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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部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共性。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三、衙门五味子：酸甜苦辣咸（1）
早在本书第一章 里，作者就有声明在先——一个州县衙门里，学署必定是自立门户的。什么缘故呢？这里面首先有个体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文化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入仕的正途，是必先入学，学署的职掌，是管理一方入学就读事务，学署里的官员一方面接受上一级的学官直接领导，另一方面，也接受同一级的地方主官指导和考核。这个体制，就把学署官员和一般的佐式区别．了开来。其次，还有一个品秩上的问题，以明清为例，每个州县里，文职的正七品官有两位，一位是县太爷，还有一位就是学署首席，县太爷固然以进士出身者为多，但也有非进士出身的，特别是清代，“杂牌”还特别多；可是作为学署首席的儒学教授，除了由次官升任者外，必定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凭这两条，县太爷也不便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佐式来相待呀，倒要时时尊称为“老师”。
儒学教授以下，州县学署内还有儒学训导、儒学教谕等官职，有八品秩的，也有九品秩的，他们在体制身份上也显得比同级官员特别一些，习惯上亦同教授相混，被通称作“学官”或“教官”。
有意思的是，学官们的“政治待遇”虽然高点，可“经济状况”却无法同别的佐式相比，因为他们掌管的这一摊子全是文化教育的事务，财政上拨给的经费有限，要想搞得热闹鲜亮点，还得靠募捐。除了学生外，也极少有受礼和受赂的机会，所以自古以来，学署都被叫作“冷衙门”或“清水衙门”。清人陆以嘹著《冷庐杂识》，介绍过不少州县学署的门联，如萧山县学署教官傅筏的自题联是：“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仁和县学署教官孙学垣的自题联是：“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大致可以认定是写实。
或许是毕竟读书多一点的缘故吧，学署冷则冷矣，但学官自矜清高的居多。清朝初年，海宁县教谕林译尝以“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况，大概反映了此辈的一般思想状态和作风。事实上，因为做学官做出成绩而提升为行政官员的是有一些，比如众所周知的明代“清官”海瑞，就是先当南平县教渝，以后提升到淳安县知县的；可是反过来因为“做”不来行政官而调任学官的，似乎更多一些。喜欢看看元明散曲的读者，大约对冯惟敏（海浮）这个人不感到陌生，论散曲创作的成就，堪许作明代第一人。他原先是涞水县知县，可书呆子气太重，一心想当个“清官”，这就把上司同僚全给得罪了：官场上不能只顾自己清廉，你清廉了，就等于把别人捞肥的路子给断了。结果几年后考核官员时，冯惟敏辛苦一任，换来个“疏简不堪临民，文雅犹足训士”的考语，换句话讲，行政官是不能再给他干了，但他确有才学，总得发挥个一技之长吧，那就让他去“训士”，结果改任为镇江儒学教授。从表面上看，一样是七品官，镇江还比涞水的县等高一级，不能说是降调吧？可是老冯发牢骚（油葫芦（改官谢恩））俺也曾串制专城压势豪，性儿又乔，一心待锄奸剔蠹惜民膏。谁承望忘身许国非时调，奉公守法成虚套。没天儿惹了一场，平地里闪了一交。淡呵呵冷被时人笑，堪笑这割鸡者用牛刀。【那吒令】七八岁勉学，淡荠盐一瓢。二千里枉劳，路途债九遭。四十年苦熬，冷板凳两条。世不愁文运衰，生不怕穷星照，打精神再把书教。
儒家的人生观是入世哲学，追求功名更是参加科考的直接目的。如有机会，有几个科场出身的人心甘情愿去坐“冷署”的？既然不得已而去坐了，又要大唱“荣华富贵人之好，清贫冷淡吾之乐，子俺这孤灯耿耿照书斋，一任他诸公衮衮登廊庙”
