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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余武“满怀为人民谋利的热情”，却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其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问题，在嘉禾事件中再一次引起了高度关注，更加显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有学者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也反映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避免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之类问题的出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事实上，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新世纪以来高层思考的问题。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新老中央领导层实现了平稳过渡的同时，“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被正式写入党章总纲，同时党章还专门增加了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内容。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议程中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一项，被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称为“述职”。
党内民主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十六大报告提出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随后，各地开始新一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走在前面，当时他们还进行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在党代会内还设立了监督委员会，用以监督常委和全委委员。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共产党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颁布。同时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直辖”。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高层把党的建设放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使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有了更宽广的世界眼光。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几年来，中央党校、中联部关于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研究成果颇多，相关的书籍成批出版，“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执政有个性，更有共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同时，也不能不学习和借鉴外国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他政党活动共同遵循的规律，也就是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9月16日开幕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会议主题，引起了人们的颇多期待。
王长江指出，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操作的层面，“等于把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可以预料，执政能力建设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巨大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空间，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制度。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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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国家反恐的困境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28
□倪乐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
别斯兰惨案再次证明，现在已经进入了国家与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全面对抗的时代。从“9·11”、印尼巴厘岛爆炸、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至今，发生在伊拉克和俄罗斯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恐怖袭击，让人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国家暴力的有限。
车臣和伊拉克有某种相似。这两场战争中的对抗双方都是先从常规战争开始的。俄罗斯曾两度对车臣用兵，直到1999年调动10万大军才艰难获胜。然而，当车臣分裂势力以恐怖主义袭击替代常规战争，以民用目标替代军事目标之后，曾经让俄罗斯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常规战争到恐怖主义战争，双方主客之势彻底转换。这同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尽管细究起来两者从起源、性质等方面看有很大的不同。
恐怖主义在21世纪初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人们不得不思考国家与恐怖主义这场全球对抗的一连串核心问题：如果恐怖主义拒绝妥协，国家能否战而胜之？如果国家采取不妥协的强硬立场，能否消除恐怖主义？无辜的平民能够承担多大的牺牲？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限度在哪儿？国家选择妥协造成的人民利益损失与国家不妥协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该如何评估、如何取舍？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是反恐无法回避的。
国家暴力的“阿喀琉斯之踵”
