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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么大的一个城市，我一路在想两个香港人会去到哪里，他们语言不通，他们会去哪里洗衣服、吃东西，又到哪里寻找机会。所以我们选景的人很气，那么大一个城市，为什么一定要选很破的一个角落来拍，但是我就是认同那个地方。你去全世界的唐人街，他们都有一些东西是相似的，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又被这个习惯影响了选择。
1999…2004：《花样年华》&《2046》
一个人不是要去，实际上他想要离开2046，因为他想要改变。
记者：我至今还很好奇，《北京之夏》是怎么一路变成《花样年华》乃至《2046》的？
王家卫：本来是要拍《北京之夏》，但是后来拍不成。当时已经卖了片花嘛，只好找另外一个故事来代替。
记者：从1997到2046刚好是50年，搭乘《2046》里的那趟列车，如果你忘记了过去，到了2046年你就会找到过去。
王家卫：关于1997到2046的“50年不变”，我最感有趣的是2046这个号码到底意味着什么。假如两个人谈恋爱，他们承诺的“我不会变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现在跟她谈恋爱，她说不变的话，这个不变到底能够怎样。恋爱是不是永恒的呢，什么是永恒呢？我们对这个表示怀疑。有人说“永远的17岁”，但是除非17岁死了，否则就不能够永远。
从1997到2046这个启发点开始，我们不谈政治，就是在讲变或不变，开始拍摄《2046》。
假设一个人走在路上，经常会说这些店面变了，街道变了。我们就假设有一个地方叫做2046，在这里一切都是永恒不变的。开始时是这样假设，但是假如你去到这个不变的地方，你会不会很闷呢，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后来我们就更改了这个故事，有一个人不是要去，实际上他想要离开2046，因为他想要改变。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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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代的警世危言
南方周末 2004…09…29 15：00：32
□刘擎
《娱乐至死》，19。00元
《童年的消逝》，19。00元
尼尔·波兹曼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今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传媒》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
这种以阅读为特征的新成人文化推广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线形排列的文字促进了逻辑组织、有序结构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和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这对人类的宗教、科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中世纪的文明面貌。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危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如今电脑与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的结尾部分曾经设想，电脑可能是一种延续“童年”的传播技术。因为使用电脑需要学习一种人机对话的语言，要求某种特殊的训练，这将有可能使童年的存在成为必要。但他也指出，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这种技术——是运用电脑来促进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思维，还是被电脑所利用、被视觉游戏的自娱自乐所吞噬。20年过去了，电脑发展出了高度视觉化的“视窗平台”，孩子并不需要长期的特殊训练就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电脑。我们还有可能幸免于“娱乐至死”的命运吗？意味深长的是，波兹曼自己也曾在互联网上开设论坛，开展公共讨论。他在回答网友的问题时曾指出，对于新技术的迅疾发展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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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闲时不读
南方周末 2004…09…29 15：00：34
■秘密书架
□王晴佳
已经到了有人请开书单的年纪了，心中泛起的，不是得意，而是伤感。“感”的是年华老去，而“伤”的是，自己读书太杂，好像没有什么雪泥鸿爪，特别值得一提。不过要说评论书籍，倒是跟自己特别有缘。从1980年代初自己开始摇动笔杆子时，主要就是从写书评开始的。记得那时在《书林》杂志发表了《两本〈忏悔录〉》，介绍的是自己读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同名著作后的感想。既然写了、而且还发表了这篇东西，想来当时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一定还是有不小的冲动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已经不再清晰。但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是有意修习文史类的学生，读这两本书还是有一定益处的。西方人有“原罪”的概念，写作回忆录，冠以“忏悔”两字，对他们来说，十分自然。但同样是忏悔，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态度是大有不同的。他们都写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如何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但前者作为基督教的“教父”，又描述了自己在皈依信仰之后，如何苦海无边、立地成佛的欣悦，而后者则没有太多的忏悔的心情，显现出在18世纪的法国，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
