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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就越小，引发的问题会更多；如果上访规范越严，老百姓上访的成本越高，下情更难以上达，底层的问题会更多；如果新条例规范的对象实际只是老百姓，那后果更难设想。
通过对信访制度长期细致的调研，于建嵘向国务院法制办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套完整建议。
于建嵘建议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他认为，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用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其次，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另外，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于建嵘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法律层面的治理被于建嵘认为是中期步骤，即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显然，这一作法的目的是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的政治行动。
于建嵘坚持认为，信访制度的长期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于建嵘始终强调应该加强人大的职能，“把信访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信访登记体系和检索体系，不仅可以准确统计信访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克服目前信访公民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信任流失。”
于建嵘提出依靠“法治”和“人大监督”的终极解决方案，被很多人认为过于“天真”。质疑的声音认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当地的司法机关和人大机构苦告无门之后，才转而上访的，现在又把他们推回到这些机关面前，不是又回到矛盾的起点吗？
于建嵘并非不清楚，信访问题的背后是一个需要进行系统改造的体制难题。但他认为，“即使给信访放权，我相信千分之二的解决率不会提高多少。”强化信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而以此为契机，促进司法救济功能和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才是改革的正途。
争论还在继续，新条例可能即将通过。这个与中国政治体制、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访制度到底如何去从？也许不久就会有答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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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施政”渐露中国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5：09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官员从未像今天这样，各出奇招，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他们曾经表情严肃，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能在聚光灯下谈笑自若，滔滔不绝。他们曾经中规中矩，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主动表现，而且个性突出。
曾经，最大限度地与他人保持共性，是官员们普遍的行为准则；如今，避免言语乏味、让别人记住自己的独特形象，方显过人之处。
他们在公共形象和施政行为上的个性表现，再也难以“一言以蔽之”。
从言词、形象，到举措、思路——一部分官员，正慢慢地从过去的极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现个性，力图推动工作，取得成效。
□本报驻沪记者 徐楠
形象一新的官员们
有媒体将王岐山评论为“最受关注的中国新生代政治家之一”。他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广为流传：“应当允许官员们说错话。”
2003年5月的“危城”北京，王岐山到公园与晨练的老人们恳谈，他通过媒体对公众说：“大家说说，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在SARS最为紧急的时候，他“甚至希望办公室有一部直播电视，让老百姓天天看到”。
而薄熙来施政举措与其“高大俊朗”的外形、“文雅风趣”的谈吐、“从不拖泥带水”的办事作风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内容。在薄熙来身上，施政个性与公众形象联系得如此紧密，他曾得到这样一句评价：“因为薄熙来擅长与媒体沟通，很容易成为一个符号性人物。”
成都也很少像今天这样显露出个性。现任市委书记李春城，力主在公务活动中全面使用普通话；提议领导干部之间不以职务相称；他大力改造旧城，大张旗鼓地引来Intel公司，被媒体概括为“成都新梦想”；他主政期间，成都请来张艺谋的制作班底，开制作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先河，张艺谋用这样一句话收尾：“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李春城是一个喜欢和记者交往的官员。当地一位记者说，他有时会招呼记者们一起出去吃夜宵，自己不带任何随行人员。
“笑眯眯”的李宪生，是又一位以个人公众形象将视线引向主政地的封疆大吏。两会期间“武汉在哪里”的发问，分寸得当又独具特色，刷新了地方大员的表达方式。很快，针对“中部塌陷”的具体应对，“新武汉观”成为他施政观点的集成。2003年除夕，他特意与10名出租车司机共进晚餐。“平民市长”的出身、历史学博士学位、数十年武汉渊源，所有这些定位特征组合在一起，一个媒体的焦点就此诞生。
