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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6日《半生缘》被上海歌剧院改编成歌剧上演。歌剧中出现了街头叫卖小唱、爵士乐、流行音乐，以及用沪语演唱的《酒歌》。八幕戏每场由演员扮演的张爱玲贯穿开头的独白，用小说中的原话引导情节。
2004年10月18日－10月23日，话剧《金锁记》在上海上演。
随着明年张爱玲逝世10周年的到来，张爱玲依旧是说不尽、也演不完的话题，相信会有更多的张爱玲作品被改编。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地位几经沉浮，颇具戏剧性，从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到最终成为显学，得到史家承认和大众的喜爱。张爱玲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和舞台剧的数量之多，在现代作家中名列前茅，张爱玲已经成为影视剧作品的卖点和票房号召力的代名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改编者倾力而为，在数量众多的改编中，让专家和张迷们满意的成功之作并不多，吸引了眼球，却吸引不了好评，经典作品并没有转变成为成功的品牌。张爱玲作品的改编成了一个难题。
由于一直在外地出差，陈子善教授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话剧《金锁记》，但他对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金锁记》不以为然。在陈子善看来，文学名著改编本来就是不小的挑战，说得不好听，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去尝试改编？陈子善的回答是，因为张爱玲的诱惑太大。
在陈子善眼中，张爱玲小说改编成功的只有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半生缘》。陈子善在解释为什么改编不成功居多的时候说道：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改编者在对原作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演员的选择上也有问题，看着不像张爱玲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张爱玲的小说太过复杂，可以用不同的层面来阐释，如果变成形象的东西，阐释的可能性就缩小了，只停留在单一的层面上，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理解为世俗化显然是不全面的，这样解释虽然也不算错，但世俗化只是张爱玲小说的表面现象。
台湾作家朱天文撰文介绍改编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时，引用了张爱玲多次提到的“素朴的底子”：“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
在朱天文看来，这“素朴的底子”就是日常生活的痕迹。而对于更多的张爱玲作品的改编者来说，这“素朴的底子”就是张爱玲文字中的独特韵味，只有在屏幕和舞台上传达和再现了张爱玲作品中微妙幽深的气息，才有可能摆脱张爱玲作品阴影一般的沉重负担。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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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我们观摩什么
南方周末 2004…11…04 14：46：50
方舟评论
□郭光东
北京时间昨日12时，如火如荼的2004年美国大选投票终于落下帷幕。照理说，对中国人而言，除了瞧个热闹，大洋彼岸的大选结果，充其量只会引起对美外交政策的微调。不过，近日奔走在美国多个投票点的一哨中国人马，似乎正在刷新着这一旧有看法。
这一哨中国人马，是由33人组成的、中国至今规模最大的“美国选举观摩团”，观摩团的成员包括全国人大、民政系统的各级官员及多位专家学者。虽然有专家指称“无太多官方色彩”，但毕竟观摩团中的官员所在的机构，正是掌管人大代表、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选举的要害部门。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其时也，且不说两国人民还难得往来，单是我们审视地球对面的所谓大选的态度，就无非是完全否定。但二三十年过去，中国不仅自身稳步推进民主，而且如今有观摩团赴美考察选举。其间的沧桑巨变，怎不令人唏嘘？而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政治文明上的自信心态以及海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姿态的表征。
当然，观摩团不是也用不着去考察与国情并不吻合的“两党制”。他们，乃至身在中国、只是借助传媒观察美国大选的国人，需要考察的，应该是中美两种不同政体在选举方面有哪些共通之处，老美究竟通过怎样的程序和技术去选出各类公职官员，其中又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洋为中用”的。
平心而论，选举在中国只是一个晚近的“泊来品”。隋唐以来的所谓“选举”，主要为考状元、中举人的科举，它与近代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即以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投票选举大相径庭。而源出西方的选举制度演进至今，已更像一部精致的决策机器，甚至有人说，选举技术是政治学、法学领域最为复杂的学问，弄懂它，往往还需要计量统计学等领域的高深知识。传统资源的匮乏，加之国内目前对选举研究的严重不足，吸纳选举经验较为丰富的他国的若干选举技术，也就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优化选举制度的便利路径之一。
而美国今年的大选，不仅选总统，也选议员甚至学区委员等公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看点，可资中国各类选举借鉴。
据报道，这次在美考察的一位观摩团成员就认为，美国的候选人自我介绍和竞选的方式，值得我们参考。的确，在国内实践中，竞争性不足、选民或代表对候选人知之甚少甚至不知候选人长什么样的情形还普遍存在，这不仅影响他们投票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原则的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刚刚修订的选举法已经谨慎开放了竞选空间，增加了“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的内容，以回应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张贴海报、在公共场所演讲、上街“拜票”等竞选形式。
另据报道，观摩团的一名中国人大官员表示，他很注意美国人自发性的参与方式，选民参与投票出于自愿，“没有任何压力或物质引诱”。反观中国，目前高达80％以上甚至一些选区100％的参选率，尽管高出美国多多，但这是依靠行政动员、依托选举工作人员挨家挨户、逐人进行选民登记得来的。这种方式不仅颇费工夫，且已不适应当前人户分离、流动人口大幅攀升的现实，加之由此产生的委托投票、流动票箱投票，极易造成选举不公。如若借鉴美国的选民任意登记制，改登记选民为选民自愿登记，并改进选举动员方式，当可革除其中弊端。
除此之外，在美国的选举技术中，选区人口应尽可能相等的小选区制，选民在小隔间里秘密划票的投票方式，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电视辩论，选举各阶段跟进的民意调查，选票的设计及其核算，较为完善的选举监察和诉讼制度，等等，相信也都能给中国相应选举环节以有益的启示。
毫无疑问，美国的选举制度并非完美，许多地方亦为人所诟病。如金钱政治，据报道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花费就达50亿美元之巨，远非普通百姓所能问津；又如奇形怪状的选区的划分，出于党派利益，就出现了环形、夹心形或墨迹形的选区；等等。
或许观摩团在实地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优劣之处、可借鉴之处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但与西方国家汗牛充栋的选举法规和惯例相比，重建时间很短的我国选举制度还较为粗疏，选举法也只有区区53条。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把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落到实处的技术设计。而能否将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技术结合起来，无疑是衡量选举制度完备与否的关键。并且，着眼于具体技术，立足于微观环节，也应是逐步推进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可行之路。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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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