考察每一次恐怖主义事件，都会发现背后往往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我们当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如果撇开道义和法律的谴责，恐怖主义就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只不过这种暴力的使用在对象、范围、手段上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得特别残忍。就其产生而言，恐怖主义往往发生在极弱与极强、力量特别悬殊的对抗状态中，并从极弱的一端产生，成为其反制强者的手段。
可以这样说，恐怖主义的暴力方式的产生，缘于恐怖主义对其与对手实力对比悬殊的判断，及由此而来的对暴力的迷信。因此，希望只依靠暴力来铲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最终只会加速暴力的循环。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习惯于简单地比较国家与恐怖主义的力量，以为同国家的暴力机器相比，恐怖主义那点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然而从战略战术上考量，恐怖主义使用的是游击战术，具有隐蔽、突然、飘忽不定的特点。它可以在暗处轻易发动任何性质的袭击，而处在明处的政府除了挨打就是包扎伤口，反制能力极其有限。
庞大的暴力机器，可以说是国家不愿对恐怖主义妥协的后盾。然而，我们看到，美国的坦克大炮、巡航导弹、航空母舰甚至核武器在恐怖主义面前却真的成了“纸老虎”，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恐怖主义将国家暴力机器的效能几乎降低为零。在两者的对抗中，恐怖主义往往能抢得先机。这正是美国不怕同任何国家开战，却对国际恐怖主义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所在。
理论上，恐怖主义同样适用暴力对抗的一般规律。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暴力对抗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则必然趋向极端。由于现实世界诸多因素的制约，现实中的暴力也就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如常规战和国家间战争就是有限暴力的表现形式。但是，恰恰是21世纪的恐怖主义，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走向无限极端的特征。国家暴力同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说到底是有限暴力同无限暴力的对抗，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
也就是说，国家暴力与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似乎有一种“攥紧拳头打蚊子”，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因此，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就不能不令人冷静思考。恐怖主义本身具有不妥协性，如果国家坚决不妥协，两者之间的对抗就将走向极端，最终承受重大损失的是国家和人民。事实上，在以往此类事件的处理中，国家在有些情况下也经常会作出必要让步。
但这样一来，又带出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和威信问题。因为即使是必要的妥协，也意味着在国家、政府、公众受损的利益之外，还不得不搭上国家、政府的尊严和威信，甚至还有鼓励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副作用。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各种利益得失的计算与权衡。也许，有人会援引“以人为本”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具体问题上也可能会被弄得似是而非、难以判断。例如在解救人质时，在先答应劫持者的条件救出人质，与考虑到长远的更多人的利益而决不妥协冒人质被害的风险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一个更体现政府“以人为本”呢？
今天，国家同恐怖主义僵持的局面，正是因此形成的。
国家与恐怖主义：另类的“双螺旋”
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家在短期内很难根除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更无法消灭国家，但恐怖主义却可以把一个国家搞得焦头烂额，这当然是每一个国家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恰恰是恐怖主义对国家的另一个优势。在当下正在进行的这场全球反恐战争中，大多数国家认为自己掌握着足够的优势，而恐怖主义势力也同样认为自己占有优势，那么到底谁处于真正的优势呢？那就只有通过对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分析来说明。
北奥塞梯人质事件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它对人们心理上的震撼可以说仅次于三年前发生在美国的“9·11”。纽约世贸大厦的轰然塌陷，开创了恐怖主义大规模袭击平民的先例，而北奥塞梯劫持学校事件则开创了向社会最弱势群体——少年儿童大开杀戒的先例，它对世界平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洞悉人类社会的所有缺陷，而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弱点却知之不详。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袭击，除了表示震惊、同情、愤怒和谴责之外，又多少感到无奈，因为人们似乎无力制止这一日益恶化的趋势。今天，大多数国家对恐怖主义都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但现在这一立场却引出了两个疑问：拒绝任何妥协能否消除恐怖主义？如何才能有效地铲除国际恐怖主义？
对于恐怖主义，全世界的道德共识可谓达到空前的一致。但恐怖主义却依然我行我素，别斯兰事件的惨烈程度更属罕见，这种不同寻常的烈度也许只有仇恨和机会才可以解释。如果追溯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车臣是前苏联境内境遇最惨的。19世纪，沙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方于1895年把车臣并入帝国版图。二战期间，苏联以车臣人同德国合作为由，把许多车臣人强行迁出家园，当时有38。7万多车臣人被驱逐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车臣在被征服、统治、迫害中死去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中国有句古话：“积善之家荫及后人，积不善之家殃及子孙”，今天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依稀透着历史规律的残酷。
然而，在弄清了车臣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恩怨后，人们对北奥塞梯人质事件中的罹难者产生了加倍的同情，他们的牺牲不仅带有现实矛盾的烙印，而且也往往渗透着历史的陈迹。在传统的战争中，间接带来的生灵涂炭一直受到正义的谴责，在恐怖主义暴力同国家暴力的对抗中，直接的生灵涂炭，包括妇女儿童生命损害似乎更应遭到正义的谴责。恐怖主义应该受到谴责，同样应警惕某些国家以反恐为名，行恐怖之实，比如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径。
