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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肉计的目的是让敌人进入自己的陷阱，再聚而歼之，还是要动用自己的兵力，而反间计则是不动自己的一兵一卒，让敌人自相残杀。这说难也难，说易也易，说其易，是因为官场之上为了权力相互倾辄本就是常事，可说无一人没有仇怨，本就有基础，再挑动之就方便多了。说其难，是使那反间计的对象必然都是位高权重，根基深厚，受到重用之辈，（假如不是受到重要，还去实施反间计，岂不是多此一举。）这类人深得信任，又是倚为长城，要想夺去他的信任，又谈何容易，用得不妙，反而弄巧成拙。
自然，反间计一般都自有妙招，不过顾名思义，反间反间，就要想让对方主上相信属下做了背叛自己的事，这其中的关键就看反间计是否巧妙，是否能将主上的信任击碎了。
战国时，田单用反间，引新任燕王调回乐毅，那是因为新燕王本就不信任乐毅，再加以流言蛊惑之。此类反间乃是常用的反间。
南北朝时也有一例，北周的韦叔裕，深忌北齐的名将斛律光，其善于用间，便用民谣做“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槲木不扶自立。”，此类民谣暗指斛律光要自立，与斛律光有仇怨的祖孝正得到，更是添油加醋，使高纬不再信任斛律光，杀之。
这是用流言民谣反间，比较常见，倒也是屡试不爽，主要是诬陷对方要自立，这样自己并不介入，而假如是叛变的话，则要自己参与了，而且要做得若有若无，造成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宋太祖赵匡胤对南唐大将林仁肇便是如此，他偷偷做了林仁肇的画像，放在宫中，故意让南唐后主李煜的使者看到，待使者惊讶之下询问时，先是支支吾吾，再假称林仁肇来投宋，等使者回去报告李煜如此天大消息后，李煜大惊之下，便毒杀了林仁肇。这类用使者等对方自己的人员来传假冒消息的事明末皇太极对袁崇焕也做过。
此外还有人主亲自来作戏的，这又要说到曹操了，谁叫他是兵法大家呢，他征关一役，便是假与韩遂说笑，又作与韩遂的书信改窜，使马超与韩遂相疑，从而得定关中。
所谓真是假来假是真，用间之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些得到的情报，我们当他是反间计，说不定便真有串通之事，那时便要身首异处，我们当他真，说不定却是反间计了，那又要害了忠臣良将的性命。做的巧妙的反间计可以以假乱真，惑人心目，不是一般人便是看得出来的，即便如曹操这般的人物，也有中计的时刻，可见要识破这些计策又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回头看去，谁忠谁奸，谁中计，那是一清二楚，可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做一个决断就并非容易之事了。
正文 第四十七章 赤壁之疾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七章赤壁之疾
（演义第四十七回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
本回演义是连环三计的最后一出连环计，庞统献计将船只连为一体，便为的就是将那曹军一网打尽，然而曹操之所以接纳此计，则确实有他的缘故。
史实上赤壁虽如庞统献上连环计，但是正如演义中所言的一般，曹操率领的北军不习水战，在船只上受颠簸之苦，曹操还是将大小船只连为一体，最终被周瑜烧了精光。不过演义本回因那连环计而提及的一事对曹军的影响只怕比周瑜火烧曹船也不虞多让。便是：
“时操军因不服水土，俱生呕吐之疾，多有死者。”
也正是因为如此，演义中曹操才接纳庞统的连环计，而在史书上这个因素则大大加强。
《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在谈到赤壁战败的原因中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将赤壁战败主要归咎于军中沾染上的疾病。
《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中称：“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除了火烧赤壁外，也同样也提及了曹操军中沾染上的疾病。
《三国志。吴主传》的记载中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也谈到了曹军沾染的疾病一事。