南方周末 2004…11…04 14：47：15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编者按：
富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行世50多年之后，无疑走到了制度变迁的一个关口，这庶几已成共识，从民众，到专家，再到最高决策层。
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个报告，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关注，信访制度下一步如何改革，已成为最高层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报为此推出这组报道，寄望于冷静展示现状，描述改革路径。
■数字：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动向：今年8月，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中央建立了信访“联席会议”制度。
■观点：“很多人听到撤销信访都吓一跳，其实我们并不是封口，老百姓可以提意见，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救济功能从信访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来自吉林长春的李玉芳（化名）背着塑料袋将街边的废纸弯腰拾起。在北京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都以拾荒维系生存。
70岁的李玉芳是一名上访者。站在北京大风飞扬的过街天桥上，刚一开口已是老泪纵横。她说，儿子是个会计因得罪领导被无故辞退，至今无业。“不能让儿子这样不明不白。”
她几乎每天都要到永定门西街甲一号的国务院、全国人大信访办走一趟，在拥挤污浊的空气里等待可能的答复。信访办让她回老家等，她不甘心。
每天下午4点从信访办出来，她会一点一点将沿途的垃圾捡起，然后穿过如织车流，到马路对面把它们卖了———这是她一天的饭钱。然后步行一个半小时，回到位于北京南站的“上访村”。这个北京永定门外的地方，因上访者众而得名。这里以每天3元的日租为上访者提供住宿。
和李玉芳一样，在北京有难以计数的上访者正在为各自的故事风餐露宿中企求解决之道。据官方统计，中国去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统计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
权威消息透露，在中国实行多年的信访制度，有望在近期得到调整。目前，官方正考虑着手修改1995年制定的《国务院信访条例》。而此前，由中国社科院提交的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引起了高层重视。报告认为，信访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千分之二的解决概率
中国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去年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很多保护政策，为什么农民仍在上访？上访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上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位在“三农”问题上建树颇多的学者，不仅在学术领域获得了尊敬，其成果也受到高层垂青。
2004年5月至10月，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主要资助有利于国家决策的研究项目。
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
“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调查。”于建嵘对本报记者说。在他身后是码放至半空的上访来信，蓝色特快专递的信封尤为醒目。
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于建嵘认为，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功能错位。“信访制度本质应该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它从确立之初历经了几次功能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信访。这时期的信访受政治运动影响，主要以揭发问题和要求落实政策为主。二是1979年至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信访。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信访规模史无前例，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从1982年至今，应星将其概括为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
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在1979至1982年间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价值。当时出现的“党员之家”实际就是一个信访机构。“当年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政治问题当然需要政治手段来解决，”于建嵘说，“今天的信访主要反映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法律问题只能由法律机构来解决，如果还在用政治方式，那一定是出了问题。”
调查分析认为，信访功能错位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的调查说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冤案请求，而是关系到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这样就势必导致了信访部门和信访群众的诉求错位。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家的司法权威遭到消解。虽然调查也显示，正是地方司法的权威遭到质疑才加剧了信访洪流。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判决败诉的占54。9％。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社会传统也成为促成信访的重要因素。问卷显示，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由此可见，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
一位来自东北的上访者坐在路边吃着饼干对记者说，这是他们第三次进京上访，为了要求赔偿他们在医院看病时因输血导致的致命感染。“我们也觉得上访没多大希望，但法院不立案怎么办。不过前两天听说解决了一批，我们就又来了。”
像撞大运一样，上访者们都希望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当听到有人因领导批示而解决了问题时，所有的人便又都充满了希望。“但我们调查发现，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于建嵘痛心地表达。
民意与压力的悖论
62岁的福建农民许永年来自厦门市海沧镇霞阳村，因土地强征问题他从村里逐级上访，最终于今年5月来到北京。“在北京四个多月，我走访了能找到的每一个中央级机关”。
几乎所有的上访者，都要经历这样的路径，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里，再从市里到省里，这些地方都解决不了，他们的最后一站就到了北京。
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
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2。4％。另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
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结果反而导致对中央权威的信任减弱。
11月1日，记者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办门前看到了沿街停靠的外地警车。这些警车分别来自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社科院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少数地方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