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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的死之所以能引起后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便是因为历史上的诸多文人将自己代入杨修的角色，深哀自己才高八斗，却被君王所忌，这一事例不单只是杨修而已，韩信，文种诸多等人都是如此，那么，领袖是否真的忌惮其部属呢？
说到这点，我们不能不先说一下领袖的能力。在评书中，在演义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君主无善战之本领，无谋划之能力，只靠举着一张“仁义”大旗便引得众人来归，为其所用，其中之典型莫过于三国之刘备，水浒之宋江，说唐之李世民。好似领袖人物只需仁义和会用人便可成就霸业，而无须自己有能力一般。当真如此吗？
“仁义”是历代文人对主公的要求，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谈，那用人说呢？用人是不是那么神奇，只需要会识人用人，即便自己能力一般也可以成就霸业呢？假如真如此的话，那历代皇帝便肯定多是相士了。
事实上，历代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能从群雄之中脱颖而出，其能力都是首屈一指，乱世之中，以强者为先，很难想象一个不会带兵不会打仗的人却能统御远超自己能力之上的人，而那些人都甘愿为其下而不动反心。且不说李世民朱元璋刘裕刘秀这一些用兵如神的开国帝王，我们只说这三国时期，曹操刘备这两人便都是一等一的沙场高手，每奉大战便亲率其部出征。曹操就不说了，自起兵起，可说每年都率领大军出征，可说是无战不欢，而刘备自起兵起，实力从弱到强，所有大战都是自己亲历亲为。（刘备实力比曹操确实是略显不足，但是与曹操和自己的那一干手下相比，就显得高超许多了。）而其他诸侯也都是自己亲征，少有自己不打仗却委任于部下者。（真是委任于部下时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力已经雄厚无比，剩下的地区只需要一偏师足以，如刘秀讨蜀，朱元璋北伐；还有一种是继承长辈之位，江山不是自己打下来的，没有经历过大战的考验，如孙权，在作战上便明显有缺陷，自己亲征的效果远不如委任于部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依赖别人，所谓只需用人便能成事，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就说那常被用人说作为一大证据的刘邦吧，刘邦将自己成就天下归咎于自己能用汉初三杰，并盛赞萧何张良韩信，但是这并非是说刘邦便需依赖这三杰了，就以韩信来说，其军事才能确实无人可及，刘邦也认为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可虽不如韩信和项羽，比之他人来说，刘邦之军事才能又远过之了，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只善将将，可他说的不善只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相对他人来说，刘邦之才足以，何况，世间岂有不善将兵却善将将之人，不知兵又何以知将？其他也是如此，对一个行业一窍不通的外行又何以知道选拔和使用内行呢？
归根究底，用人说是建立在领袖本身便拥有一定的能力之上，若是迷信所谓的用人而无视自己的能力，那更大的可能是被人所出卖欺骗。（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历代皇帝多有被大臣所蒙骗者，即便大事也被其推卸过去，非其宠信之，而是能力有限，不明其理，而大臣则有专门的知识来推脱责任。）
而在这个问题上看领袖是否忌惮有能力部属这个问题之上，我们就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
首先：大部分部属往往能力在领袖之下。开国领袖往往能力出类拔萃，绝大部分下属都非其对手而心甘情愿为其驱使，如朱元璋刘秀李世民，他们的能力远超越其下属，从他们个人来说，根本无须畏惧之。（杨修者，才思敏捷和文学才华或许出众，但是军事政治能力都非曹操敌手，这样的能力曹操无须畏惧。）
其次：下属在一些能力之上超越领袖，但是他们无力对领袖产生威胁，或被其遏制，如直接限制其权力，手中无兵，能力再强也无用；或以制度方式分权，这往往是后世皇帝能以远不及开国皇帝能力经验的情况下却能统治的原因；或其能力不能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如宋朝文臣大都比武将宠信重用，便是文臣能力再强也不能象武将一样能产生直接的威胁。（这点上杨修自己也不搭边。）
其三：下属能力过之，又有实权，能产生直接威胁；这便是最糟糕的。如韩信最终惨死便是因为这个缘故，其将才远超刘邦，又受封为王，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不将其处死如何能安心？（杨修自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威胁。）
其四：下属对自己的做法不赞同，而且是强烈反对，成了自己前进的绊脚石。假如是如此，则无关能力高低，都需除去之，而且能力越高则越要尽早解决，荀彧为曹操首席谋士，才能卓越，但是在受九锡为公一事上站在了曹操的反面，立刻受到冷遇。（这点上杨修是个问题，他是汉太尉杨彪之子，杨彪与曹操不善，而他又是袁氏之甥，虽然为曹操所用，但是在政治立场上更和被曹操所杀的孔融相近。在这点上，对于杨修被杀有部分关系。）