《三国志。周瑜传》的记载除了因周瑜主要策划火烧赤壁一事对火烧一事谈的比较具体外，也谈到了曹军沾染疾病一事，“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而且在周瑜在江东政权讨论是否与曹操作战时也谈到了疾病对曹军的影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
也就是说，三国志中各方在谈到赤壁一战的时候，都不忘提到疾病对曹军的影响一事，可见当时曹军所染的疾病对赤壁曹军战败影响甚大。那赤壁曹军到底得的什么病呢？
若真是如演义中所说，是由于北军不习惯水战，晕船而导致的上吐下泻，而断不然影响如此巨大，北军并不都在船上，何况哪有晕船在下了船之后还不好的，所以更可能是一场流行性疾病，对于疾病的种类，已经有很多文章做过叙述，大致认为是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等几种疾病。在下并非是专业医生，对疾病也没有研究，对这些疾病也不熟悉，只能从历史角度上分析一下这场疾病的特点。
曹军得病在周瑜的战前分析中便已经预料到，可见他对北军会得病是有预见性的，那怎么才可能有如此的预见性呢？可能性有二：
1。江南盛行的一种流行病，北方没有，而南方人包括荆州和江东兵有了抵抗能力，但是以北方人为主的曹军初来乍到，原先在征讨荆州时影响还不明显，尚可击败刘备军，但是到了后期则受到极大影响，如此导致战斗力大弱，败于刘备周瑜联军之手，上面提到的那几种病都有可能，而江东也确实很可能有这样的流行性疾病，如孙策斩杀的于吉在江东便是以符水治病使得吴人众多归附，一般来说，治疗流行病往往能得到极高的名声，因为治疗的是同一种病，那使用的药方单一，很符合符水所用，而且流行病危害广，治疗成功救治的人多，影响大，所以很可能于吉治疗的便是这类江东的流行性疾病。此外，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做太守时长沙一带也爆发过大规模的流行病，这也很可能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性流行病。
但是这个可能性也有一些疑问，假如真有江东流行性疾病的话，则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才对，然而却不见在赤壁一战有曹操的哪一位重臣死亡，而同样是流行性疾病，在建安22年爆发的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王粲，陈琳，刘桢，应四人死于此次瘟疫，假若说真是极强的流行性疾病，则曹操主要将领谋士几乎一个都没染病，全死的是下面士兵，则这个病也太过势利了些，当然，曹操重臣待遇比士兵好，负担比士兵小，（一些将领的抵抗力或许也比较强，不过那些文臣则未必比一般的士兵好了。）防护医疗措施比士兵严密都是他们不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和曹军全面的大疾比起来，这个生病的几率太小了些。
2。可能就是一般性的水土不服而已，虽然说感染上当地的传染病也可以说是一种水土不服，但是一般性的水土不服就只是指不习惯于当地的饮食生活习惯而已，许多人在来到一个与原本地区相差甚大的地区后对于当地的饮食，生活，气候会有极大的反应，当反差越大时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这是远征军队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古代远征军不可能象现代军队一样依赖后方的补给，只能就地取食，影响更大了。）尤其在气候上最为明显，北方冬天寒冷，空气干燥，南方夏天炎热，空气潮湿，这对于不同环境的人来说都是大敌，这还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南北而言，假如算上北方草原和南方丛林地区，那差别就更大了，中国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和南部的南诏，安南政权的远征，往往相当数量的士兵损失在不适应当地的水土之上。这也是很少出现类似蒙古远征那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气候对于战争影响最大的例子莫过于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国远征时严寒的打击了。）