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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为普见的“自家人”现象，又数夫人之内当家，大抵“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尤以裙带攀结称多。前述大爷、二爷之类，有不少是靠系在这条带子上厕身衙门作恶的。清季吴趼人所著《九命奇冤》中，述雍正时广东番禺县恶豪凌贵兴率盗纵火烧死梁家八口，案发后知县黄某亲勘现场验尸，又接了梁家的状纸，凌贵兴派爪牙走老爷后门，先贿买了知县的小舅子，小舅子再去向他姐姐关说，结果知县夫人发起雌威来，迫使丈夫昧心断案，对凌贵兴加以庇护，从而奠定了这场后来轰动广东的冤狱的基调。虽说这是文学作品情节，但明清时州县官场尽多惧内县令也确是事实。明刊《博笑珠玑》谓：“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吏夫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曰：‘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他如何下得手？”如这票货色，签押房里的真主人，还能不是他老婆吗？当然，有时候惧内是假，借老婆做掩饰是真，老婆受了别人的贿赂．似乎总要比自己亲手接过来得“干净”些。这也有个说法，叫做“老爷不爱钱，太太爱钱”，老爷得名声，太太得实惠，相与构成了官场上的老传统之又一。又清季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收有一篇《成都之官派》，略谓“又有支使太太联络同寅之太太者，此术尤妙，因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麻雀，或请会金，或结干亲，或拜门生，或认为后家同姓。而太太之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而太太可绮罗摇曳也。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党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这可就是裙带政治的另一种形式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做天下官理天下事
洪武元年（1368）九月，才登基称帝未久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布达全国，征求天下贤才。起先，颇有一些隐于岩穴山林的“怀才抱德之士”，只当一旦入选，将列身朝纲，左辅右弼，肩负起匡定大任。但结果颇出他们意外：原来皇上要把这些“三请诸葛亮”似地征求出来的“贤才”，派到各地去担任州县官员。然“敕命厚赐，谕之至於再”，态度倒是相当诚恳。照朱元璋的说法，此前干戈扰攘，不及深讲致贤养民之道。现在大业初定，可“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那意思简直就是：我特为请你们来协助我一起治理天下的，虽说州县职卑，同样是匡定重任啊！
应该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万机待理的情况下，首先重视州县政权建设，确是眼光独具。古人每言，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且以明朝行政制度给州县衙门规定的责任而言——“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於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了不得，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治民”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也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制度，上迄先秦，下逮晚清，足谓数千年一贯使然。假使一项一项地折开来介绍，便是本章 的《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之标题了。当然，考虑到不少州县衙门的职掌细部，我们已经在前五章 内多有引带或夹叙，因此接下来的各节行文，只能说是整体形状的概观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一、“王政之本在乎农桑”（1）
清代光绪初年，大学士左宗棠上了一道奏疏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求国史馆为已故福建按察使桂超万立传。此人以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出身，先在江苏阳湖当了40天的代理知县，即受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赏识，另补实职。此后宦途顺利。要数“政绩”的话，在天津募
勇抗过洋鬼子，在扬州、苏州整顿过漕运积弊，病休在籍时举办过团练，意图与“发”、“捻”相抗，算起来也很可以书上几笔了。然则咸（丰）同（治）之际，正值大清“国运艰难”，外有夷患，内有“发”乱，大抵官场上稍微肯负点责任的人，都有和桂超万相似的履历，未必全都够得上“宣付吏馆”的荣耀吧？而且左宗棠这位老兄，一向目高于顶，乃至当时号称“中兴功臣”的曾国藩也不在他眼里，又没听说过他与桂超万有何同年同乡同事同门之类的关系，很可能连照面也没打过一次，何以在老桂归西之后，突然上了这么一个奏议呢？
充满好奇心的小京官们，设法抄来了这份疏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以湖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经过直隶栾城时，在八字衙门前看见“知县桂（超万）”署名的告示，告示的内容是“劝民耕种”，特别建议大家多种些木棉和薯芋，又开讲备荒的道理，辞气恳切，方法详备。左宗棠看过告示后，又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位桂县太爷的政绩官声，“皆言令之爱民，出於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前清官所未有”。这份告示以及老百姓对桂万超的评价，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以时隔40年后，尚记忆如新，特别提了出来。
两宫、京官和史馆都认为左宗棠言之有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清朝始建时就提出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的最基本国策。想当年圣祖康熙巡行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必“先察其土田”，对地方令守谆谆交代，“耕种之事最为紧要！．”高宗乾隆刚刚登基，就提出“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反复强调，“督抚牧令必身先化导”，朕即以此来考课天下地方官员的长短优劣。眼下由左宗棠所追述提供的情况，正合乎列祖列宗的要求，这样的人还能不倡为百官表率为之树碑立传吗？于是吏馆奉旨，搜集桂超万的材料，为他写了传记，而且特别突出了他在栾城知县任上劝课农桑的事迹。
