皇帝的信任。这控制皇帝也不是稀罕事，这东汉之后董卓，曹魏，乃至之后的司马，东晋各权臣哪个没干过这档勾当。反倒是一向被视为奸人的宦官，却少有此事。宦官专权的朝代多了，极盛就有东汉，唐，明三朝，但是能做到这点的也不过是中唐之后极短的一段时间。
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权衍生出来的权力，没有皇权就没有宦官的权力，即便是唐朝这般宦官形成庞大利益集团还拥有军队的情况下，没有皇帝的信任，宦官也要下台，（当然，取而代之的还是宦官。）不象权臣站在皇权的对立面，宦官大都是站在皇帝这边的，两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其实，假若将宦官当作正常人看待，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和秘书，家奴身份使皇帝亲近，秘书的身份使宦官拥有大权。
宦官本就是作为家奴使用，但是因为宫中体制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朝夕相处的宦官比之有血缘的皇族更加亲近，尤其东汉这些皇帝大都年幼时即丧父（皇帝），而母系一族为了权力又将自己当做傀儡一般，前一章说外戚的时候便说到了，这外戚颇多大族势力，正所谓同气连枝，又加经营多年，鼎盛之时可说皇帝之权不出宫外都有可能，且不说做个傀儡印玺的滋味不好受，（有时连印玺也不用你来），便说那外戚是不是王莽呢？就算这外戚不是王莽，前面那汉质帝的下场则更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夺回权力肯定是必要的，而外戚势力如此之大，如此之盛，几无可用之人啊，身在宫中，就算外界有忠臣也不知啊，举目天下，只有宦官可信可用，夺回权力只能依靠在身边的宦官，那夺回之后对宦官则更加信任有加了，灵帝将宦官称为父母，从皇帝角度上说实在是不成体统，但是也未必不能反映皇帝对这些宦官家人的感情，反而是那些大臣们，除了上朝少有打交道的机会，不知脾性善恶，如何信任？（象太子老师往往在太子登基后得到重用，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看去，自然觉得那些大臣谁善谁恶一清二楚，可身在其中的皇帝又如何清楚？毕竟大多数皇帝也是凡人。
而且宦官中也不乏良善之辈，明朝的郑和就不多说，单说东汉就有造纸的蔡伦，曹操之养祖父善于举贤的曹腾，清忠奉公劝谏灵帝取消党锢的吕强。也难怪说灵帝会说：“十常侍中，岂无一二忠臣？”（自然，如何分辨出宦官忠奸，就看皇帝自身了，就这点说灵帝昏庸，也不为过。）
再说这秘书一职，有趣的是，原本在西汉，宫中职务并非全是阉人，如这中常侍一职，也有士人担任的。不免有参与朝中政事的，等到东汉兴起，内宫才全是阉人，但是这一功能并未削弱，反而因为东汉皇帝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而加强了，甚至宦官权力延伸到了外朝，宦官居然有封侯任车骑将军的。
中国政权一向有内外之别，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内朝是皇帝的私人领地，外朝乃是以宰相为首的百官行政之处，（但是皇帝自然可以对朝政下最终决定，而大臣也有常有内宫指手画脚提意见的职责。）内朝一旦为他人所控制，这皇帝就成了傀儡。所以各朝皇帝控制最严便是内朝，自然，最倚重的也是内朝。而内朝中自然尽是宦官了。皇帝自然倚重宦官了，毕竟小到生活起居，大到起草诏书，对外发布，都是需要这些宦官去做。尤其是东汉太后当权，固然外戚大盛，但是太后不得出后宫，发布命令也需要宦官协助，所以何进要杀宦官，太后不肯杀，也不是只有贿赂一事的原因。
一般大臣对这些宦官也是头疼，固然这些秘书理论上只是一些皇帝家奴，干的也是琐事，但是却可以通过影响皇帝干涉朝政，（不亚于枕边风）不让其影响不太现实，但是让这些奴仆的意志驾临自己这些当朝大员头上也不好过，而且东汉宦官颇多是有功的，甚至还封侯，拜将，一些大臣对之睁只眼闭只眼，一些大臣公然抗之，等到党锢之祸起，两边的矛盾已经不可缓解，其中最大的体现就是袁绍，先提出诛灭宦官，在何进得不到太后同意时，就提出引外兵威逼太后，（引外兵不止是引入董卓而已，还包括派遣人员如鲍信等去各地募兵。）在何进再度犹豫时，还“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把宦官向死里逼。（说起来宦官最应该杀的就是袁绍才对，不过袁绍现在这段独断，但是日后做大却畏手畏脚，真是可叹。）最终屠尽宦官。
演义中只说到张让等宦官见逃脱无望投河而死，却没说到张让对少帝说的最后一句话：“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另一说：“臣等死，陛下自爱！”）
确实，宦官固然全数被杀，但是东汉从此大乱，皇帝再无实权，即便象之前那般想夺回权力，也无人可使了。
正文 第四章汉末政治（三）董卓背后的故事
第四章汉末政治（三）董卓背后的故事
（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
此回说董卓入朝执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