其五：下属能力对自己毫无威胁，能被自己遏制，但是自己的继承人不能控制这些有能力的下属，所以要除去之。典型例子便是朱元璋，朱元璋晚年之所以杀戮功臣很大程度便是因为自己虽能统御之，但是自己的儿子则未必能，而之后朱标死，皇孙即位，其担心又加上了几分。（杨修的死很大程度便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于曹操或许影响不大，但是若曹操死后，他支持曹植与曹丕抗之，则麻烦多多，这便是杨修被杀的一大原因。）
其六：下属能知其心思，而领袖又多疑。对于能猜到自己心思的部下，领袖往往是且喜且忧，喜者，能知心思为其解忧，可谓之知音也，忧者，成了自己肚子的蛔虫，对自己的喜怒哀乐知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被之利用了，而多疑的领袖则更倾向于忧了，如勾践杀文种便是这个缘故。（杨修被杀在这方面吃亏很多，他一方面知晓曹操的心思，但是却不用在为其解忧上，总是给曹操难堪，如此一来，曹操不恨才怪呢。）
想来日后大家做领袖者少，做下属者多，那可要注意这么几点，其一：若其能力在领袖之上者，要不乘早回家，要不自立门户，不然被其遏制便麻烦了；其二：若自己的能力对领袖来说只是增添光彩而非威胁者，则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下去；其三：若与领袖意见不同，或自立门户，或顺从之，若是不走又不从，那便要被放逐了；其四：能力不在领袖之上，这种情况想来最多，那要在换班的时候注意了，继承人的能力如何，与自己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现在的地位；其五：若是知晓领袖之心思，切不可随意说出，须知：闷声大发财最好了。
领袖与下属之关系，实在太过微妙，又太过复杂，人心的难测又更加剧之，过一分便是不及。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关张，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才会被后人如此崇敬甚至神化吧。
正文 第七十三章 流程旧典
三国随章侃第七十三章流程旧典
（演义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
本回演义刘备在汉中进位为汉中王，我们就说说这事，这进位汉中王是有流程。人参与社会是要守规矩，而这些规矩流程有些是法定的，有些是惯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必须要遵守。人一出生便要去办户口，或者开出生证明，这便代表着你加入了人类社会，而这些办户口开出生证明都是要一定的手续流程，自然，那时或许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自然要大人帮忙去办，但是到了小学懂事便不同了，每年开学都要去登记报到，于是此时你便了解了，人要融于社会，在社会有自己的身份是一定要经过一个流程的。小学报到还算小事，长大了以后更是如此，无论是你市长省长，老板经理，科学院的院士，甚至只是一般的上班族，只要你在社会上有一个位置，便需要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手续，这是规矩，谁都不能免俗。古代讲究礼仪，那更是如此，刘备进位汉中王就需要一定的流程。
先是大伙联名劝进，这劝进的人都要有一定的身份，而且劝进的群臣名次都是按着各自的身份排下来的，在演义中对这段描写不详，但是在三国志中记载便很详细了：“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
注意了，尽管刘备亲近的是关张诸葛亮法正等人，但是在劝进时臣子的次序他们还是要排在许靖马超之后，这和他们本身的品级封爵家世声望，还有是否是左将军（便是刘备）下属有着直接关系，而相比起来与刘备的亲近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便是一个规则。（演义中隐去了这段，而加入的诸葛亮劝说的描写显得诸葛亮起的是带头劝进的作用，这符合演义中以诸葛亮为首席谋士的一贯作用。）
其实这也就是进位为王而已，若是称帝禅让，那不单要找些文武百官，还要找些老百姓进表来显示民心所向，有时也会加入外族代表，佛道等宗教人士，搞出一些祥瑞来更不是希奇事了。
我们继续说下去，这一百二十人是先进言刘备的，此进言在演义中并未载入，或许是因为其与后来刘备上书汉帝的表其中有诸多相同之处：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冯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硃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惴惴，战栗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籓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於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於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於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我们来看这劝进书：先举各种各样的例子如唐尧周成之事，（为何举这些人呢，便是因为这些人虽然在位国家有难但是都是好皇帝，这也是为了说明这天下大乱并不是献帝的错，要是举什么商纣之事那就等于是在骂献帝了。）然后再说明现在的状况，董卓曹操之事，再谈刘备种种，表达决心，再说到爵号不够，不足以收揽群雄，并举出窦融之事作为旧典来说明进位为汉中王是有旧例可循的，自然，毕竟这是擅立，要告罪一番。