确实，“重农”是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特点，《管子·治国》中所谓“凡为国之急者必先事农”的治国理论，由先秦贯穿到清末，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也一直是历代州县衙门的第一要政。两汉时，不少原先在小县当县长的人，因奖募农民开垦荒地有功，在考核时拔为上等，调到大县去当县令。唐代宗时，奉天县令韦夏卿以劝农有功，在州县正堂中考为第一，马上被提升为长安令。北宋的徽宗赵佶，给人印象是个风流天子，于治国之道上昏得可以，不过他倒也知道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曾于政和二年（1112）专门发了一道诏令给天下州县官员，规定基层衙门的首要任务就是“劝课农桑”四字，并具体分解为：敦本业、兴地利、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杀牛、置农器、广栽植、邮田户、无妄讼共‘12条衡量标准。（《渊鉴类涵》卷216）明太祖朱元璋坐金銮殿时，最看重这件大事。有一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上司对其考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於督运”。观其本意，是想推荐他去交通运输部门去工作，谁知皇帝的批示是：“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於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结果马老爷被降了职。
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12条标准大体是历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回来，重新务农，这就叫“敦本业”；调任兴国知县后，又招来赣省一些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开垦抛荒熟田和处女地，这就叫“兴地利”。北宋时范延贵带部队经过萍乡，观感是“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这就是“戒游手（好闲）”的实绩，萍乡知县张希颜因此得到举荐；白居易在忠州这一山区小县当官时，倡导绿化，写了不少关于种树的诗歌，这就叫“广栽植”。还有北宋时张*任崇阳知县．看见乡下人进城买菜，十分生气，道是住在县城里的人，因无地可种，这才买菜吃，何以市郊农民皆有土田，也花钱买菜？于是亲自抓“菜篮子”，命所有郊农皆置菜圃，满足自我消费，尚可应市换钱，使城市副食品供应和郊农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后来当地人都管芦菔叫“张知县菜”，以缅怀这位好县长的德政。（沈括《续梦溪笔谈》）这也是“广栽植”的内容。再如王安石当鄞县知县时，刚上任的第一年就遇丰收，便用了10多天的时间，跑遍全县14个乡，劝督大家趁此有余暇时，疏浚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老百姓都感谢他日光长远，“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这就叫“备水旱”了。（《临川先生文集》卷？5）倘果真有旱涝蝗灾等袭来的话，州县官员都有离开衙门去抗灾前线调度指挥的责任。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时，地方官温福在上报“雨水禾麦地方情形”的奏折中，有“出郊赏农”四个字，结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顿痛骂。又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适逢江南发生大水灾，他决定搞以工代赈，发动灾民对太湖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作为抗灾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只小船来回巡视，上海知县张*和嘉定知县邵一本都要去第一线督工，据说有个主簿因工作不力，被他砍了脑袋，吓得各有关衙门的官员抓紧加油。事后才得知，这是海瑞刺激工程进度的权变之计，那个被传说杀头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别处去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一、“王政之本在乎农桑”（2）
不过此前所举事例，都是所谓“清官”“循吏”，实际上许多州县衙门只把劝课农桑成绩好坏的标准归结到田赋征收这一条上来观照，其余的具体动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的。温福所云“出郊赏农”倒是句真话，不少州县官员以“劝农”为借口，跑到郊县做春游；太爷游过二尹游，二尹游过二衙游，农民们疲于接待，劳民伤财，还极误农时。现在我们往往能在古人文集、文选中看见一些《祈雨文》、《驱蝗文》之类的文章 ，这也是州县衙门里老爷们“劝课农桑”的常务，平时不比王安石那样及早准备，灾害发生后又不比海瑞那样去组织救灾。所能干的，就是让阴阳生和学署里的教官及礼房吏员们合作，编一套舞雩仪式，向老天爷、龙王爷、城隍爷们祷告，求它们赐降甘霖，或者唤退洪水；有时僧会司、道会司的官员们也这种排场中大显身手，唤齐和尚道士，各自指挥大做道场和法事。虽说这些劳什子于抗灾救灾无补，但费用都由摊派筹募，倒不失为大家趁机分沾油水的好时机。明人郎瑛著《七修类稿》中，载有这样一则故事，道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县衙门不忙着组织抗旱，却大摆祈雨场面。雨水没求来一滴，反倒求来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18板，又怀疑他仅仅是“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封建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日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日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60石，全部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注）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趁着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浙《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谓德清县主簿马某，曾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二、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稚的康熙。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 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式之类，几乎魂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译，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组办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