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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嘴说下七十余城，当真了得。（韩信趁机发动袭击，夺已经归汉的齐国之地，害的郦生身死，此事做的过分了些，有抢功之嫌）
其三，以死逼之：这可不是说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指战败一方做出背水一战的样子，背地里挑动敌方内部矛盾，尤其对方是联军时，在其内部上窜下跳，个个心生诡异，各自提防，不敢贸然进攻做出背水一战姿态的对手，在僵持一番后，做出一些小让步，依旧保有大量实力。典型代表是19世纪的法国外交家塔列兰，拿破仑虽然战败，但是他利用法国依旧保有的实力外加挑动各国矛盾，使战败的法国仍旧身处欧洲列强之林。
其四，以盟抗之，这种状况有二，一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几方联合起来对抗势力最大的一方，这种外交很常见了。战国时期的合纵便是使各国联合对抗秦国，三国刘孙两家也是联合对抗曹操。不过这种对抗往往不断变化，无论哪一方的实力有所变动都会造成联盟的破裂。二则是几国分成两个集团对抗，一战的协约国对同盟国，二战的轴心国对盟国，战后的北约华约都是如此。无论二种状况的哪一种，外交家都是最累的，要不断的协商交流监督扯皮，一举成名的少之又少，但是也就是这样的情况才会出现真正的职业外交家。
其五，临危谋之：这种比较特殊一点，其实和前面的第二种和第四种有一些重合，主要是指在国破家亡等危机关头，谋求到第三方的支持，从而起死回生，典型的代表如申包胥求秦兵得复楚，诸葛亮赴江东得刘孙结盟破曹。其实此时的临危都不算到了最后关头，如楚国和刘备在那时都保有一份实力，而吴国和曹操内部都出现了问题，才能够恢复江山。不过这其中外交人员的努力也是很重要了，而各个人的手段不同，申包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感动秦哀公。而诸葛亮呢，我们且随演义看去。
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其实是演义为了显示诸葛亮的口才而写，史实上并无此事，不过有几点确实值得注意，其一便是外交战中辩论口才确实很重要，不管结果如何，先把对方驳倒总是好的，当然驳倒并不意味着就是胜利，外交是实力的比拼，不是辩论赛，演义中也没出现哪位被诸葛亮驳倒就改变主意的。其二便是赢得对方的内部支持也是必要的，虽然不是他们做主，但是能赢得原本反对联盟的转向支持，减少一些阻力总是好的，不过绝对不会象演义那样只为辩论而辩论了，而是拉拢之。其三便是有时最好高喊出声，高调行事，赢得舆论再说，随便也看看对方内部有谁支持联盟，你看诸葛亮辩了一番，那黄盖不就出来了。
不过，说来说去，舌战群儒都是无用，就算历史上真有这次辩论，诸葛亮输了也没关系，因为所谓外交，乃是交最后拍板的那人，那些对手下人的拉拢活动巴结，都是一个目的，让那最终决策人与自己交上一交，其他人等都无所谓，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只有孙权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诸葛亮对孙权一番说辞，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虽不如演义那般，但也相差不远，其对孙权能游说结盟成功，实在用了连环三计。
其一计：情报计，演义中有诸葛亮观孙权相而知孙权脾气一事，但是史实中并无记载，观相确实有可能，但把赌注压在其上未免太冒风险，但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怕早就对孙权的脾气摸清楚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将江东引为盟友，其对江东之事不可能不注意，尤其诸葛亮之兄诸葛谨在江东仕官，要打听机密事难，打听孙权脾气性格轻松无比。而还有鲁肃同是主张结盟共抗曹操，他是孙权心腹，为结盟一事又极热中，有此两人帮忙，诸葛亮对江东形势和孙权脾气只怕是了如指掌。情报占先，则便多了一份胜算。（外交之中，情报为关键，近代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实力固然有关，但是对外国的不了解也大有关系，这直到中日甲午一战也是如此，日本在中国下了大工夫挖掘情报，而中方对日本国力要不估计过弱，要不估计过强，在谈判桌上吃了不少亏。）
其二计：激将计。这点只怕不用多说了，演义中屡屡用到，其中最喜欢用的便是诸葛亮，其计要对方也是不甘为下的人物，若是对刘璋等人用这激将计，只恐说了曹操势大，刘璋便顺水推舟投降曹操了。也只有知道了孙权的脾气才能用此计，此计的关键不是说曹操势大如何，关键是要说勇者不甘为人之下一说，所以前面说曹军强大劝孙权投降的话都是为了引出孙权的反驳：“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此时的孙权已经上钩，诸葛亮正好说出“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这番话来，其重点就是“安能复为之下乎”，激起孙权不甘为之下的斗志。这句话再和鲁肃对孙权说的“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这段话结合一看，威力更盛。
这段话一说，激起了孙权的斗志，才用上第三计。
其三：强心计。只是激将并无用处，若对方只是被激而已，那也是片刻的怒气，回过头来一想，便动摇了，猛药还需补剂辅之，只有再给孙权打上一强心计，才能让孙权安心结盟，所以诸葛亮再分析双方形势，言
“曹军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兵势耳，非心服也。
将曹军的弱点一一提到，（与周瑜的说法也是相呼应。）另提到自己主公刘备“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是表明己方有与孙权结盟的实力，为结盟打下基调。
用此连环三计后，才最终提到具体办法和日后的结盟。
“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
