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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二：如果去读博士的话，辛辛苦苦四年读下来，出去之后仍然去公司，所做的事跟自己所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我觉得有点浪费，我倾向于去宝洁。
观众三：我总觉得在科学道路上，总要有一部分人守住自己的底线，要耐得住寂寞，要有自己的精神价值，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观众四：我和李蔚一样也是个毕业生，但我是研究生，我现在就被好几个美国大学录取了，学的是纯文学专业，但是我现在被《羊城晚报》录取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在择业过程中人都会受到很多诱惑，但最重要的是哪一项选择能够更好地发挥你的个人潜能。我想你去中科院，最后你出来可能只是一块庸才，是科学界的失败者。但如果你去宝洁，你可以利用你在宝洁学到的企业管理知识振兴民族工业，所以我支持李蔚同学自己的选择。
观众五：我觉得李蔚就像是一笔本金，中科院就像个大银行，把李蔚这个本金存到银行里，肯定能获利，也很保险，但不能变成一笔很大的财富。宝洁公司就像一个大股市，把李蔚投进去，也许很多年后，他会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也许过了许多年后，他一败涂地。我本人比较欣赏李蔚把自己投到股市中去，我欣赏这种闯劲。
观众六：我建议李蔚去中科院读研。如果一个人能力很强，潜力很大，他一个人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如果他去读研，还可以有许多其他机会，比如去国外拿个别的学位，然后他同样可以成为高级白领。所以我建议他还是去读研，失去了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
那天，现场的观众大都站在李蔚父母一边，劝导他去读研的人占了多数。但是对于李蔚来说，这并没有真正解决该选哪条路的问题。他说那天他越听越糊涂，他的心仍在徘徊不定。
从演播室出来，李蔚并没有回家，他留下来跟丁龙江一起接热线电话。因为在节目最后，主持人说欢迎观众打热线电话继续发表意见。
那天的电话，从晚上9点钟一直接到凌晨两点多钟，他们共接听了80多个电话，有南京本地的，有上海、浙江的，最远的电话竟是从新疆石河子打来的。
电话记录一：我是芭蕾化妆品公司的，宝洁没什么，我们的产品也挺好的，我们就是没钱作广告，你干嘛要去给外国人干，希望你能为民族工业服务，是金子哪儿都发光。
电话记录二：打电话进来的是一个农民，他说，我不想说什么，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镇上有一个人在江苏的一所学校读研究生，镇上的人因此特别尊重这家人，连镇长逢年过节都去他们家拜年。
电话记录三：打电话进来的是一个做生意的，做画框生意。他说自己辛苦一年没意思，还不如出去读一天书呢。
电话记录四：打电话的是一位在治疗烧伤方面有很高造诣的老中医。他说，美国人要买我的秘方，我坚决不卖，但有穷人来看病我经常不收钱。他不希望李蔚去给美国人干活。
电话记录五：只有一句话——“振兴民族工业，个人要有所牺牲”。
……
听了这些电话，李蔚很迷惑，怎么大家都将这件事跟爱不爱国，跟报效祖国，跟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联在一起了呢？难道去外资企业工作就是不爱国，就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就不能报效祖国？而宝洁可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呀？况且，就算是独资企业，也得向中国政府交税呀？选择去哪里，是我个人的事啊，怎么一些人竟将它上升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
李蔚真的是越搞越糊涂了。
第二天，热线电话照样开通，又接到了50多个电话。
让李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这130多个电话中，只有两个赞成他去宝洁公司，剩下的全部电话都是坚持让他继续读书。
一位老教授在电话里甚至大声斥责电视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他说，难道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吗？怎么能让帝国主义的东西来站领我们的电视节目？当然应该去读研究生。你们的节目到底是什么价值取向？
李蔚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天凌晨，他和丁龙江接完热线电话走出电视台，李蔚突然回头问丁龙江：节目做完了，我还不知道你的意见呢？你是赞成我去宝洁，还是去读研？
丁龙江沉吟片刻，说：“第一，我不希望以我个人的观点影响你，我希望我给你提供的是社会上客观的观点。第二，如果我是你，我会去读书。
听了丁龙江的话，李蔚半天没有开口，最后他神情黯然地说：“这么说，我得去读书了。”
这之后，李蔚又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观众的信。一位自称是李蔚同龄人的来信这样写道：”我有一种预感，你最终会选择中科院的，人类历史的前进总是以那些大智大勇的人将自己奉献在真理的祭坛上为代价的，但愿天使的翅膀不会被沉重的金条缚住……”
李蔚内心很矛盾，很彷徨，他又躲回到学校宿舍。这么多人都反对他去宝洁，坚持要他去读书，而且每个人都振振有词地有似乎无可辩驳的理由。他是得好好再想一想。
那些天，家里都回避这个话题。该说的都说了，该由他自己选择了。
由于观众反映强烈，江苏卫视打算就此问题再做一次节目。
这次，参加节目的嘉宾是从全国各地100多个打来电话的观众中挑选的。为了体现公平性，客观性，4位嘉宾中，不同观点的比例为3：1，即反对李蔚去宝洁的3人，赞成他去宝洁的1人。之所以3：1，是因为130多个电话中只有两个是赞成李蔚去宝洁的。总不能将两个人都请来，那样做不公平，也不客观。
当天的场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都难以忘怀：
来自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慷慨激昂，情不自禁拍打着桌子说：“国家的强盛，急需科技的振兴，我们老一辈的人总要退下来，迫切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来接班，我看李蔚很有灵气，他如不去搞科研，我感到非常痛惜。”
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才之路千万条，报效国家的方式也有千万种，不要拘于一个传统模式。宝洁公司能在1000多人中选出李蔚这样一个有博士潜能的人，说明他们选拔人才的机制是科学的、先进的，他们能对一个普通大学生给予住五星级宾馆的待遇，说明了对人才的尊重。在那里能学到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李蔚应该选择去宝洁公司。”
