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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约在谁家的厨房见面，或是在丘拜斯居住的集体公寓的一间黑暗宿舍里碰头。就在截稿日期前的最后一晚，格拉兹科夫还无法将他们的想法落在纸上。“我们一直坐到天亮，早上，格拉兹科夫才赶写了一篇论文。”丘拜斯回忆。论文中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声称寻找可以使社会主义工业进步的神奇的“指导方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有为工业产量、劳动力、产品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数以百计的人为的“指导方针”，怎么能指导数以百万的各级领导指挥下的庞大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呢？只有唯一强大的经济杠杆可以考虑所有那些复杂的决定，即：价格由自由市场决定。但在1980年，谈论自由价格会带来麻烦。丘拜斯和他的朋友偶然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重要的认识，至少对他们来讲是非同寻常的，这三个人将如何面对呢？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1）
当苏联为拯救自己做最后的努力时，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未成年。苏联领导阶层甘冒风险，也要找到一条走出经济停滞的出路。它们允许适度地进行资本主义尝试。试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释放出巨大的、意想不到的驱动变革的能量。
试验先在青年人的组织——共青团展开。霍多尔科多夫斯基是他所在的大学的共青团副书记。实行改革的那几年，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新的机遇层出不穷，霍多尔科夫斯
基迅速采取行动。他坚定不移、不知疲倦地拓展自己的关系网，他拥有惊人、老练的洞察苏维埃制度漏洞和裂缝的能力。难道这个身材高大、黑发、留胡子、嗓音柔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后还有其他的力量支撑？我从朋友们和同事那儿听说的事实暗示出，不止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曾拍着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肩膀说，“你将是我们试验性的资本家，孩子。”更明确地说，他有许多高层的庇护者，包括克格勃在内。他们抬举他，霍多尔科夫斯基也不负众望——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在改革开始阶段，所有冒险和投机的成功，都有高层官员的扶持或者与高层人士有密切的联系。”霍多尔科多夫斯基在1991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成功不是靠钱，是靠你有没有后台。那时，你必须得到政治保护。”霍多尔科夫斯基比那些职业党政人员更有雄心和更加无情，他也比那些帮助他、有实权的克格勃领导们更精明。他们可没想让他在新世界中走那么远。
在新企业家辈出的时代，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第一个具有巨大权力的人物，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金融家。如果苏联发生重大变革，他就不可能成功。最初和最重要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令人痛苦的制度缺陷导致年轻人的觉醒。这样就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巨变，即共产党决定让年轻人尝试搞资本主义。霍多尔科夫斯基抓住了这个机会。
理想破灭的年轻一代被才华横溢的“时光机器”——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摇滚乐队抓住了。在摇滚音乐会上，他们的一首流行歌曲获得满堂喝彩，歌中唱的是，一艘船被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驾驶着，它在风暴中迷失了方向。这首歌曲很明显的暗示意义。最后，船在风暴中损坏，船长消失了，旅客们把船驶向了新大陆。这首歌曲最后唱到，“我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幸存下来，船长却已被人们遗忘。”
歌词强有力地暗喻了影响深远的犬儒主义，描述了年轻人对苏联领导的鄙视心里，对党、对所有的官方令人厌烦的宣传机构的矛盾心情。他们渴望得到包括牛仔服在内的日用消费品，这是现行体制无法提供的，他们听摇滚音乐表示反叛，因为摇滚乐是苏联政府禁止的。很多年轻人有自己的转录的、质量不高的磁带，那成了他们珍贵的财产。
年轻人的反叛行动是缓慢的，但它是推动变革的强大洪流。在早几年前，经常以嘲讽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摇滚歌词反映出对这个体制的消极对抗。在80年代早期，阿列克谢？尤沙克是列宁格勒“飞行乐队”的经理，他以后成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叙述了“苏维埃最后的一代”，即那些生于60—70年代的人，他们带着嘲讽的态度适应苏联时代的公共生活必需品——就是私下里遭到年轻人的强烈抵触的空洞的许诺。他们哼唱着像“时光机器”那样的摇滚乐队的歌曲，那是从70年代开始流行的浪漫的、抒情的音乐。飞行乐队是最后一个带有尖刻讽刺和滑稽意义的苏维埃乐队。尤沙克告诉我，他的乐队歌词通常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融会了党的各种口号，对年轻的听众来说，听上去既热闹又有趣。他举了个例子，飞行乐队翻唱了斯大林时代一首最有名的歌曲，“振作起来，歌唱吧！”但是掺杂了另一句口号，这首歌曲唱起来是这样的，“停止思考任何事情，只是起来歌唱就行了！”飞行乐队呈现给观众的节目，就是一大群表演者，演出针对苏联体制的大量讽刺剧。女演员们穿着黑色的长统袜、黑色裙子、白色的上衣，她们边行进边敬礼，组成金字塔队形，这是苏联20年代最盛行的队形——然后她们疯狂地、出其不意地、性感地旋转散开，金字塔中央的那个女演员俯下身去将她的臀部朝向观众。舞台正对面总是一个巨大的、覆盖红色天鹅绒的乐队指挥台。在两段歌曲的中间，一个男演员爬到乐队指挥台最顶端喊口号，听上去是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显然经过了刻意的编排，就显得特别荒谬。“前进，不要后退！”他喊道，“快！”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2）
年轻的观众都知道演员们表现的是什么，但是人们总感觉有些人在监视他们。他们喜爱这种幽默表演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已经足以有平衡的空间，不致让飞行乐队被政府下令禁演。另一个在列宁格勒的摇滚乐队是“电视机乐队”，他们80年代中期的歌曲中唱道：