这两本书，一般不会列入教学参考书，因此可以归为“闲书”之类。前人有言：“书非借不读”，这是十分可以让人认同的经验。我还认为，书非“闲”不读。要说读书的趣味，还得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有宽裕的时间。而在现代社会，有时间的人，往往是事业和生活上不太顺遂的人；或至少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与你作对，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乐趣可寻，因此埋头书本。中国人讲到学习的经验，似乎比较愿意承认写作可以是一件痛苦的事。司马迁的例子就为人所熟知。他之写作《史记》，主要是在受到屈辱的宫刑之后。而且他还自我安慰，说到以前许多人，都是在生活遭遇坎坷、不幸，“意有所郁结”的时候，才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但司马迁在谈到他积累知识的时候，则似乎心情特别愉悦，以至到了后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了中国读书人向往的境界。但其实，读书并不常常是为了追求很高的境界才去做的。更多的时候，读书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那时读的书，其效果往往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使你既有所消遣，又获取了知识，甚至引导了你以后的事业，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文革”后期，“革命”热情已不再高涨，但学校功课仍很松弛，因此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也“撞”进书本。记得那时遍览小说，中外古今，一概全收，囫囵吞枣。虽然现在说不出哪位作家让我印象最深，但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都曾触动过我。外国的小说家中，我读的最全的是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读这些书，让少不更事的我，窥见到人生的复杂、人性的奥秘，因此也就有心去做进一步的探究。于是我在那时找了一个读书的同伴，一起开始攻读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不记得到底读了几卷，不过肯定都没能终卷。但以后我上大学历史系，见到这两本书还是我们的重要教材，心中不免有点窃喜。在中国古代史籍方面，我读得不多，记得只有清代人改编的司马迁的《史记菁华录》，是我父亲保存的他小时的教材。不知那时读懂了多少，不过也许因为已经读过大部分《古文观止》，所以记得至少还能读下去。
“文革”之后有幸上大学，与那些“老三届”的同学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因此恶补了几年。但也许像所有“强化补习班”的效果一样，学得快，忘得也快。但对曾经为之写过评论的书，印象还深一点。譬如有一次，我应邀参与一本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的编写，题目为《名著集》，由我选择介绍五本中国历史典籍和五本西方历史典籍。我记得中国史方面我选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在西方史方面，我选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兰克的《教皇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承认当时的选择，考虑了一定学术以外的因素，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史学著作还是有时代的代表性的。中国史学的这五本著作，其重要性似乎不用多作解释，像司马迁、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名家，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但如果有机会一读他们的著作，岂不更好？梁启超有如椽之笔，笔端常带感情，十分引人入胜。我之所以在他众多的著作中，选择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希图融和会通中西史学，体现了他思想成熟时期的想法。范文澜和郭沫若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作，但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又各具特点。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记载希腊、波斯战争为主，旁及其他种种，其宽广的视野，为后人所敬佩。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还在于其“讲故事”的叙述手法。像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既能“猎奇”，又言而有文，因而行之久远，在罗马时代，他就被誉为“史学之父”，以后叙述的体裁，成了西方史学体裁的正宗。伏尔泰有点像梁启超，著述宏富，但《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既有“厚今薄古”的自信，更有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可谓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声。比他晚一个世纪的兰克，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大家。兰克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历史的标志，因此不再将以前宗教的纷争，看得那么重要。因此他在《教皇史》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力图超越教派的分歧，以至他的作品，以后成了“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但客观主义方法治史，至多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史家本来就是历史变动中的一员，很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对那场血淋淋的革命，采取了赞颂的态度，倒也能让读者感受革命浪潮的“疯狂”，或许比冷冰冰的写法，更能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大思精。许多人对他“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印象特别深，而我却特别喜欢他的“退隐与复出”的理论。也许是因为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汤因比的理论，与此有可汇通之处。不过汤因比又把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用于分析国家、文明的兴亡，颇能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的见识。
如果要我现在加以补充，那我想在中国史方面，《左传》绝对是有必要一读的。而且读《左传》，还可顺便将《春秋》也读了。另外，刘知几的《史通》，不但识见卓越，而且所用骈文对仗之工整，也颇可欣赏。至于西方的史学著作，近年我读英文的较多。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Anthony Grafton写的《脚注趣史》（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篇幅很小，但内涵丰富，是有关西方学术史的好书，无论是作者选择的角度，还是他叙述的典雅，都可借鉴模仿，特此向有意学英文的读者推荐。
王晴佳
祖籍苏州，生于上海。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中文著作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台湾史学五十年：传承、方法、趋向》。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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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教育产业化”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18：34
□杨东平
■月度论文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