这时观众席上一位老教师着急地站起来说：“你们知道李蔚去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因信息专业是干什么的吗？它是国际尖端科学，这个学科每年只招收三四十人，凤毛麟角啊！下个世纪的产业革命就将发生在这个学科之中……”
最后，李蔚被主持人从观众席上请出来，让他发表意见。
李蔚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件事的关心，感谢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这一个月来，所有去宝洁的理由和去中科院的理由把我搞糊涂了。我先告诉大家一声吧，我还是选择去中科院读研究生。”
现场观众热烈鼓掌。
李蔚接着说：“因为现在也很明白，无论是去宝洁还是去读书都有很多理由，但又很难理性地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结束，仅仅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条路走下去，而不是光费脑筋去想该去哪儿。我觉得那样太耗费时间，耗费精力，我消耗不起。有一天，我中午12点跑到实验室，在那儿一直呆到晚上8点半，我发现我还能坐下来。于是我决定还是去读研。”
事后，李蔚说，这大概叫众口铄金吧，一个人、两个人的意见不足为凭，可这么多人都赞成我去读研，我就得考虑考虑了。如果我不这么做，就背离了大家的愿望，我觉得如果那样，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导师陈先生了。
9月初，李蔚打点行装，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李家的生活又归于平静，那场全国上下有许多人关注和介入的讨论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可是我却在久久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那些坚持要李蔚去读书的人，怎么没问过李蔚：“黑道”、“黄道”你最喜欢哪条道？你身上的潜能是最适合做学问，还是最适合经商？自始至终，李蔚自己也似乎没谈过这个问题。如果是因为一边倒的舆论，如果是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才作出这种选择，他会后悔吗？
我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因为李蔚想去的是中美合资的宝洁，才招来一片反对声，甚至谴责声。爱国热情固然可歌可敬，可是它暴露的怎么能说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呢？2001年11月12日的多哈会议上，中国已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带着这样狭隘的民族心理，中国如何走进世界，世界又如何走进中国？
后来，我曾与一位有留美经历、如今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朋友谈起了李蔚，也谈起了那场引起全国许多人关注的讨论。
我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他沉思片刻后说：“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这两条路都充满了诱惑。但是我想，最后我会选择去上学。”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更愿意做学问？”
“那倒不是，是那顶博士帽的诱惑力，能戴上博士帽毕竟能给人一种满足感，一种成就感。”
“如果你并非真的很喜欢做学问，戴上了博士帽又怎么样呢？如果你做不出成就，很平庸，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满足感吗？”
“怎么能知道将来我会做不出成就？会很平庸呢？未来，本就是一个未知数，硬要给自己的未来下个结论不是太早了吗？”
也许他说的有道理，人在选择的时候，面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未来是不确定的，李蔚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年薪8万美元，你还会去读MBA吗
作者：吴苾雯
如果年薪8万美元，你还会去读MBA吗？
这话，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说的。
那是初夏的一天，我走进上海浦东的一座写字楼。穿着白衬衣、打着蓝色领带的曹磊，正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他神色轻松地在一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外资公司，曹磊是这家公司的CEO。
我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完了手边的工作。几分钟后，他微笑着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很年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可是举手投足却透着一种成熟、一种精明和干练。
午后的阳光正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散漫地落在沙发上。曹磊起身拉上了窗帘，他问我热不热？是否要将空调打大点？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小伙子。
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去美国留学开始的。
18岁那年，曹磊高中毕业即赴美留学。留学手续是已在美国定居的姑妈给办的。当时曹磊一心想出去并非是成绩不好，想另谋生路。他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三时，就曾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拿过三等奖，如果坚持学下去，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曹磊说他当时想出去，一是由于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好奇，二是想换一个教育环境，觉得国内的教育环境实在太压抑。
当飞机在美国旧金山徐徐降落的时候，曹磊既兴奋又很茫然，他不知道在他面前展开的将是一条怎样的路。