“花岗岩下面咋长得出大树？”
个性的崭露，此前在最高层已渐有体现。
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他头戴牛仔帽向美国人挥手致意。当时有美国报纸评论：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
1999年朱镕基访美。他给记者们讲故事：“洛杉矶市长夫人曾问我如何庆祝今年的50周年（国庆），我回答说，中国将展出中国制造的最现代化武器，而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听后马上建议说，你们最好在武器上标明‘中国制造’。”一席话令克林顿总统也捧腹大笑。
领导人的这些个性，融入了当今世界政坛的风尚。
“温良恭俭让”的低调姿态，在公开场合尽力回避个性色彩的谨慎作风，曾经让官员这个群体显得千人一面。这种政治作风不仅源于我国的干部任免机制，也带有一定的儒家政治传统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
剖析此中缘由，社科院学者党国英指出两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权力扩大，此其一；民间权力在扩张，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渐进，此其二。前者使得各级官员表现自我有了底气，后者则使得官员们需要赢得公众支持。党国英说：“越到基层这两个特点就越突出。”
今天的各显神通，是干部工作环境进一步宽松的结果。毛寿龙说：“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这是好的现象。”一位基层官员的说法更为形象：“花岗岩下面咋能长得出大树？”
在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一位下属说：“我们觉得书记是个明星，我们这些人就是追星的。”
“一把手”们从来不缺权力空间，却一度欠缺个性施政的真实表现。今天，这种场面正被一些“大胆”的官员慢慢突破。
于是，一边是铁面一边是“青天”的仇和可以被思辨；说一不二令下属胆战心惊的吕日周可以被接受；于是，李春城可以在“李拆城”和“成都新梦想”这两个名号之间，坚持自己的主政思路。
警惕“走偏”的个性表现
官员个性风格的显现，符合民主政治和公众需求。在如今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中国，这样的施政作风也有利于抛弃陈规旧习，寻求耳目一新而又上下满意的改革之路。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而言，对“政绩”的注重是极为自然的。不同的时期，“政绩”有着不同的主题。中国官员面临的诉求，经历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地方综合发展再到建设政治文明的一个循环式上升。
随着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这些主题，也就将对地方官员的诉求，提升到了一种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综合发展能力上来。它要求“一把手”们真正了解自己的主政地、兼顾各方面因素，以最后的发展实效为评价标准，从而推动各地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官员的个性表现受到赞赏时，一些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只为升迁的“做秀”需要警惕。
“经营城市”理念被肯定之后，跟着便是一拥而上的“宽马路、大广场”；在开放格局一步步确立的过程中，招商引资的指标被作为硬任务下达到各级部门、甚至学校。每一个时代，都有最核心的“关键词”悬在中国官员的头顶，决定着他们的施政要点。在江西省全南县，曾有一位环保局长因未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被撤职、降职使用。此举引起舆论界非议。它正是一个“走偏”个案。
而今，“建设政治文明”的中央精神和社会呼声叠合在一起，使得一些官员在争取“政绩表现”上出现了新动作。
除了广场、马路、大工程等“硬件”，他们越来越重视在“软件”方面表现出作为，这些“软件”包括安全限度内的政改，以及对部属官员的整肃。此类举措既赢得民心，也受上级关注，同时风险也较小。
有媒体报道，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推出了一些反腐创新之举。
今年春节，临汾市的许多干部都收到一条手机短信：“珍惜权力，远离腐败，拒绝诱惑，呵护职务，预防职务犯罪，维护公共权利……”临汾市反贪局分6次共发出100万条反腐短信。同样的“反腐举措”出现在其它一些省份。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条短信是：“口渴时觉得能喝下整个大海，这叫贪念……”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反腐扑克”。这套扑克的红桃K画面是这样的：一个男人躺在沙滩上，身上只盖了一条毛巾，而在他的头顶上，是个女人用裙子为他遮阳。意在影射“性贿赂”现象。52种职务犯罪的罪名、特点被配上漫画，印在扑克牌上。
此外还有反腐台历、电视述廉等。中央党校的谢春涛教授对于这些反腐新举措的出发点给予了肯定，但他对它们的效果表示质疑。
还有，孩子监督父母，妻子监督丈夫，越来越新奇的“招式”频频登台，各种追求“出位”表现的措施令人难以评说。
目前，个性化的政治举措在地县级涌现最多。不同级别的个性化表现所带来的风险有所区别。地县级以下，其自主决策范围有限，财政体制也几乎不允许有所突破；而到了地县级以上，“注意力官场”的规则便几乎不再适用。
不合时宜、违反规则的个性表现将适得其反。李兴民以安徽亳州市委书记的身份，居然在自己的主政地内搞了个阅兵式，他模仿中央首长的姿势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受检阅的人员高呼“首长好”、“首长辛苦了”。其后，李兴民因受贿罪被一审判处12年徒刑，他的这一阅兵举动亦成为笑谈。
社科院学者党国英指出：“部分基层官员的举措，有拍脑门的嫌疑，这是官员产生机制和官员素质决定的。”对于地方来说，怕的就是跟风而上、简单复制。