诸葛亮这番外交可说是精妙至极，将谈话的主导权一直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步步占得先机，不过诸葛亮也只能做到这步了，毕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孙权手中，而孙权要做出决定还需要考虑自己内部的意见。
毕竟，外交最终的立足点还是内政。
正文 第四十四章 改字先生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四章改字先生
（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
本回演义周瑜再度出场，也是从这章开始，周瑜与诸葛亮的斗智斗勇展开了，这也是在赤壁大战与赤壁之后孙刘两家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两人转。这段时期演义着重是描写周瑜与诸葛亮的对手戏，相比之下，曹操等人则成了配角，周瑜孔明言谈之中将八十万曹军视为无物，读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周瑜与诸葛亮在智谋上的较量。当然，周瑜屡屡失败，反使“既生瑜，何生亮”牢牢的记在众人心中。
不过这也就是仅就演义而言罢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的，周瑜只是作者为了塑造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又一个牺牲品罢了。正史中并无诸葛亮在赤壁一战表现的记载，而在赤壁之后诸葛亮主要负责荆南数郡的政务，为刘备调配后勤军需，他与周瑜并无冲突的记载。反倒是在演义中诸葛亮的另一位主要牺牲品刘备在正史中不乏被周瑜视为劲敌，想除去之。也就是说，演义中的孔明角色在正史中很大部分是由刘备扮演的。
周瑜在孙权执政起始到周瑜死亡这段时间在东吴政权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所谓的“外事不决问周瑜”并不能完全体现周瑜的地位，关于周瑜的地位，我们以后再另外叙述之，本章要说的是诸葛亮在引用曹操那诗的一字之改。
我们人类沟通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但是语言文字又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媒介，一旦其中有一点差错，就会表达出截然相反的意思。演义中诸葛亮为了激怒周瑜，将曹操《铜雀台赋》中“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改了一字，这意思便就变了，引起了周瑜的愤怒。而清朝野史盛传雍正夺位便是说他将康熙遗诏中的“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这一字之改，便将皇位夺了过去。
当然，这一个演义，一个野史，我们都信不得，我们还是看正史。正史上到是有一个国外的著名例子，铁血宰相俾斯麦谋求与法国的战争，苦于得不到机会，正好西班牙国王去世，俾斯麦设法活动，让西班牙邀请普鲁士国王的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去当西班牙国王，以便激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界，但是普鲁士国王对法国的威胁退让，表示不支持堂兄，在法国人再度逼迫普鲁士国王做出保证后，普王拒绝了，但是却又表示可以从长计议，并写了一封电报说明自己的态度，电报的内容相当温和，但是在俾斯麦手中电文发生了变动，俾斯麦没有改一个字，没有加一个字，只是涂抹了一些内容，原本温和的“从长计议”变成了带有挑衅性的“国王陛下不再有任何事情通知大使”。这个改动的电文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法国人的愤怒，从而开始了普法战争。
政治过于严肃，我们还是看看笑话，古代不少关于改错字的笑话，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便是出自一则笑话。说的是宋代一州官田登忌讳别人说自己的名字，进而连谐音字也不能说，如“灯”便不能说，不能写，于是衙门内便将“灯”说成“火”，这“点灯”便是“放火”，到了元宵节，现在元宵气氛越来越淡，但是古代元宵乃是大节日，是全城都要点灯结彩的，于是衙门按规矩贴出一张告示，自然还是要避田老爷的忌讳，这告示上就写：“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便有了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来。
这是中国古代对自己姓名的忌讳，古人对自己的姓巴不得天天放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但是对于名就很忌讳了，之前有一章就说过，古人之所以取字便是因为名不能让人随便称呼的关系。比如对皇帝名讳，古代假如行文遇到有皇帝的名字，就要用其他字代替，所以我们有时读古代原文会觉得读到一段不通或者有别字，那很可能就是遇到了当时皇帝的名字，如唐太宗李世民，这“世”“民”两字都是很常用的，那也要避开名讳啊，于是遇到“世”就用“系”“代”字代替，而“民”就用“人”字代替。在我们知道古代有一个户部，但是其实原来叫民部，就是因为避唐太宗的名讳就改成户部，沿用至今，另外观音原本叫观世音，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过李世民的名讳实在是太普遍了，后来干脆下令，只要不是连用“世民”两字的，也不用避讳了。
不过这种避讳也不用太过在意，除了写书的时候注意一下，谁会每天注意那些字和皇帝的名字是否相干，所以在唐太宗的时候，这“民”字也是天天被人叫着，太宗自己也叫自己名字呢。何况后代一些皇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还干脆自己造些字出来，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再说一则笑话，前段时间流行说三国中的某某为女人，其实这不希奇，早在古代我们的老祖宗便这样做了，唐代一为叫李可及的优人，也就是演员，他一次表演说儒，道，佛的创始人孔子，老子，如来都是女人。为什么呢？他用了三家的经典来作证，但是都歪用了，如《金刚经》中说“敷坐而坐”，他便说是“父坐儿坐”，父亲坐了儿子再允许坐，要不是如来是女人，怎么会这样家教呢。再说《道德经》中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有身”就是怀孕的意思，他便说老子不是女人，为何害怕怀孕呢。《论语》中说“我待贾者也！”，他读作“我待嫁着也！”假如孔子不是女人，那为什么要待嫁呢。一番歪解，赢得当时在场的皇帝大笑，赏赐丰厚。