一般的早期帝国中心区域都建立在相同的气候环境带之下，如中国中原地区，再慢慢的逐步扩张，如北方攻打南方往往先要夺取与南方环境相近的几个地区，以这些地区为据点，一步步的蚕食，比如夺取荆州后对于江东则占有优势，则不单是因为荆州在江东上游的关系，也是因为荆州气候水土环境比较北方而言，接近于江东，不至于有强烈的水土不服现象，同样的，对西疆用兵则要依赖于关中雍凉地区，对东北的用兵则要立足于辽东，假如所依赖的地区人口稀少，那则要大力迁徙人口或者等待其休养生息恢复，这都是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自然，假如征讨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如诸葛亮征南中，或者得到当地人的支持或者当地抵抗力量没有核心，如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的攻打，则可以快速的控制该地区，但是之后的统治尤其是地方性统治还是要依赖于当地人，如诸葛亮对南中的处理，所谓的南人治南，北人治北，都是这个道理，自然这并非是水土不服一言可以解决的了。
所以以北方士兵为主的曹军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水土不服而导致战斗力下降，而荆州兵影响小得多，但是刚刚新近归附，并不卖力，这导致与刘备周瑜联军对抗时屡屡失利，不得不败退而回，而这种水土不服在回到北方后就自然好了，而假如是流行性疾病的话，曹军的实力必然大损，即便在回到北方后也不能痊愈，但是从日后的情况下，曹操的实力并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表现。而且这也能解释曹操主要将领和谋士大都没有染病，因为他们的待遇远远高于一般的士兵，对水土不服的抵抗力自然也大大加强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曹军只要休养段时间便可以适应，那从速击败曹操则显得相当重要。）
但是这种可能性也有很大问题，北方征讨南方，南方征讨北方都是很常见的，虽然都有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有影响至整个战局的。但是发生的几率毕竟不大，象赤壁一般的情况应该属于特殊例子，而且三国志中的记载曹军死者众多，一般的水土不服很难达到这样的情况，更象是一种流行性疾病了。
赤壁之战很可能是当地流行性疾病和水土不服的混合品种吧，具体曹军到底得了什么病，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汉末时期确实发生过许多场大瘟疫。
汉末人口锐减，一般人大都归咎于汉末三国的战火，但是凭心而论，现在将战争的危害拔的很高往往是因为众人对战争的厌恶，实际上与战争比较起来，饥荒和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才是更可怕的，二战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死亡人数据说在5500万到6000万，也有说死伤加起来近2亿的说法，而当年的黑死病据说死了2500万，别看人比二战死的少，但是因黑死病死亡使得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比率要大得多。1918年流感则是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5000万，超过一战死亡人数。美洲几千万印第安人在天花的入侵之下几乎灭绝则是相当出名的例子了。（不过也是万幸，假若美洲有一种流行病是旧大陆没有的，而旧大陆只怕不比印第安人好到哪里去。）
而汉末之所以人口锐减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和汉末连续爆发大瘟疫有关，如上文提到的建安22年的大瘟疫使得建安七子中的四人死亡。医圣张仲景在这段时间族人因伤寒致死的便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瘟疫之猖獗，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宗教组织的流行便与汉末的这场大瘟疫大有干系。（凡有人类无法控制的大灾祸时，人类便常常救助于神灵等虚无缥缈的东西，日后佛教的盛行也是得益于五胡乱华后南北连续的战乱灾害的关系。太平道五斗米道很可能掌握了某些可以控制瘟疫的药物，以符水等方式治疗并拉拢信徒。）
而三国频发的战争则进一步触发了瘟疫，战场，尸体，流民就不说了，军队本身就是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部分，军队都是集体生活，相互接触多，传染快，且军队流动性强，比一般的人容易接触疾病，虽然军人的体质往往比一般人好，军队又有组织性，利于处置流行病，但是一旦得病，爆发起来也是相当快的。之前有一章谈到官渡人数曹操为何这么少的时候，其中很可能也有汉末瘟疫导致军队人数减少的关系，赤壁则更是一大突出例子了。
