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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充满曲折但又蕴含着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课题，这其中也包括“衙门”。据《唐语林》（卷八）记，“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而“衙”字“本作牙”，先秦时武将仪仗“像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牙旗”，唐俗尚武，乃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结果“衙门”便成了历代封建阶级统治机构或组建形式的代称。“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类谚语的流传，便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老百姓对它的一般认识。
不管是哪一个封建朝代，其统治方式的构成都是一个多层面多元件的复杂系统，因而衙I，刁的分类和级别亦是各不相同的。老百姓所云能否“进来”的衙门，其实是特指这个系统的最基层面，即州县衙门。而在作者陋见，恰恰是这个州县衙门，在同类历史课题之观照和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依据有三：其一是州县衙门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据史料记载，远从西周时起，我国就以县为最基层建置，以后经过一段县大郡小的反复，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县作为地方行政基层单位的结构便一直维持了2000多年（甚至影响迄今），成为直接体现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封建社会政治领域中最关键的层面。自下而上言，天下事务莫不起于州县；自上而下言，中枢政令又莫不通过州县而实施。这种承上启下、汇聚分流的地位，便使得历代封建君主视州县政府为吏治中最核心的内容。其二是州县衙门所司职掌的集约性，其汇集劝农、理财、狱讼、兴学、治安、工程建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统治机器效能的全部，是任何一级专职性衙门如三省六部、督巡藩臬等不可比拟的。古人有所谓宰相必起于州县之说，即缘于这一级衙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历练条件吧。其三是州县衙门在历代官制沿革过程中的稳定性。2000多年间，历代封建政府在统治形式、职官制度等方面，经历过多次变化，所谓汉三公、晋霸府，唐六部、宋枢密，明内阁，清军机，更相取代，嬗替无恒，惟独州县体制和构成方式，基本上没有转换过，几可称为超稳定性结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的估评，也就是指其而论。综合以上三条，作者便以为对州县衙门的剖析，实在也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结构作—；般观照的最佳视角，更敢说还是广大文史爱好者加深认识并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本质及一应有关知识的最佳途径。
遗憾的是，近年来大量问世的文吏读物中，论述官制典章 的虽然已占有一定比例，但以州县衙门为专题的则难得一见；另一方面，尽管许多人已从小说戏曲中间接获得了不少有关州县衙门的零星材料和知识，但又嫌缺乏系统和条理化；于是便有了这本以介绍知识和钩沉蕴趣为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具有暂补空白作用的小册子。那运笔程序呢，不妨就从老百姓业已说惯的〃八字衙门”，即衙门的建筑景观写起吧——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卧听萧萧看衙斋
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由山东范县知县调任潍县。刚上任，就逢上当地闹饥荒，致有人相食的惨况发生。来年夏天，雹灾骤降，入秋后又发大水。为放赈救灾等务，郑板桥连日案牍劳顿。这一天夜里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但闻整个县署内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竹影萧疏，随风作响，飒飒簌簌，清晰可辨。触景生情，郑板桥来了诗兴斜靠在床上口占一首，这就是后来他题在一幅竹画上的名绝——‘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饱含在咏竹间的无限忧患之情，人们是不难体会的。不过，替诗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会儿从窗口审视整个县衙，又该是如何景象呢？善用赋笔描绘意境的诗人，自然不会一一实写。现在，我们就不妨借用诗人名句，稍加改动，作为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章 标题，先看看古代县衙门的一般外表和内在构造吧。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一、奇文共赏八字墙（1）
“衙门八字朝南开”，这句流传久远的俗话，上年纪的老人都耳熟能详，欲看衙门景观。自当从它讲起。衙门所以要朝南开，为得是天下官署建筑，都有坐北朝南的讲究，以此体现尊贵。该费些笔墨的，倒是这“八字”。原来古时候所有官衙的大门左右，照例要分列两道砖墙，沿门侧呈斜线往左右前方扩散开去，刚巧像个“八”字形状。大门敞开不闭，砖墙似乎也变作了两扇门板的延伸，这就成了“衙门八字朝南开”的由来。
和县衙建筑坐北朝南的用意相同，衙门前的八字墙也是无比“尊严”之物。首先，凡有需要让天下百姓都知道的皇上“圣谕”，大多挂在或帖在右面墙上。比如明朝时有个规矩，每年从二月起到十一月，皇帝都要在月初向民众口授“圣谕”一道，由文书房通过北京首县大兴（县）和宛平（县），布达全国。于是，除了年头岁末农闲时外，天下老百姓们每个月都可以在县衙门前领受最新“圣谕”一道。且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例，看看八字墙上的“圣谕”内容——
