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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几年是一场噩梦，最能体现出“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沉积的荒谬和愚蠢的行为的地方，就是弥漫着恶臭、老鼠横行的莫斯科蔬菜水果仓库。总共有23个大仓库，像纪念碑一样，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农民的不信任已经达到误入歧途的境地。苏联的大部分历史就是一场农村反抗喂养城市的斗争史，尽管斯大林时代后期，大量暴力行为结束了，但中央计划经济这台巨大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行，农民的劳动果实一年又一年地被征缴上来，运到城市贮存在仓库中，直到被分配出去。足够莫斯科居民一年食用的蔬菜、水果从农民
手中收购来后就被存储到那些大仓库中，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政府对农民的彻底怀疑。
改革刚推行的那些日子，也就是80年代中期，蔬菜水果仓库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大怪物。副食品必须经过采购、分类、堆放、包装、贮存几个环节，有些东西一放就是几个月。仓库能存放150万吨水果和蔬菜，足够供应1000万人口的城市，满足那些遭受经济匮乏和明显曲解中央计划经济的人们的需求。尤里？卢日科夫，这个有工作经验的工业部门领导，在回忆第一次视察仓库时说：“那里到处都是垃圾、霉变的食品、老鼠、苍蝇、蟑螂，臭气熏天，简直脏到极点，条件太恶劣，根本就是不存放蔬菜水果的地方。”
即使是新的仓库，也被工人拆卸、毁掉，卢日科夫视察后得出结论：“工作疏忽到这种程度，怎能解释为仅仅是由于愚蠢的想法导致的，职工们对故意毁坏一切东西的行为着了魔，就像在敌人攻击下准备撤退的军队，任何完好的东西也不能留下。”
实际上，毁坏行为从很远的农庄就开始了。12万为莫斯科服务的蔬菜、水果种植户，由于没有任何鼓励政策，早就不再关心他们种植和产品的质量。他们不情愿地把他们的蔬菜、水果送到集中地，蔬菜、水果随后被简单地贴上“莫斯科”标签，然后拉走。大部分蔬菜、水果在运送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变质了。西红柿、马铃薯都被虫蛀了。“仓库成了堆放腐烂东西而不存放食品的碉堡。”卢日科夫回忆道。正在腐烂变质的蔬菜被送到国有副食店，人们只能咒骂黑色胡萝卜、腐烂的绿色蔬菜和发霉的马铃薯。当副食店的售货员出售那些腐烂的东西时，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不愿意吃，就别吃！”
可是，蔬菜水果仓库是集体劳动的巨大成果。据称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没有人那么做。人们在仓库工作，就像在军队训练营里训练一样，每天两万莫斯科人被分配干重复分类、重复包装、重复储存变质腐败蔬菜水果的工作。尽管工作在令人厌恶、充满垃圾和老鼠的环境里，他们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成千上万名被强迫到这里工作的人，很容易地偷窃一切可以偷到的东西。
“腐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的各种机构中，党内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开展调查。”卢日科夫说。因为警察们都忙于做买卖，会计和审计人员只会简单地将丢失的东西从账上勾销，党政官员只把如此混乱的局面当作他们的另一次偷窃机会。他们偷的是国家最好的东西。
偷窃活动如此普遍，以至于不能把它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卢日科夫视察后说：“这种行为使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幸免。这是“发达社会主义”最薄弱的软肋，也是最致命的。每个人都认为偷窃理所当然，回家的时候包里装着偷来的东西不再被认为是错误的。
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边疆地区的党委书记鲍里斯？叶利钦委任为莫斯科新市长。很快叶利钦以不寻常的做法在整个城市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他与中产阶级站在一条线上，搭乘电车，不事先通知就到工厂和商店视察，他的行动仿佛在停滞衰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水里投下一粒石子。首都商店里的食品短缺是叶利钦特别关心的事情，听说在一家肉店出售极其罕见的小牛肉，他立刻排到买牛肉的队伍中。他为了买一公斤小牛肉等了很久，但被告知已经卖完了。叶利钦暗中跟在售货员身后，通过一个小窗户，像侦探一样侦察到后面的小库房——在那里挂着为特殊客户准备的大块牛肉。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2）
叶利钦公开谴责了这样的分配制度，由于普通百姓无权进入党内高级领导人购买优质商品的特供商店，此举触动了共产党的神经，叶利钦一下成了莫斯科的政治风云人物。但是花言巧语不能修复衰败的食品分配系统。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被委派整顿蔬菜水果仓库的工作，但他们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1987年夏天，莫斯科的食品供应情况更加糟糕，水果蔬菜仓库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时，叶利钦想起了身材矮壮、作风强硬的工业部门领导卢日科夫，他一直在市政府上层管理部门工作，时任莫斯科市政府执委会副主席，负责处理首都日常事物，他也是给第一批合作企业颁发执照的市政官员。
以前派去整顿蔬菜水果仓库的领导们都被该工作弄得神经几乎崩溃。叶利钦把卢日科夫请来，这个在工业部门历练多年的化学工程师不想接管这么棘手的工作，他后来回忆道，“那里毫无胜算的把握。”可他一看到叶利钦，又心软了。“他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卢日科夫提到叶利钦时，“他看上去疲惫，沮丧。”叶利钦告诉卢日科夫，那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然后他又补充，“我请求您接受这项工作。”
卢日科夫深知，这项重任也许就会断送他的事业，但他还是承担下来。从此卢日科夫独自开始一次非凡、不平静的远航，驶向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外的领域。