所谓大灾必有大圣出现，瘟疫的流行也使得张仲景，华佗等名医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尤其是张仲景，因为族人多死于伤寒，立志于对伤寒的研究，写成《伤寒杂病论》等书，乃是中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大师，后世称之为“医圣”，这或许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正文 第四十八章 历史上的赤壁大战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八章历史上的赤壁大战
（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
《三国演义》中有三次大战最为注目，依次是官渡，赤壁，彝陵，而这也确实是汉末三国历史上除了魏灭蜀，晋灭吴之外具有重要意义的三次大规模的会战。而演义中对这三次战役的描写以官渡最为简略，彝陵次之，而赤壁之战则最为详尽，但是若从三次战役的历史地位上说，则完全不同。
先说彝陵之战，演义之中将彝陵描写为又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不过实际上远非如此，彝陵之战前刘备失去荆州，而孙权则得到荆州，实力此消彼长，刘备所能调配出来的兵力对陆逊军兵力相差无几，（三国史中认为陆逊统兵五万来援助前线，而刘备与陆逊对峙的兵力大致在四万，不过或许在战力和士气上略好）远没有达到官渡时袁绍和赤壁时曹操那样的强势地位。而且最关键的是，彝陵之战的战略意义不大，彝陵之战对于蜀汉方面来说固然是实力大损，无力再夺回荆州，只能在蜀中发展，隆中对也不能实现了，但是对于胜利的东吴方面则是一场单纯意义上的保卫战，战果固然很大，歼灭蜀军数万，促使了蜀汉不再对东吴用兵。保住了荆州，但是由于担心曹魏，却没有扩大战果，实力并不见很大的增长，相比之下，赤壁之战后刘孙联军趁势夺得荆州部分，实力大增，官渡后曹操更是趁胜追击，扭转整个局势，对比这两次战役，彝陵之战只是单纯的胜利，战略意义大打折扣。
而且即便彝陵陆逊战败，也只能说刘备能夺回荆州，但是说灭了江东则未必，毕竟东吴还有后备力量，刘备夺回荆州一时也不会对孙权如何，甚至可能暂时休兵，关键是曹魏的态度，假若曹魏和刘备一同进攻孙权，江东必灭，而曹魏假若和东吴一起，对付刘军，江东则安全许多。
但是官渡和赤壁不同，官渡时曹操已经倾其全力，而且军中已有人暗与袁绍相通，一旦战败，溃败的危险极大。赤壁则更是如此，曹操拥有大军，而刘孙联军兵力少之不说，内部也有投降的声音，一旦赤壁战败，江东则八成归曹操所有，所以官渡赤壁两战的胜利来说是相同重要的。
彝陵之战便就说到这里，而同为以少胜多的官渡和赤壁两战呢？这两战的战略意义也是不同的，一般评价说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战役，而赤壁是使曹操统一计划破灭，天下三分的起点。从这点便可以看出来了，官渡之战不但是一次保卫战，而且还是一次重大转折，曹操在官渡得手后对袁军占得了先机，而赤壁之战虽然歼灭大量曹军，而且夺得部分荆州，但是主动权依然在曹操这边，曹操依旧拥有最多的土地，人口，资源，兵力，依旧在不停的发动进攻。（当然，也可以说，之后的刘备入蜀，在汉中击败曹操，孙权进攻合肥，关羽进攻襄樊，都是赤壁之战后刘孙联盟对曹操的反攻，但是且不说刘孙联盟的破裂，就算不破裂，反攻的时间也拖得太长，赤壁之战的成果已经消失殆尽了。）
所以在我看来，赤壁就好象莫斯科保卫战，而官渡之战则可说是莫斯科保卫战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合体。虽然罗贯中因为人物塑造的关系，对赤壁之战极为偏爱，但是三大战役中官渡战役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赤壁大战。
那为何会产生如此的不同呢，其关键的问题还是在实力。
袁曹作战，袁绍占据河北，曹操占据中原，虽说袁绍对曹操确实占有优势，但是尚达不到轻易便可灭之的地步，所以袁绍对曹操的战争乃是双方倾巢而出，倾尽全力搏杀的大决战，对于曹操来说，一旦官渡战败便意味着整个战局面临着溃败的现实，但是对于袁绍来说，官渡之败也不是轻易便可承受的打击，在两强决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