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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外交”的风采。
12月中旬，令人愤慨的消息再次从东京传来，日本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放旅游签证。
于是，我们又重新在新闻中看到新任驻日大使王毅和日本政府交涉抗议。12月16日，王毅约见日本外务次官：“日方如一味制造难题，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他这次的表态分外严厉，一些日本媒体用了“语带威胁”来形容。
对于那些对中日友好持不懈热情的人们而言，出现这样的事情总是令人沮丧的。几个月来，中日两国的社会舆论都一致看好王毅，人们的美好愿望是，王毅大使风度翩翩的身影出现在和日本朝野的愉快交往中，而非交涉中。
这样的沮丧也并非首次。9月份刚上任，日本政府准备给李登辉签证的传闻出现时，王毅就做好了被召回国的准备。而10月18日，王毅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靖国神社问题已超出日本内政的范围，是一个涉及是非曲直和国际正义的严肃的外交问题。”话音未落，同一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议会答辩中说，“作为日本人，对战殁者致以应有的敬意，表示诚恳的感谢，决不是什么坏事。”而第二天，更有79名日本议员专程参拜了这个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地方。
在“政冷经热”、高层互访几乎中断的复杂形势下，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王毅大使必须用他的双手去触摸和改变的坚硬现实。
回到9月30日，中国大使馆在东京纪尾町一家饭店举行庆祝建国55周年晚宴。那一晚宾客如云，处处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在美酒与欢笑中穿梭的王毅大使，对自己面临的困难仍有清醒的估计。
王毅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不管是中方还是日方，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对您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发挥作用充满期待，您感到过压力吗？”
“我有压力，”周旋于宾客中的王毅说话时嗓子都沙哑了，“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改善中日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主动求解”的努力
2004年9月10日，新任驻日大使王毅在大批日本记者的包围中出现在东京成田机场。
在王毅上任的第二天，《朝日新闻》配发了王毅的大幅照片，其介绍甚至谈到了这位新任大使曾经在东北农村锻炼劳动时的艰苦生活。
上任伊始，灵活务实但又决不妥协的王毅，走马灯式地穿梭于日本政要和社会各界，用颇具个人风格的言谈和微笑获取各方好感。
9月26日，王毅应邀出席了日本对华友好的七团体的欢迎宴会，他试图从亚洲大家庭的立场上来凝聚中日关系———他呼吁“中日两国要为亚洲文明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并使重振亚洲成为中日新的共同战略利益”。
9月30日，王毅邀请了包括日本外相、内阁官房长官在内的18名内阁大臣中的9名大臣，5位前任日本首相，以及200多名参众两院议员。在中日关系出现历史性倒退关头举办如此规模和如此成功的外交盛会，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10月18日下午，东京内幸町的日本记者俱乐部门庭若市，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王毅用流利的日语努力拉近他与200多名日本记者的距离：“在我2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中，两次驻外工作的国家都是日本。”
在日本有个规矩，新入住者往往向左邻右舍打招呼，说些“请多加关照”之类的客气话。11月初，王毅给使馆周围的邻居们发出了举行恳亲会的请帖。11月5日晚上，邻居们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串门”。许多人细心打扮，穿上自己最昂贵的和服。恳亲会在使馆的小礼堂举行，并不算小的场地里挤了300多人，最后不得不在平时从不对外开放的草坪也摆上了桌子。邻居们一边享用厨师们精心制作的饺子、包子、麻团等中国点心，以及中国特色的菜肴，一边欣赏中国文化中心的演员们表演的顶碗、川剧变脸、马头琴等中华曲艺。———“远亲不如近邻。”轻松的话语里包含着王毅的良苦用心。
不久前，王毅到札幌市访问时，游说上田文雄市长“仿效横滨，建条中华街”。“在中国，滑雪和寿司也很受欢迎，”他说，“今后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札幌的。”
王毅谦和、有节制的“中国式”的笑容出现在东京的各个场合——对于日本人而言，“有节制”是中国人典型的美德。日本朝野都对这副中国面孔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王毅急速的行动说明他急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日本外务省官员评论说。
这句话显然有这样的言外之意：中日政治关系停滞的责任在于中国，而王毅则被视作中国伸向日本的橄榄枝。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日关系的吊诡之处。中日现实政治的争执和历史恩怨的纠缠，加上相互间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以及种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外交“明星”的升起
对于公众而言，对王毅的熟识源于自去年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但对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王毅在外交部早就十分闻名。
王毅出身与外交并无渊源，自1982年从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外交部亚洲司任科员开始，王毅成了外交部里升得最快的干部。19年的时间，他超越了许多先于他进外交部的65、66届毕业生，成为外交部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副部长。
外界一度有传说王毅是某位高层领导的女婿。事实上，他的岳父钱嘉东曾是前总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日内瓦大使，最多只是副部级干部。王毅被重用，显然还是靠他的勤奋和智慧。