怎样结束恐怖主义袭击，进而结束对平民的不公平现象？其实谁都知道，但谁都不愿说，因为菲律宾等国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从伊拉克撤军之举，在世人面前显得灰溜溜不太光彩。或许美国等西方大国迟早要同国际恐怖主义作必要的妥协。因为道理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壮汉如果始终处于一直被偷袭而又找不到偷袭者的状态，他当然不会容忍这种糟糕的状态长期延续，他也当然不会选择投降，因为他毕竟是条壮汉。但如果他决不妥协，那么除非他能消灭偷袭者，不然他就永远处于不胜其扰、担惊受怕的状态，倒霉的是自己。
目前，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暴力同国家暴力的对抗，已经成为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主题，人们又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麻烦，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力量的有限性，以及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范围。
如何结束日益泛滥、威胁21世纪世界安全的恐怖主义运动？恐怕“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实恐怖主义的发生过程已把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暗示给人们了，既然恐怖主义是迷信暴力和不惜将暴力发挥到极致的产物，那么人类社会，包括国家就应该有更高的智慧来从根源上消解恐怖主义，即是说，在积极防范的同时，以包括政治方式在内的综合性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停留在国家暴力的层面上。
然而，在反恐中，美国却口口声声要用“先发制人”来解决恐怖主义，这种认知有一个常识性错误，好像恐怖主义是“后发制人”引起的？美国自“9·11事件”以来取“先发制人”姿态，结果引出伊拉克全境和世界各地更大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不仅表明“先发制人”已经彻底失败，而且“先发制人”与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盘点一下美国在三年世界乱局中的收获，它在传统战略方面将势力打入中亚和东欧，获得了一旦发生战争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夹击的前进基地，沉重打击了欧元，严密控制住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拔除了美国世界战略中的眼中钉萨达姆政权，乱中取利、混水摸鱼干得不可谓不漂亮。人们在反恐的同时，是否还需防范某些大国，假借国际反恐形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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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舆论为何对伊战伤亡“集体失语”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28
□余永胜（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至9月7日，美军在伊拉克的阵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受伤者更是高达6916人，大大突破了近年来美国对外战争的记录。对于这一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称为“悲惨里程碑”的事件，令人称奇的是，一向珍视生命价值的美国公众这次却表现出“惊人”的承受力。
1993年，仅仅因为美军在索马里阵亡了18名突击队员，特别是当一名美军士兵暴尸街头的画面被电视播放后，美国舆论就一片哗然，迫使美军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从索马里撤军。
科索沃战争中，3名美军士兵被俘后，也是美国国内的反战舆论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从战场转移到解救战俘的外交斡旋中，直至其被全部释放。
相对于这两次人员损失，1000人的阵亡规模可谓“天文数字”。那么，美国舆论为何保持缄默了呢？这还得归功于美国政府对战争定性的“准确”以及宣传工作“到位”。
去年10月，布什针对美军在伊拉克伤亡数字激增时曾这样说：“如果他们（美军）不在伊拉克作战，就将在自己的国家作战。”布什的意思是，尽管从时间上看伊战是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但从逻辑上说却是美国受到了来自伊拉克的安全威胁后才动手的“自卫”战争。民众显然认可了布什的这一说法。伊战开始前，尽管全世界的反战示威声势浩大，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法德都坚决反对在和平方式尚未用尽的情况下对伊动武，却有高达80％的美国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这是公众认同政府立场的最有力证明。
这样就不难理解舆论为何至今还能保持平静了。或许，在大部分公众看来，伊拉克战争与索马里维和及科索沃战争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纯粹的人道主义干预，受益的是别国人民，美国只是替天行道而已。既是为了别人的“福祉”，道义上支持一下还可以，至于流血牺牲，那就犯不着了。而伊拉克战争则完全不同：它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自卫”战争，既是“保家卫国”，付出一定的代价当然在所难免。
事实上，伊战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美军至今也没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调查报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与“9·11”事件有牵连。在上述证明伊战合理性的理由无疾而终后，普通美国人似乎并没有转变对战争性质的看法。这次舆论对伤亡数字的平静接受，就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伊拉克战争的发展表明，能够让美国人流血牺牲的只有他们自身的利益。尽管这个利益在不同的群体看来各不相同：政治家的说法是全球战略或者霸权，企业大亨也许更看重石油，老百姓关注的则是“安全隐患”……不过，无论如何，硕果仅存的，布什所谓“解放伊拉克人民”的伊战目的，现在实在有那么一点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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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激辩“国资流失”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23
郎咸平“炮轰”是否妥当法律该如何保护国资
法学专家激辩“国资流失”
□罗培新 整理
编者按：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接连向包括海尔、TCL、格林柯尔等国内知名企业发难，指责其在“国退民进”的企业改制中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并称企业家“就在想怎样圈国家的钱”，因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