来吧，他们让我们跳霹雳舞，
来吧，我们可以暂时陶醉其中。
但是有人站在柱子后面，
一个戴着厚领带
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后面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歌中提到的那个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后面的人——指的是党和它的机构在监视和控制。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苏联领导人努力使天生难于驾驭的年轻人处于他们的监控下。具体执行任务的就是共青团组织，它是贯穿苏联70年代的一个组织。“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把青少年和青年组织起来。”史蒂文？L索尔尼克是这样形容的。索尔尼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论证共青团组织将会消亡，“在战场、兵营、宿舍和工厂的厂房里，在战争时期、丰收时节、建筑工地和街道角落，共青团组织都在逐渐削弱。只允许一言堂的存在而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使他们在个人群体中认识自我。尽管共青团的领导通常是上年纪的人，但他们仍试图垄断14—28岁年轻人的生活。”
对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来讲，参加共青团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犬儒实用主义：没有这个身份，年轻人可能被大学拒之门外或者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共青团已经显现出衰败的迹象，令人厌倦的口号和党提出的口号一样。共青团的领导们被群众普遍认为是踩着梯子向上爬的野心家，是具有阿谀奉承品行的职业党政人员。
戈尔巴乔夫曾是共青团领导中的激进分子，他为不同组织、不同声音敞开了大门。他释放出了一股以非正统著称的洪流：非官方的社团、俱乐部、摇滚乐队和其他在党的控制之外、未经官方批准和规范的、已经初具规模的组织。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青年人所有的地下组织都蓬勃发展起来。青年人的活动是对过去主流正统的文化的公然反抗，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将热情集中在摇滚乐上。60—7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政府设法抵制摇滚乐的时期，摇滚乐被禁止在电视和电台节目中播出。但不管怎样压制，它还是广泛传播开来。通过西方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通过家庭转录的录音带，通过数以千计的、在隐秘地下室、在公然对抗政府的学校或工厂的俱乐部里，演奏的私人乐队组合传播。黑市上摇滚音乐磁带非常畅销。在80年代，政府对摇滚乐终于让步，停止对它们的抵制和禁止。
当大门在各个领域为自由思想敞开时，共青团组织开始衰退，其成员开始大幅减少。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三年，有4百万团员，到1988年下降到38万人。在80年代，由于支撑团组织的团员数量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通过造假来维持整体形象。但即使那样做，也不能掩盖共青团真正的危机。团员——这个组织的活力源泉——正在渐渐干涸。1986年，维克多？米罗年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后来得知，他都无法说服他的小儿子加入团组织。
共青团需要找出一条生存之路。共青团领导把目光转向已经在街道上搞得沸沸扬扬的资本主义。1987年，合作企业运动越演越烈，一些小型合作企业初具规模。团领导决定跟随党内的老领导们，抓住这次机会。他们打开了一扇门——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它。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那几年，最常用的、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苏联经济的措施之一是“经费自筹”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一个工厂保留自己的收益。1980年，卢日科夫曾提出这个提议，当时被否决了，但接下来的几年中，尤其是企业领导有了更大的自决权后，这个想法又被重新采纳。团组织也开始在它不计其数的基层组织中实行经费自筹。举例来说，就是允许基层团组织自己决定如何利用定期收缴的团费取得收益，也可以从共青团的许多旅行代理机构和出版社中获得收益。中央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基层，很多地方共青团很容易就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团组织成了党的商业学校。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酒吧、旅行社、打印社和其他小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通常它们都是从共青团预算中获得了贷款和补贴。这些新的企业都允许保留自己的收益，企业家的热情极度高涨。团员“下海”标志着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然转变。它也暗示，党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了不改革没有出路，从而激发了他们进行可控制的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尝试。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施塔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商业精英中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她一年前告诉我，党的高层领导开始对年轻人的试验是否可行表示忧虑。它不过是“一个试验”，她说，可试验的成功远远超过领导们的想像。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3）