朝核问题由来已久。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根据卫星照片怀疑朝鲜有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其进行检查，朝鲜则反称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朝鲜安全。朝鲜半岛的核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东亚政治形势和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
2003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中、朝、美、日、韩、俄六方会谈终于在北京举行，有着一张“英俊面孔”，看起来不太像正统政府官员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在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团团长，其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这个时候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度导演了六方代表集体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台风光的背后，是许多事无巨细、反反复复的工作，王毅以他的机敏和韧性，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危局。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第三轮会谈开始不久就遇到几乎“崩盘”的难题，美方几乎买好了机票要退出，以王毅为代表的中方，通过艰难的协商和说服，终于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会谈中，王毅一直显得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以带病之躯出席会议。5月份，王毅还躺在医院里，接受了一次摘除良性肿瘤的手术，随后还住院休养了约一个月。
朝核六方会谈下来，王毅已经拥有明星般的知名度。日本《新华侨报》发表评论说，王毅作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外交战线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新派”外交家
在外交部不少年轻人眼中，王毅和其他领导一样，有些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以琢磨他的内心——这符合一般人对中国官员的认知。但是了解王毅的人，都说他“非常聪明，头脑清醒，条理分明”。
这样的性格也许不全缘自官场习气浸润，而与王毅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时年龄已经有25岁，在同学中算是年龄较大的，因而一进校就担任班长。王毅的同学王小平回忆，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正，举止稳重，考虑问题深思熟虑，风格自是与众不同。
事实上，王毅更多的个性隐藏在随和但谨慎的外表下，其显露需要环境和时机。
当有关王毅的消息从东京传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亲和力、更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性格和情感的人，与此前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风格似有不同。
9月28日是中秋佳节，他选择与留日学子一起度过。晚会其乐融融的气氛中，他针对学生们的希望拍胸脯表示：“大使馆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多办实事、大办好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
就工作来说，与老派外交人士相比，王毅被称作“新派外交官”。即使是在主持六方会谈前，外交部老干部们对他就已经有这样的印象：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
这次出使日本前，王毅在外交部召集了许多研究不同领域的日本问题专家，诚恳地请他们介绍他们对日本内政、中日关系等问题的具体意见。他发言表示，要在临走前“带上满满的智慧”，去突破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种种困难。
“新派外交官”王毅出使，彰显中央的深厚期望——在历史和现实的泥沼里原地踏步甚至步步倒退的中日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梳理的时候。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出击，寻求中日邦交危局的解困之道，自是大国外交中的应有之义。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缓和相互对立的民族情绪，驾驭和改善持续倒退的中日关系，要的不是一般的经验和能力，是新思路、新策略，是纵横捭阖的大智慧、大谋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毅描述自己的心境：“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
（宋伟对此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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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郎咸平
2004…12…30 15：53：59 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驻京记者 夏英
■提名理由：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流弊，引发了围绕国企产权改革的激烈论战，“郎旋风”引发的争论话题也突破了这一现象本身，触及对改革取向的反思。
台上的郎咸平狷狂自负，不为人言所动，坚持己见；台下的郎咸平孤独疲累，生活单调，不知人生是喜剧还是悲剧。正是这个复杂的角色在2004年挑起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至今余波未了
仅仅1。5平方米的空间。周围都是人，坐在椅子上的和坐在窗台上的，站在过道里的和拿张报纸席地坐着的，挤得水泄不通，前胸贴后背，一齐望向讲台上的那1。5平方米。
12月10日晚7时到9时，郎咸平在中国人民大学4101梯形教室开讲座。拿年少糗事和狷狂自嘲，抛大大小小的问题考听众，在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的事例中来回穿梭，既担忧现实也期许未来，自信，热情，手势的幅度很大，懂得抖包袱，掌声和笑声不断，最后听众蜂拥而上，无数的本子、书突破保卫的界限，伸过去要求签名。
这是今年在无数讲台上出现过的郎教授。但讲台下的郎咸平却鲜为人知。
夜11时，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首席讲座教授郎咸平坐在记者面前。疲惫，双眼充满血丝，银灰色的漂亮领带被扯下扔在一边，叹气，“郎教授很累，很辛苦”———