（《海浮山堂词稿·改官谢恩》）的高调子，让人听着瞧着，就不免感到有一种醋酸味。所谓“酸”官，就是泛指这些学署中人。
徐珂汇编《清稗类钞》里，辑有这样一则故事
雍正年间，内阁里有个小办事员（称供事）蓝某，上班做事很巴结。雍正六年（1728）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机关里，对月独酌。正喝得带劲，突然有个冠服华丽者闯了进来，蓝某当他是内廷值班官员，前来巡查的，忙站起迎接，还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他当什么官？蓝某说：“不是官，是小小的供事。”来人间了他的姓名后，又问具体做哪些事，有多少同事，都上哪去了？蓝某说，供事做些收发文牍之类，有同事40余人，现在都回家过节了。来人问：“那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谓“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来人又问：“做供事有好处吗？”蓝某道：“将来差满，有希望选一个小官做。”来人问：“小官有乐趣吗？”蓝某笑道：“假如运气好，选做广东河泊所的所官，那就是大乐趣了！”来人不解：“为什么称大乐趣呢？”蓝某道：“那个河泊所近在海边，舟楫来往，多有馈送呀。”来人听罢连连点头，又喝了几杯，才告别而去。
一夜无话，第二天大臣们去金銮殿上早朝，清世宗和大家谈完公事后，忽然问道：“广东有没有河泊所？”大臣们说：“有啊。”清世宗道：“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河泊所官。”大臣们磕头领旨，退朝后都惊诧莫名，还从来没听说皇上“钦点”河泊所官的，何况那么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供事姓名，又怎么会“上达天听”呢？于是拖一位小太监仔细打听：原来，昨天晚上那位去内阁查夜的人，就是清世宗
二会儿，皇上钦点蓝某人为广东河泊所所官的圣旨，被送到内阁。蓝某领旨后喜得打跌，同事们也都羡慕不已。
这又是一种“未入流”的小官，可是有甜头可尝，所以叫“甜官”。像这种均属州县长官统属指导的“甜官”共有多少名目？我们以明代的州县官署。编制为例——
河泊所官，专门管征收渔税；闸官、坝官，专门管水闸水坝的启、闭、蓄、浅。洪武十五年（1382）时，“定天下河泊所凡二百五十二”（《明史》卷75），一年可征税达粮5000石（折合计算）以上的河泊所，设官3人，1000石以上的设官2人，300石以上的设官1人。
税课局大使，专管商贾、侩屠、杂市类常税征收。
批验所大使、副使，专管茶叶和食盐专卖。
同河泊所官一样，这些小坝官、小税官、小专卖管理官等，都没有品秩。甜头肥水有多少，就看各人的良心和“本事”了。
与“甜官”恰成对照的是“苦官”，那就是驿官，换成白话来讲，就是掌管地方邮运和官办招待所事务的官员。以明朝为例，综合性的驿站至少每个州县都有一所，此外还普遍设置急递铺，若是地处交通干线通衢大道，还有专门的水驿、马驿、递运所等。如黄州府所辖一州七县中，共有急递铺101处，每处均有厅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邮亭1座，铺门1间，牌门1座，墙垣1围，桌椅什物俱全（弘治《黄州府志》）；水驿和马驿的设置以里程分段，以预备马匹和船只的数量区别规模；递运所是运送军需物资和贡物的专线，弘治十年（1497）时，全国有递运所324处。驿、递、所三个系统，相对来讲都是独立的，各司其事，但三个系统之基层主管即驿丞、铺司和递运所大使、副使，却都是官员中的起码货，并且全受州县长官统辖。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三、衙门五味子：酸甜苦辣咸（2）
驿官类的职掌，按明朝制度规定，是“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稠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明史·职官志》）一听起来，就知道是侍侯人的苦差使，所以当时人就有“秩莫卑于驿官，事莫纷于邮务”的说法。（《中国古代邮驿史》刘广生主编）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达官显宦辈，不仅不把驿官当官，甚至也不把他当人。还是以明代为例，发生过多次住驿官员打死驿丞的事。如正统五年（1440），陕西右参政郝敬乘传过华清驿，驿丞张耕野刚巧不在驿馆，郝敬大发雷霆，派随从去他家里将其捆绑来，殴打至死。