二月，说与百姓每：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三月，说与百姓每：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
四月，说与百姓每：都要种桑养蚕，不许闲了。
五月，说与百姓每：谨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说与百姓每：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
七月，说与百姓每：互相觉察，不许窝藏盗贼。
八月，说与百姓每：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说与百姓每：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
十月，说与百姓每：天气向寒，都着上紧种麦。
十一月，说与百姓每：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转引自沈榜《宛署杂记》卷一）
语气通顺，又略带凤阳口音，题材则五花八门，但总不离安分守己、抓紧干活的中心意思，封建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和基层政权的主要职守，都可以从八字墙上看出来了。
既然有这些常要更换的“圣谕”，堂而皇之的衙门口就不是想象中那般森列肃穆，而是时时有热闹可瞧：因为恭接“圣谕”可是个笙箫鼓乐、吹吹打打的场面，照例还要有和尚道士一起来凑热闹，如同做水陆道场一般。唐人所著《群居解颐》上说，当时南中是块小地方，缺少红尘外的人。每当“圣谕”传来，都要弄些假和尚假道士陪位。唐昭宗即位后，派柳韬任容管宣告使，到这里来传达新皇帝宣布登基并实行大赦的“圣旨”。县署临时抓夫，充当假僧假道。有个光头位置站错了，陪同柳韬前来宣旨的太守王弘觉得奇怪，责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人发牢骚说，“还没轮到我服役的时间呢，去年已当过文宣王了，今年又差来当和尚尸周围的人无不笑痛肚子。（转引自《说郭》作者高怿）
然而八字衙门前恭接“圣谕”的热闹，还没到此为止。为了帮助老百姓深刻领会与贯彻落实，衙门前还要举办宣讲“圣谕”的活动。明初时，太祖朱元璋的《御制大诰》，要求“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可是在文盲充斥的旧中国，多少人连字也不识，哪谈得上“熟视”？于是便要讲解。当时承担向民众讲解《大诰》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国立学校的师生，开讲前都去京师朝见过，再分赴各地，很有些宣讲团或宣讲队的味道。把《大诰》内容弄懂了，也会有好处，所以听讲者很多。永乐初年，福建瓯宁县有个六岁小孩丁江阴，因为老去县衙门口听《大诰》宣讲，居然能背出许多，被送到北京皇宫里，在皇帝面前背诵，赏了衣服钱钞，再送到建宁府儒学里读书，那等荣耀，也很不逊于后世的“少年班”哩。（俞纪登《典故纪闻》卷六）
清朝时宣讲“圣谕”的风气更盛，底本叫《御制圣谕广训》，简称“十六条”，内容是——
1．尊孝悌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昭雍漠
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节财用6．除异端以正风俗
7．明礼让以端士行8．讲法律以戒愚顽
9．禁诬告以义全善10，戒逆逃以免株连
11．完钱粮以省催科．12．隆学校以敬名士
13．联保甲以灭盗贼14．定衡度以公买卖
15．禁奸淫以肃人伦16．绝赌博以淳风俗
这“十六条”，听起来原则性很强，比朱元璋的白话《大诰》更让人难懂些，可是反过来也为宣讲人结合实际加以发挥提供了余地。起初用四言韵文讴歌说唱，后来许多典故成语，格言故事乃至艺术性很强的公案小说都进入了“圣谕”宣讲的内容。老百姓有管叫说评书为“武案”、讲“圣谕”为“文案”的。听“武案”要掏钱去茶馆买座位，听“文案”则不但不要掏钱，衙门还要负责搭台、张灯，维持秩序。有此免费供应的通俗曲艺上演，八字墙前，还会冷清吗？
“圣谕”之外，八字砖墙上还贴有各色各样的告示。一类是传达朝廷和上级官府的谕示，比如《宋史·隐逸列传》载，姜潜任陈留知县时，正逢王安石变法，颁下了青苗令。姜潜是改革的反对派，不过坐在这个衙门里，就逃脱不了向民众传达改革法令的责任，也只能“榜其令於县门”。一类是本县长官发布的告示或禁令，如《严拿逃凶逸犯示》、《禁止地棍骚扰示》、《禁止土妓流娼窝匪示》等等。这类告示，都有一定格式，多以县令名义发布，也有县令和佐属联名发布的。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苏州府属嘉定县衙门，发过一个《严禁脚结党横行告示》，最后的署名是——知县闻在上、县丞萧文炳、主簿洪天爵、典史宋琏，从一把手到四把手的大名都写上了。为了方便民众阅读和理解，衙门前的告示经常采用韵文或者白话文形式。比如清朝咸丰三年（1853），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贴在上海县署八字墙上的告示便是这样写的——
上海县正堂示；
众志本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
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芦相应，登时齐集。
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
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一、奇文共赏八字墙（2）
此外，因为封建县衙是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又综理财政文教各务，所以举凡催征拖欠赋税名单、具秉控告在案准或不准的批示、审结民事刑事诉讼后的判词，以及县级科举考试后的录取名单等，也都粘贴在八字砖墙上。换句白话讲，八字墙就是古代社会一方区域内的官方新闻发布处，每天都少不了一群人聚在墙下看布告读判词，逢上县考发榜，自然更有一番热闹气象。