劝进之后便是设坛，（所谓天地君亲师，中国对于祭祀上天和祖宗两事极其注意，皇帝登位，拜大将这些大事都要设坛以告天地，就好象西方喜欢叫教皇加冕一样。）诸臣众将观礼，加王冠。这还没结束，目前只是汉中王，所以这必须要上告天子才行，演义中的那表和史书中相差无几，主要是改了几个字，于劝进表不同，群臣劝进是站在群臣角度说自己为何要劝进刘备，而上书给天子的是在刘备角度谈自己为何答应此事，所以上书表是先谈及自身之事，再提及群臣劝进之事，再表达自己匡扶社稷的决心。（就好象现在各国官员无论是总统总理首相主席还是州长市长甚至是科长上任都要这样说几句。）最后是交还之前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这点在演义中没有提到，在此事之前刘备虽然也有和刘璋孙权一起相互封官，但是实际上还是以当年在许昌的左将军一职为尊，开府也是以左将军这名义，此时才去掉，代以大司马一职，相对的汉中王也代替了宜城亭侯。）
在众臣劝进书中有一个词“旧典”，这与上书表中的“古式”一词相同，便是以前的例子。这个“旧典”十分重要，曹操当初进爵为公为王，现在群臣劝进刘备为汉中王，曹丕日后得汉帝禅让，都是遵循的这个旧典。为何？
我们对一件正确的事往往会怎么说？“合理合法”，在我们的常识中，只有合理合法的事才是正确的，假如背离了这两个原则，那我们便视为错误的。合法的事比较好理解，有黑纸白字作为证据，一清二楚。我们现代的社会号称法治社会，大部分的事都是构建在法律基础上，古代也是如此，皇帝即位是因为他是前任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大臣升官是因为他的考评出众资历足够受到上司赏识，大将受赏是因为打了胜仗。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事都是建立在一个有法可循的状况之下。但是一旦没有法律可循呢？比如想破例提拔一名官员，想免去本该获罪的犯人，严重点的在乱世中做皇帝，这些都是违背正常情况下的法律的。
为了改变这一点，便需要另一个法宝了，便是合理，尽管不合法，但是只需要让他显得合理，就可以上升为合法，便也可被视为正确之事，但是这谈何容易，合理的条件有时甚至比合法还要苛刻，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比法律观点更为保守乃是常见之事，要让自己的事变得合理，就不得不请那些士人才子们，来作为道德法律的解释。
而士人才子们也不能凭空造出一些理论来，否则还是不能为世人接受，只有在已经为众人接受的理论之上加以解说才行，这也便是孔孟之道在历代被重复注解的缘故。而有了理论支持也不牢固，只有寻找出一些旧典故事作为论据才行，这些旧典故事作为循例，做事便显得理直气壮了。刘备进位汉中王是遵循群推窦融故事，而日后曹丕得献帝禅让则是著名的尧舜故事了。（曹丕倒也有意思，在《魏晋春秋》中记载曹丕做完那禅让手续后，下来便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其实这也不奇怪，人对未知的事物都有恐惧感，不到万不得已便喜欢守旧。而只要说之前有这样的事，人的恐惧感便会消失大半，而假若当时的状况与现在越象，而行使的结果越好，便越容易被人接受，于是众人在行事前便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经验，来减少自己的错误。（创造历史固然伟大，但是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少走点弯路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找旧典循例时千万要学习历史，别把王莽商纣这样的事作为例子举出来，那不被人骂死才怪。所谓文史不分家，古代官员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注重历史的学习，便是因为为官要从经典和历史中寻找自己做事的依据，现代也不例外，成功的例子作为日后法律或者变革的依据乃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学习历史，有时也不光光是为了听一个个好听的故事。
正文 第七十七章 错综复杂的宗教
三国随章侃第七十七章错综复杂的宗教
（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
在本回演义中，关羽死后玉泉山显圣遇到老僧普净，这也是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时遇到的故人了，这也是三国演义中不多的与佛有关的几处。三国演义将关羽与佛教牵涉在一起自然有他的道理，日后关羽神格化，成为关帝君就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可是将关羽化身为护法神的，三国演义中几次不多的佛出现的地方总与关羽连上关系也就很自然了。（当然，为关羽神话贡献更大的还是道教。）
不过说起三国志中的佛教则就少得可怜了，就是在刘繇传中谈到笮融时说他一度好佛。相比之三国志中道教的影子就多的很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发起者太平道本就是道教的一支，而日后割据汉中的诸侯张鲁是五斗米道的教主，这也是道教的一支，而且是日后道教的主流天师道正一道的前身。此时的道教势力是佛教远远不能比的。在之后几千年中，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