当然，话说回来，所谓“苦”官，也是指大体状况而言，据《西园闻见录》载，明朝时委派驿丞，有上、中、下三缺之分，上缺是指有油水可捞的肥缺，约占全国驿站的十分之一二：中缺约占十分之三，指条件一般的；下缺则是的的确确的苦差，要占到十分之六。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就当过贵州龙场驿的驿丞，因为他得罪了权宦刘谨，所以把他贬到这苦缺上来尝尝滋味。史书或古代小说上，往往把“降五级使用”当成笑话，试想一个七品芝麻官连降五级，不就是降到平民百姓中去了，还怎么“使用”呢？其实，这至多只能说是吏部在“议处”时给当事人开的玩笑，因为九品十八级以外，还拖着这么一串“未入流”的尾巴，让你当个驿丞，不正是连降五级后依然留在“官”员的范围内“使用”吗？正德时，浙江道监察御史周广上疏，切谏明武宗，先贬为怀远驿丞，再贬为竹寨驿丞，也是一种惩罚手段。
既然驿丞的差使如此卑微，何以照样有人愿干，而不赶快辞掉呢？这其中当然有原因可寻：一是任期满了有可能升迁；二是这差使固然低贱，但也有讨好的机会；第三，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纱帽底下无穷汉”。有意想生发的，哪怕是苦缺，也能赚它几票。清人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中，就谈到这其间的一些诀窍，原来凡有资格居住驿站的官员，都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凭证，每住一站；都得印结，注明“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以后还要缴还。不额夕侈索是不可能的，这笔费用照例是地方财政负担，而刁滑一点的驿丞之本事，就是一边尽可能把额外多索的帐面报得高一些，赚取报帐和实支之间的差额，另一边就是尽可能利用出结这道手续，对付住驿官员及其随从的过分勒索。如此，人虽辛苦，油水也还有些。
比较起驿丞迎往送来、周旋奉承之卑微，巡检可就威风多了，故名之“辣”官。
考诸中国古代官制史，巡检这个官职最早出现在宋朝，主要置于沿边或关隘要地，多数都是武职，有管辖几个州县交接处治安的，也有仅以一个州县为范围的，但都属州县主官统领。到了金元时期，巡检的治管范围一律限于一县之境，一般都是在偏离县城的乡津、集镇、要冲、关隘等处设巡检司，职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警备不虞。明清依旧保存了这个制度，惟品秩益加下降，元代时巡检是秩九品，明朝时无论是巡检还是副巡检，都为从九品，这以后还有以“未入流”充巡检的。
何以这个总在秩末流外之间徘徊的区区巡检会有超越一般同僚小官的威风呢？这里面主要有两层原因：其一，习惯上，巡检司具有县衙门派出机关的性质，可以经管处理本管区的次要事件，很有点“小正堂”的威势，尤其是在乡下人面前抖起来，更是了不得。比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好几篇申饬巡检骚扰农民的移文，文中提到一个“日来妄作渐著”的周巡检，催科的事他也去伸手，诉讼的事他也去插脚，“乃至差人，便至亲出”，“遂致一家之四人无辜而被执，一乡之内，四邻望风而潜遁”。气得上司骂他说，“今观此讼之兴，特田野小（民）唇舌细故，此等讼州县无日无之。若事有大于此者，则凶声气焰又当如何？”这还是宋朝时的情况。明清时更了不得，据《明史·职官志》载，洪武十三年（1380）二月，朱元璋曾对天下巡检“特赐敕谕之”，有了这样一把“上方宝剑”在手，恐怕连他上司也不能随意责怪了。