上了一年预科班，曹磊很快过了语言关。第二年，他进了美国一所大学，学经济管理学。
曹磊说那几年的求学经历将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财富。从大一开始，他就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并非仅仅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而是想锻炼自己的能力。开始那两年，他去餐馆洗过盘子、做过跑堂，去华人区摆过地摊，还去工地做过小工。后来的几年，他给一些公司推销过产品，做过市场调查，还为一家公司搞过软件开发。
毕业后，曹磊打算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他已申请去一所大学读MBA。可是就在这时，一个机会不期而遇。朋友介绍他去一家很有名的软件公司工作，年薪8万美元。
曹磊面临着选择：是读MBA还是去软件公司。
他将自己面临的选择打电话告诉给了家里，父亲和母亲认为他应该去读MBA，他们说，拿到了学位会有更多的机会等着他。
可是曹磊却不这么看，从哈佛大学出来的MBA毕业后，第一年平均年薪也就8万多美元，而他要拿到那个学位还得几年时间，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也许已经有了几十万美元的积累，也许他的年薪已不是8万，而是9万、10万。更重要的是他不但积累了经验，还有了一段难得的经历。
这些想法，他觉得无法与父母沟通。
那天，父亲打来电话，问他决定了没有，他将这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在电话里将他教训了一通，说他是急功近利，是目光短浅。父子俩在电话里不欢而散。
也许是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曹磊对人生有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对成功的标准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他说在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已经不是将成功的标准定在学位的高低上，而是财富的多寡上，不是看你是不是硕士或博士，而是看你的收入有多高，你获得更高收入的空间有多大。
曹磊说他有个美国同学，读大二那年，带着女友去加拿大走亲戚，意外地在那里得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于是便带着女友一起留在了加拿大，连学也不上了。后来有一次，曹磊去加拿大旅游，在渥太华见到了他们。同学已经当上了领班，在他手下打工的不但有本科生，还要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博士。同学的年薪已拿到了4万美元，而且再工作一段时间还能升到5万。
曹磊说，在美国，即使是研究生毕业，也不是轻易就能找到一份年薪四五万美元的工作的。
同学告诉他，他们准备在加拿大再干两年，等挣了钱再回美国继续读书。
曹磊说，现在是一个机会很多的社会，不是学历最高的人就是拿钱最多的人，不是学历最高的人就是成就最大的人，学历，已不是达到目标的惟一手段。一个好的机会也许就是一条捷径，会使你少走许多不必走的弯路。
思考再三，曹磊放弃了读MBA，去了那家软件公司。
他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把握住机会，这种年薪很高，而且很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机会不是随处都有的。至于学习，它不是阶段性的，而是终生的，我当然还要充实自己，但是我不妨先抓住这个机会。因患得患失而犹豫不决，因思前顾后而优柔寡断，机会就会从身边一擦而过。人生确实充满了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最好的机会。就拿比尔。盖茨来说吧，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机遇。他中途离开大学出来创业的那几年，正是计算机技术发展面临着方向性选择的时期，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千千万万的家庭，投向联系起千家万户的互联网。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革命，也是了不起的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比尔。盖茨，也会有其他人出来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到那一步，已在迫切地呼唤这样的人才，迫切地呼唤着有人来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果比尔。盖茨看到了这个机遇而不抓住它，而是按步就班地等读完了大学再开始创业，那么，今天微软公司的老板就不会是比尔。盖茨，也许是卡尔。盖茨，也许是曼尔。盖茨，或是其他。
曹磊在那家公司干了3年，最后升至总经理助理，年薪拿到10万美元。他有了私家车，有了带花园的别墅，还娶了妻子。他本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可是一次新的机会，使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2000年3月，美国一家公司计划打进中国市场，想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曹磊。
回国创业的事曹磊不是没考虑过，他也从没想到将美国作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宿。这些年，虽然人在美国，可是他跟国内的联系一直很紧密，他原来的高中同学，还有留美后回国的同学，经常将国内的信息用MAIL传给他。他知道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的门也越开越大，而且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当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以后，中国市场将会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在这个广阔的发展空间里，个人发展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
另外，美国经济近两年已出现滑坡迹象。2000年，美国网络神话的破灭，更进一步摧毁了许多人对美国的梦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创业已成为一种潮流。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