试验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年轻人发起的，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康斯坦丁？扎图林，他被指定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的助手。扎图林是工业管理专家，他研究过苏联早期试图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而失败的原因，例如60年代柯西金的改革。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起草一封给政治局的信，建议为团组织制定新的商业前进方向。扎图林花了六个月时间撰写了这封仅两页纸的信，这封信在共青团机构内部遇到许多阻力，引起了困惑和争论。对于维护旧制度的官员来说，那么多的商业概念都是外国的，让他们批准这些报告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扎
图林回忆，仅就一个问题，他就和那些高层官僚论战了好几个星期，那个问题就是成立一个股份制公司，股东们可以不断地得到分红。官僚们很难领会这样的概念，即一个人不参加工厂的劳动就能获得报酬。但扎图林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他认识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任何事情比陷于绝境的共青团的生存更重要。扎图林的信里提到的各种建议中，包括让团组织接管玩具工业，以及舍弃实行了几十年的、把团组织中的年轻人送到带有惩罚性的组织“劳动队”的做法。他的那些建议最终都得到批准。扎图林的建议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建议。60年代，一个名为“火炬”的年轻人组织在西伯利亚的科学研究中心——新西伯利亚扎根。年轻人通过帮助渴望获得技术的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得到额外的报酬。他们那么有效率，以至于引起党组织领导层的惊慌——他们突然解散了“火炬”。扎图林建议复活这个模式。他建议创建一系列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就是让年轻科学家帮助国家工业解决技术难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项提议是被维护旧制度的最强硬的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批准的，他经常发表禁止摇滚音乐的激烈言论。
利加乔夫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批准的恰恰就是一个向资本主义飞跃的跳板。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最前沿目睹了共青团的衰落。他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共青团副书记，他所在的大学位于莫斯科米乌斯卡娅广场，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工学院。霍多尔科夫斯基于1986年6月毕业，那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第二年。他获得化工学士学位，并在学院经济问题研究组工作。
科学技术领域培养了许多新资本家，他们的研究集中精力钻研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实践问题，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以后成为门捷列夫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哈恰图罗夫告诉我，化学家和科学家学会磨炼他们的分析能力，他们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毫不费力地就适应了新生活，”他回忆实行改革的那几年时说。“他们知道经费自筹是什么意思，知道什么是利润，什么是利润率。”他们也敏感地觉察到，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足之处。“很多人感到，国家不能再继续进行永无止境的资源浪费，”他接着对我说，“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在连两个单词都拼不到一起的领导人领导下，是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的……”
团员们纷纷退团的时候，收缴团费可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经常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补上差额，”霍多尔科夫斯基告诉我，“如果某人没有缴齐团费，收团费的人就要挨批。”他伸出几个手指揪住脖子的后面，做出挨罚的样子。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他不喜欢收缴团费的工作，后来，有一次机会可以让他干些别的事情。他开了一个青年咖啡馆——这是共青团第一批商业形式之一。“它的经营不理想，”他回忆道。咖啡馆的位置不好。它开在学院里，学生们每天都消失在宿舍里——咖啡馆生意显得冷冷清清。“这是我第一次从商，是一次不令人愉快的经历，”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但随后，团组织给他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机会。
重建莫斯科的人重建莫斯科的人（1）
大教堂还像庆祝军事胜利时那样庄严。1812年；俄罗斯军队成功抵御拿破仑侵犯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建造一个大的寺庙庆祝胜利。耶稣基督大教堂1839年开始修建，44年后建成，用了4000万块砖，墙厚3米；外用大理石板和花岗岩板，巨大的圆屋顶上有一个皇冠，外用重达176吨的铜包着。教堂顶端有一个高达3层楼的十字架。主屋顶有4个鼓楼环绕着，上面共有14座大钟，总重量达65吨。12个用青铜雕刻的大门通向大教堂内部，这里既是宗教神殿，又是战争纪念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又一个的沙皇来了又走了，老一代人
死了，新一代人又诞生了，俄罗斯卷入混乱的战争和征服，受尽了一浪又一浪的饥荒和流行病的折磨，但什么东西也没停止对完成这个超大建筑的努力。”建成后的教堂于1883年5月6日举行献祭仪式，这是莫斯科的标志建筑。
1931年，斯大林命令把大教堂炸掉，经过4个月的准备工作——清除大教堂上的每片值钱的金属块，撬掉大理石和青铜，用小炸药包把砖块炸开。经过一系列的爆破，工人们终于在寒冷的12月5日早上，把大教堂建筑推倒，留下一大堆烟雾腾腾的碎石块。一个目击者说：“可怕的寂静笼罩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要建更大的“苏联宫殿”，一座比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还要高的高层建筑，顶上挂上列宁的巨大头像。新摩天大楼的建筑方案投标竞争持续了好几年，但该项目在斯大林死后被放弃了。在赫鲁晓夫统治时代，在大教堂的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大型公共室外温水游泳池。大教堂虽然在历史书上被正式删去了，但它在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