其二，巡检司还有一个置在要津的地利之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借“盘诘奸伪”、“验查路引”以行把持，许多巡检还兼有收税的差使。实际生活中，巡检司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淫威不仅要在普通行旅客商跟前，有时连过往公差也要被他敲几竹杠。以一个赴任的官员为例，随从中常免不了顺路做一点捎带走私生意的，沿途逢驿打尖，驿丞只有服侍的份儿；可碰到巡检司就不同了，他的责任是检查，寻点儿麻烦出来并不费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有一篇《追请具析巡检》，起因便是（宋朝时）雁胭镇巡检赵忠翊搔痒儿搔到本路上司的头上，上司移文州县主官痛骂：“雁胭一镇，最为横逆。近日采石解头子钱赴本司，亦为所夺拘下。以一路监司之钱，犹恐如此，则其劫夺民财，恣无忌惮，江面之被其害可知矣！今乃敢有所挟，以凌侮本司，其无状益甚。”最后要州县马上让赵忠翊亲自到自己这儿来解释清楚，并请“别差请强官权（代理）巡检及监务”。其实仔细琢磨，不难嗅出这笔被赵巡检扣下的“头子钱”中必有隐私味儿，而那位“本司”一方面不得不用下级压一级的办法，让该巡检所在地方州县长官出面以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追请赵巡检本人“赴司具析”的要求，也蕴含了当面交易的暗示。
巡检之“辣”，当然又是和他可以随时采取“捕盗”、“警奸”等军警性质之手段相联系的，只要查明确实是在尽其宦家鹰犬的责任，做得再毒辣些也不要紧。比如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中，就记过这样一件史实：乾隆皇帝巡行热河，有个叫张若瀛的巡检，负责本地段的警备。某太监自恃是天子扈从，沿途滋扰，张若瀛劝了他几句，做“老公”的哪里会把个小小巡检放在眼里，遂咆哮痛骂。张若瀛盛怒之下，马上让手下人将其捆起，痛加大杖。直隶总督方某听说后差点没昏倒，惊呼“张某疯矣！”马上具章 弹劾。可是乾隆皇帝不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张若瀛是个忠诚守职的人，下旨越级提拔为知县。
所谓“咸”官，实际上是一个“淡”字转化而来。州县衙门里还有专管宗教事务的僧会司、道会司，有专管医药事务的医典科（州）、医训科（县），有专管天文气象测定预报的阴阳训术等，按制度规定，这些机构全都“设官不给禄”，故谓之曰“淡”，（《明史·职官四》）怎样才能做得有点儿滋味呢，要学猴儿偷盐，所以又叫“咸”，办法就是利用职权拿好处。比如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劳役征发和赋税征收，对于出家为僧尼为道冠的数字，都有限额，按比例分配到各个县里，度牒便在僧官道官的手里攥着，
申请出家者能不行贿通融？出家之后，寺庙道观杂祠中的种种事务以及和俗人的纠纷交道，也归僧官道官们过问，他可以拿世俗法律压僧道，也可以拿“宗教政策”去压俗人，这一把天平往哪儿倾斜，砝码就是他的“禄”了。要想开溜去游方挂单吗？对不起，也得先到县衙门僧会司道会司里来开“介绍信”，否则跑到哪里都得给逮起来。再比如医官，植杏办诊所也罢，悬壶开药铺也罢，出门去当游方郎中也罢，审批的权力全归他掌握，总也有尝点咸味儿的机会吧？
清人独逸窝退士所辑《笑笑录》内，有一首专用来形容州县下僚的《十得歌》，除了学官之外，上述“甜”、“苦”、“辣”、“咸”之类，皆可包容进去，这里不妨引用一下——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需要稍加指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四、“生老病死”鸡毛官
比之“甜苦辣咸”更次一级的，就是所谓“生老病死”了。说它们是民政机关吧，可县衙里另有户房、工房之类主管部门；说它们是社会慈善事业吧，但确确实实是官办而非民办。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对“生老病死”的具体分类是：慈幼局谓“生”，专管收养弃儿；养济院谓“老”，专管收养孤老；安济坊谓“病”，专管收养病残；漏泽园谓“死”，专管收葬弃尸。又云假如再把县狱加上去，又可凑上个“生老病死苦”了。
先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