当19岁的卢日科夫还是莫斯科工程学院的学生时，他被分配到西伯利亚的临时学生工作队，帮助农民收割。那是1955年10月，白天他们收集、晒草的时候，天气通常是暖和的，但夜晚却出乎意料的寒冷，温度通常下降到零下几度。学生们都陷入困境，部分学生还没来得及被安排回学校。有几个晚上，他们打着寒战睡在干草堆里，很多学生都病倒了。
接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莫斯科来的政治局委员在这里露面了。他是来指挥收割的，他敷衍地发表了一通讲话，对学生没有足够食品、药品、水的抱怨以及要求回家的要求，他根本就不予理睬。
突然，卢日科夫从学生堆里冲向那个政治局委员。在别人阻止他之前，年轻气盛的卢日科夫一拳打在委员的肩膀上。“要是没人阻止你，你的长篇大论还会没完没了，但你也该停止了！”卢日科夫说完，转身就跑了。
曾是工作队的领队，卢日科夫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回忆道，“卢日科夫肯定击中了他的肩膀，那个政治局委员仿佛被刀子刺中般地大声叫着。”
无比尴尬、恼羞成怒的政治局委员查问谁是工作队的领队。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从队伍中走出来。政治局委员做手势示意他坐上自己的汽车。在预示暴风雨的黑沉沉的云团下，政治局委员的汽车在俄罗斯荒凉的旷野上跑了20分钟，很快暴雨夹着冰雹重重地敲打在车身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一点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突然，政治局委员让他下车，让仅穿着衬衣的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在暴风雨中步行回去并“结果那个家伙”。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没有问如何“结果”他的朋友卢日科夫。他吃力地长途跋涉，穿过旷野，刚回到帐篷里，为了不至于冻死，他立刻喝下一瓶伏特加酒。很快政治局委员又找到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他问我怎么惩治那个家伙。我说，‘我结果了他！’”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
也许就是那天，倔强好斗的卢日科夫就注定将成为新俄罗斯的领导者。卢日科夫生于1936年9月21日，整个童年都伴随着贫穷和困苦，他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锅炉工。一家人住在莫斯科，在帕维利斯基火车站附近的一栋木板房的一楼。他们家三个男孩、父母还有奶奶挤在一间四面透风、没有暖气和自来水的房间里。三个儿子轮流穿父亲以前打仗时带回来的外套。卢日科夫的童年回忆围绕着二战以及随后那些年持续不断的饥荒。“我没法描述那种情况，”卢日科夫说，“我们总是想吃……但可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任何可吃的我们都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我们周围的小伙伴都因浮肿和饥饿而死。”一次，男孩们太饿了，以至于吃了他们沿着铁轨找到的、有咸味的“白黏土”，结果都生了重病。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3）
卢日科夫最生动的回忆是围绕着他青年时代的活动中心——社团，那是个与外面隔绝的小世界，“一些自发组织的与政府和国家持不同意见的小圈子”，在建筑物中央的空地上，年轻人聚在一起，制定了圈内的规章、道德和伦理标准。“莫斯科有知识分子社团，有爱运动的人组织的社团，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社团。”他回忆道，“我们是不良少年社团，意思就是我们总是带着特殊的、冒险的心情——总是和一些人卷入一场打斗，在打架中比试某种胆量，显示自己。”卢日科夫说他母亲忙于工作——开始干两份工作，以后干三份工作，所以
她给了孩子们“不受任何限制，偷偷地沉溺于玩危险游戏的自由”。
卢日科夫是“具有冒险、不计后果行为社团”中的左派。他们经常拆卸在火车车厢附近发现的、二战时留下的炮弹外壳。他们把火药倒出来，在里面埋上导火线，点燃的火药就像鞭炮一样爆炸了。一次，卢日科夫想了个主意：为什么不连炮弹壳一起引爆？他点燃导火线就跑了。紧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附近居民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了，警察们赶到现场，但社团的人都严守规章，没有人出卖他，“这个社团对当局来讲，寂静得就像座坟墓”。
以后，卢日科夫进入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学院，该学院是第一个为苏联工业快速发展建立的训练基地。在那有高高天花板的大厅和学院实验室里，古布金的学生跟随一百多名教授学习机械工程学、石油天然气地理学、采矿和精炼技术，教师中还有两位是科学院院士。尽管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必修课，但全部课程的侧重点还是技术训练。总的来说，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培养专家，每个学生都在五年内接受了非常特殊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以便在他们毕业后适应工业领域的那些特定岗位。
卢日科夫1958年毕业。他希望进入石油公司工作，但被分配到塑料行业。他强烈抗议过，但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卢日科夫在化工厂干得挺好，1974年他就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自动化技术试验设计局局长，以后又成为石油化工自动化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那个公司拥有3万名职工，以生产化工厂专门设备而著称。它是工业部中最大的独立企业，由分开的科学研究部门和工厂两部分组成。作为一个工业公司总经理，卢日科夫尝试地迈出了偏离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次痛苦的启程，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