这天早8时到晚6时给长江商学院的北京学员上课，然后是赶着北京城周五下班的交通高峰时段去城西北的人大开讲座，晚10时吃上晚饭。紧张的时间表天天类似。因为忙，几年前放弃了惟一的运动爱好——高尔夫球，“一打要一整天，太费时间”；也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去电影院麻烦”；最大休闲是坐在酒店床上看动物节目，也看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节目，“这方面的事例比较真，有趣”。
几乎没有朋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空中飞人，需要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轻轻叹气，48岁了，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积累还不够”。
承认自己争强好胜，人生信条是“追求卓越”，这既是喜剧也是悲剧，因为争强好胜要付出代价，太辛苦，透过镜片凝望记者：“你明白吗？很孤独。”这半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孤独。
并且，很难在工作和私生活中切换角色，私生活中的争强好胜，会带来很多不便和烦恼。在公众场合情商和智商很高，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在私下里，“发挥得不好”。
不愿跟公众说家庭生活情况，因为家人没必要在聚光灯下，愿意告诉大家自己身高1。685米，B型血，双子座，见记者不信，当场站起来和记者比身高。
郎咸平是台湾桃源人，少时学业欠佳，勉强考入台湾东海大学，之后奇迹般进入名校台大经济研究所，然后是当记者，服兵役，1983年得入美国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之后在世界银行供过职，也在美国担过几个教职，2000年前后，才活跃于大陆，因为对中国股市的抨击而有“郎监管”称号。
不过，他过去48年得到的灯光可能都没今年多。今年郎咸平发表了一次《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经济学家、网民、媒体都参与进来。
尽管批评的意见非常多，郎咸平自己却认为，“这是我48年人生获得的最大一次肯定。”
下面是记者在12月9日和10日两次对郎咸平的采访。对记者的这些问题，郎咸平的评价是，“太残酷，不是黑就是白，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截至2004年12月5日下午4时，您在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网上评选中获得投票数4142票，有17。82％的网民把票投给您，目前您获得的票数仅次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他目前获得28％的选票。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投票结果？
郎咸平：我想李金华和我本人在民众形象中都是敢言，敢批评，他还比我多一步，敢做，并且他以政府公职的身份，能够如此公正地去查案并且敢披露出来，很有勇气。他排在我前面，是实至名归，网民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当选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个人的成功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功，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偏向他这样的人，而不是偏向哪个有钱人、偏向影视歌星，说明我们的社会一点都不肤浅。当然我自己不好讲我自己，我所以能受网民的支持，也是一样，也是在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我敢讲，根据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对些产权流失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一些企业想告我，比如格林柯尔之类，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的思维很简单，就是要保护国有财产，保护中小股民。
看目前的这个榜单，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公正。这个社会需要揭露腐败。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您在2004年8月9日，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引发了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至今仍余波未了。一直有批评说，“学者不能去迎合大众的心理情绪”，您接受这种批评吗？
郎咸平：我本人做这件事的目的，绝不是像某些专家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为了媒体追捧，或者是为了讨好谁来做的。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政府会有什么反应，更不知道这些被我批评的利益团体会有什么反应，我是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把研究结果公布给社会大众。我的贡献其实很小，我只做了这么点事，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相信李金华做这么多事、揭露这么多腐败的案子也不是为了媒体来吹捧他。这是一个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学者对国家的信托责任，这是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做，所以我们显得很特别，实际上一点都不特别。
假如社会多几个这样的人，你不觉得社会会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吗？你不觉得社会会更公正吗？这个社会的腐败能够受到更多的监督吗？
记者：我们发现，不但是网民和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对你的评价有很大差别，而且媒体和媒体之间做的年度人物榜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在一些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中第一轮您就被淘汰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失望吗？
郎咸平：有很多记者愤愤不平打电话给我，要我对落选发表看法，我不发表谈话。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只是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是以全民利益为主体，为了这个目标你肯定得罪很多利益团体，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