光是这些，还不致于到“奇文共赏八字墙”的程度吧？别急，仅以判词而言，在“三言”、“两拍”一类言情公案小说中，就有不少妙趣横生的“花判”。比如《醒世恒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那篇判决书，就是一例。把它贴在堂堂的县衙门前，算不算“奇文”？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说，不足为凭，那么就请去读读明人李清所著的《折狱新语》，洋洋200余篇判词，全是此类。遇上爱写“花判”的县太爷，人们便时有妙文可赏了。同样，精妙的批词也不少，花样也很多，清朝文学家褚人获曾抄过一篇粘贴在长洲县八字砖墙上的批词，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居告到县衙里，县官梁廷桂不予立案，批为——
“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
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引自褚人获《坚瓠集》）
如此批词，传抄者自然又不止褚人获一人了。
还有花样百出的告示，也让观者忍俊不禁。“依例放火二天”的典故，是尽人皆知了。又如看过京剧《沙家浜》的人，都忘不了胡司令派人“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的丑闻，孰知这种事也是古已有之的。《该明录》上就有，谓神泉县令某，曾在衙门前贴张告示，“某日本县生日，告诉诸邑人，不得辄有所献”。白纸黑字写在那儿，满衙曹吏、合邑绅粮，能不“自动送礼”吗？结果生日过后，再来一张
“后月某日，是县君（即县令太太）生辰，更莫将来。”
（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3）
逢到这类告示，好事者就要在八字砖墙上行锦上添花之举了。比如上述神泉县令的第二张太太生日布告贴出来后，就有人偷偷在上面加了首《鹭鸶诗》云：“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又如宋人束元嘉当嘉陵知县时，不知为何原因，张榜禁醋，便有人大书四字在告示旁边——“束手无措”。连告示带“添花”，读起来益发有味。（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2）．
不用说，这些“添花”，都是趁着夜黑无人时，偷偷贴到墙上去的。县衙门管这叫“谤文”、“谤诗”，斥其诋毁当道，一经发现，便要撕去或覆盖；仅仅因为作者都是无名氏，才无从追查拿办而已。不过，也有些官员，是把“谤文”当补药吃的。如《献徽录》记，明初时任勉当番阳县令，把一些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乡里有德学、，并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者随时处理，有人对此不满，写了匿名大字报贴在衙门前，任勉知道后说：“这是教育我，千万别毁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作者自行悄悄揭去了。当然，在专制制度被看成天经地义的封建社会里，像任勉这种还算有些民主风度的官员，毕竟是不多的。（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
惟其不多，具有“新闻发布处”和“地方招贴栏”优势的八字墙，就更为“民间议政家”们所看中。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已步入末世的明清时代，这类“作品”几乎成了各地县衙门墙上的“花边文学”，被有心人传抄下来的数量之多，大约可以编一本名符其实的《墙报》。如《坚瓠集》记，康熙初年时，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还发明了一种用纸做成的枷具，让拖欠赋税者戴上，稍有破坏则加责罚。有人贴诗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于是合县传诵，最后竟传到巡抚耳朵里，派人一查，完全是事实，马上让他停职受审。再如《素月楼联语》里，也记有类似之例：有县令王寅为政贪鄙，有人把他名字折开，作了副嵌字联于深夜贴在衙门前——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须鸡犬牛羊”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揭露殖民主义罪行或号召民众奋起抵抗的“揭贴”（即传单），也纷纷贴到了衙门口，八字墙上的景观，也就愈加仪态纷陈。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二、鼓楼·戒石·皮场庙
《水浒传》第六十二回里写到：大名府财主卢俊义的管家李固设计将主人陷害，使之入狱，又亲自揣上金子，来贿买押牢节级蔡福，要他将卢俊义在监牢里结果了。蔡福冷笑着说“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
蔡福嘴里的这块“戒石”，可算是天下官署的镇宅之宝。一千多年中，全国州县衙门口一左一右蹲在那儿的石狮子，形状多不相同，但是一个朝代之间，戒石的模式和上面的内容，却总是一模一样的。要说有什么变换的话，那就是两宋时代的戒石，都立在衙门内的大堂中央，即如蔡福所言，元朝以后则移到了大门和二门之间的甬道中央，还为它盖了个石亭，就叫戒石亭，也管叫圣谕牌坊。这块像石碑一样的玩意儿远不及牌坊那样高，二门打开时，甬道一直通到大堂阶下，坐在大堂上审问案件的县太爷一抬眼，视线恰好与它相对，便看到了镌刻在石碑上的十六个大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皇帝告诫地方官员不可贪污腐败、虐政害民的“座右铭”，所以叫戒石。
根据清人赵翼的考证，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是把处置枉法官吏的刑律“儆于有位”，大概就是书写在官员的座位旁吧。《文心雕龙》上说扬雄写过卿、尹、州、牧箴25篇，这就更具体了。《北史》记何妥为《龙州刺史箴》，勒于州门外，是为确定搞成一通石碑形制的开始。但是戒石走向普及全国而且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