1980年，卢日科夫提出一个有些不太正统的计划，他打算在占企业一半的科学研究部门试行一个非常初步的“自筹经费”方案。“自筹经费”就是早期中央计划经济尝试改革的一个口号，这个词经常伴随着那些渐渐独立的工厂领导们。它的大概意思就是允许工厂保留他们的收益。卢日科夫建议把化学公司的研究成果当作商品出售，当科研成果转变成商品时，他们可以销售它们并保留赢利。卢日科夫的建议被提交到工业部高层决策部门——工业执行管理委员会，该部门由一群资深的工业高级领导组成，他们围坐在马蹄形桌边，150名低一级的工业经理们做听众。卢日科夫站在讲台上，概括地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的提议立刻戏剧性地被一个党代表否决了，他宣称卢日科夫的计划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箴言。党代表打开马克思著作中的一卷大声朗读起来：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卢日科夫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个计划就这样被否决了。卢日科夫的领导们不想和党对抗。如何适度地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成了棘手的问题。卢日科夫的想法被掩埋和遗忘，但这次提议却为他贴上敢于试验的标签。
在改革初期，卢日科夫已经五十多岁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将成为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他这个岁数已经位居党的高层职位。卢日科夫于1968年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的是工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大型工业公司经理被指派主持城市工作是常见的事情。1975年，卢日科夫选择在地方市政府里工作，两年后他成了人云亦云的莫斯科市政府官员中的一员。管理机构变大了，莫斯科市政府庞大臃肿的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门面，市政府官员很少单独做决定。卢日科夫还接受了一项兼职——做消费者服务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变化的种子才能根植在戈尔巴乔夫早期改革的土壤里。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4）
1986年，卢日科夫辞去工业部门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城市管理工作中。叶利钦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调来，对卢日科夫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他的新任务包括审批莫斯科市处于萌芽状态的合作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陈腐的中间分子对合作企业持怀疑态度，他们把合作企业家当作奸商、投机者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敌人。当卢日科夫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为合作企业发执照
的委员会时，合作企业的实验就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一项使命，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卢日科夫告诉我。没有人知道它能否从几十年压制个人积极性的旧体制下，从死守不放的权力下幸存。
一个与卢日科夫不同的合作企业倡导者是亚历山大？帕宁，他常用那种官僚所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适度的腔调讲话，帕宁在研究所里是那一群没完没了地喝茶、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专家中的一员，据说他们都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的管理技术。帕宁曾仔细研读了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他断定最重要的是要解放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给在莫斯科的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地反对党的几十年的方针。他被召到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们倾听了他的建议。帕宁告诉我，当时他必须，也不得不给他的关于个人创造性的想法加上许多华丽的修饰，以便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抵触。但那些委员告诉帕宁，他们不能帮他实现这个想法，但他可以继续开展研究并和共青团组织联系一下，看来党中央对自由思考这件事情有了一些回旋余地。帕宁对中央委员们的反映吃惊之余，继续进行不懈地努力。随后他建议进行激发个人创造性的有节制实验——允许人们创办自己的合作企业，就是搞烘焙馅饼那样的小生意。最后，当局同意让他尝试，因此帕宁成了卢日科夫领导的合作企业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管理第一批“资本主义馅饼的烘焙”工作。
卢日科夫与帕宁在莫斯科市中心市政府大楼六楼一个像舞厅一样大的房间开始主持合作企业工作。大厅里简单地摆放了一些从旁边屋里搬来的可折叠桌子。工作人员白天在那里办公，通常晚上7点钟，卢日科夫走进大厅，他经常和那些企业家一起开会，直到深夜。
新商人们带着自己的计划、文件、问题挤满了大厅，他们那些实际问题，包括如何从国家计划经济中得到原材料，如何为他们新企业弄到房子和车库，等等。“他们中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披肩散发，有的长相我从来没见过。”卢日科夫以后回忆那些他印象中的新商人时说，“但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独立性强、令人感兴趣的人。其中有人想利用被丢弃的垃圾生产有用的产品，还有人发现人们对居住空间的需求，而国有建筑者们根本就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中有的人很聪明、有的擅长发明、有的有创造力——在大厅里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