党国英以华北某县设立村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举动为例：“这种运行方式的成本是很高的。我们的有些官员，就记了个‘三权分立’，学人皮毛。事实上在美国基层的很多环节，也是议政合一的。”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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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看“个案监督”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38：14
从宪法看“个案监督”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有权对人民法院实行个案监督，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在学术界、立法界和司法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这些争议已经进入到正在进行的有关司法改革的方案设计中。
□刘山鹰
一、人大有没有进行个案监督的权力？
有的学者引用我国宪法第12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据此认为，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要实现司法独立并进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取消人大的个案监督。
笔者以为，宪法第126条的规定并不能说明人大无权对审判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笔者还以为，人大的个案监督在我国是有宪法依据的，在现在没有必要取消，在将来也没有必要取消。其实，如果我们对宪法第126条进行仔细体味，就会发现：
其一，“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句话是给人大个案监督留有余地的。如果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那么人民法院，就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果法律规定有例外，则需要另当别论。
其二，宪法第126条“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规定是列举式的。列举在内的，定然是“无权干涉”；没有列举在内的，则自然不能算数。没有列举在内的除了人大以外，还有检察院。我想，即便是最彻底的司法独立主张者，也不会认为中国的检察院无权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因为检察院在我国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126条没有把人大列举在内，其含义与没有把检察院列举在内的含义是相当的。
那么，法律有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例外呢？
宪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什么是“特定问题”？我不能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这里所说的“特定问题”，肯定不能完全排除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肯定应该包括“特定个案法律问题”。就像合肥市人大就“汪伦才案”组织特委会进行调查一样。至于法院审理具体案件是否构成“特定问题”，则以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必要”为准，而不取决于法院的态度。
因此，我国宪法是不排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个案监督的。
二、人大可不可以分享审判权？
有学者认为，审判权专属于法院，人大没有审判权，也不能分享审判权，而个案监督实际上是分享了审判权，是越权，所以应该取消。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审判权属于法院，并不表明一切有关审判的事务完全属于法院，而人大则无权过问。
如前所述，许多一般的原则往往都有例外。在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规定中，就暗含了人大可以行使审判权。根据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这个决议很有可能就是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案件的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讲，法院不得不遵守这个决议。因为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所以法院必须遵守这个决议；法院遵守了人大这个决议，就表明人大行使了审判权。
立法机构分享审判权，并不是中国特色。美国是典型的司法独立国家，但美国宪法规定：“对一切罪行的审判，除了弹劾案以外，均应由陪审团裁定。”弹劾案的对象包括“合众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所有文官”，“所有弹劾案，只有参议院有权审理。”也就是说，参议院分享了审判权。菲律宾的法律也规定，对于总统的弹劾案，由参议院审理。
人大有权行使审判权的另一个特例是特赦。特赦也是对于司法最终裁判原则的一个例外。我国宪法第67条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其中第17项权力即：“决定特赦”。所谓特赦，是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部分的执行，赦其刑，不赦其罪。另一种赦免是大赦。大赦是指国家对一定时期内某些种类或一般犯罪分子普遍赦免，既赦其罪，又赦其刑。被宣告大赦的人或者不再认为其犯罪，或者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没有规定大赦。
全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