李可及是歪解了三家的经典，但是实际上各家典籍也是与原来的本意大大不同了，这就是要拜自古以来的各家注释解说的缘故，而且时不时还冒出来真假经书的事。道佛和基督等宗教就不用说了，虽然都有各自的经典，但是对于经典甚至某个事件的解读不同，很容易便分成多个教派，基督教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区别，其中下面还分很多小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只要是关心中东局势的人也知道，佛教更是复杂，大乘小乘，汉传藏传南传，就连信奉禅宗这一系都有无数的派别。再说道教吧，我们在第一章便说到了，这道教是东汉才起源，就在这末年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便不算同一家的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教派，关键一点便是对于经典的不同解读，历史上无数的能人志士们都做过这改字先生，将那些经典著作改成为自己所用东西，便就拿儒家来说吧，一般认为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但是《论语》一书不是孔子所写，而是他的学生对他平时言论的整理，（有说孔子收集整理《诗经》，为《易经》做注，写《春秋》的说法，但是四书五经中的四书都非孔子所写）这其中是否遗漏，学生对孔子的想法是否理解透彻先不说了。就说日后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就有很大分歧，很多儒家学者因为看法不同而分庭抗礼，其中不乏歪曲其书者，就拿西汉董仲舒来说，他是当时的集儒家之大成者，被认为是儒家大师，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他所说的“天人感应”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便是冲突的。两汉时期，因为对经书的分歧，还产生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分歧，两汉经学发达，出现了东汉末年郑玄这样的大师，（演义中说刘备拜郑玄为师）他们所依赖的便是对经典的解读，之后唐宋再兴的新儒学，南宋朱熹完成的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莫不是建立在这些儒家经典的解读，不过的读法就有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些大师们都做着或多或少的改字先生。
怎么改呢？在下才疏学浅，对这方面也没做过太过的钻研，就随便举个例子吧，深了我也说不出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很出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论语》中孔子说的，但是问题是古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现在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加上的，大都是通过多年的阅读习惯，但是问题这些阅读习惯又是和前人的自己的想法有关。比如这句话就可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一来就成了孔子不想让大家知之，有愚弄人民的意思，但是我们换种读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概念就完全不同，成了有教育民众的意思。或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一种读法，假如将标点放在其他地方，还会有更多的读法，也就有更多的解释。而且假如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又会有其他的解释出来，这还是仅仅一句而已。由此，我们可知，古代这些学者还当真不会闲着没事可干的。
自然，儒家大师都是小打小闹，毕竟终究还是要做学问的，不敢太过乱改。所以都没康有为做的彻底，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干脆做了一个《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样的文章出来，将整个儒家学说的基础都改了，还成就了康圣人的美誉。不过在现在看来，这位康圣人的政治热情比学术能力高涨了许多，他的改动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政治意味太重，不会在儒学上留下太大的痕迹。
政治和学问还都是太严肃了，我们还是说文学吧，文学家才是真正的改字高手，而其中以诗词最甚，贾岛为“推”“敲”两字巧遇韩愈，王安石改十几字再定下“春风又绿江南岸”这般的佳句，都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何不知这妙手乃是诗人斟酌推敲，字锻句炼才得出来的。甚至有诗人为诗呕血的。毕竟如李白这般的天才少，大多数人还是要如杜甫一般苦思炼句，白居易这般改易才能成作的，只是即便如此，能如杜甫白居易这般成就的也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了。
若要真做改字先生，还是这最后一种更好些罢。
正文 第四十五章 水军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五章水军
（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本回演义的内容若是对中国戏剧有所爱好的票友必然十分熟悉，“群英会”这一出是三国戏中不可缺少的一幕，戏剧中重点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