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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秘莫测的“黑客”是这样被发现的：
1996年3月13日，股民孙某发现，自己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帐户上的资金，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动用了，而且是以4。91元的高价买进了10万股深深宝A；使他一下子损失了13。1万元。
5月6日，在同一证券营业部，股民常某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其帐户上的40万股湘中意A，竟被以2。57元的低价卖出了，仅这一笔交易就损失了23。6万元。
5月13日，还是在这家证券营业部，股民余某帐户上每股市值2。40元的琼海虹A，被人以0。38元的低价卖出，而且一次就卖出50万股，如成交的话，其损失高达101。5万元。
这3笔股票交易的操作者都是邵昌。
邵昌自述：
这事发生在我读研的第3年。1995年12月，在研究生实习阶段，导师推荐我去了一家证券公司，此间我要完成毕业论文《从实证的方法论中国股市的数字特征》，还要帮证券公司进行股市投资分析，我被安排进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
一天早上，在等待电脑启动时，我在键盘上随手按了几个键，没想到电脑停止了正常的运行。惊讶之余，我输入了几个命令，发现自己竟无意中进入了该部的数据库。当时我马上意识到，数据库软件设计有漏洞，因为除了授权人，一般人进入数据库属于非法进入。我很好奇，查看了几个数据库的内容。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发现除了股民交易密码是经过加密方法处理外，在这个营业部开户的七八千股民的帐户、资金、股票等所有交易信息我都能一览无余，我看到股民最多的有五千万元资金，最少的也有5万元。我很兴奋，未及多想就尝试破译密码的加密方法，当时只觉得挺好玩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我从小就有一些数学方面的天赋。我的外公在当地被称为“小诸葛”，他懂阴阳八卦，又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数学，常给我讲九章算术、百鸡问题等，还总爱考我，什么油瓶分别装着3斤、5斤、7斤油，怎样才能倒出1斤？
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保持前3名。中学时我一直当班干部，是老师的宠儿。多次参加校内外举办的数学、物理等竞赛。1987年，我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省一等奖；全国铁路系统数学竞赛第二名；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1988年到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举办的冬令营时，获全国数学竞赛三等奖……正因为这些荣誉，1988年高考前夕，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几所大学都愿意招我。当时中国的哪所大学我都可以上。我的数学老师就毕业于这所大学，他告诉我该校的理科在全国是一流的。于是，我被保送到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我在大学学的是基础数学，当时的理想是当数学家。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是国内外数学竞赛的获奖者，竞争激烈。我很努力，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许多同学出国了，我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读研时我学的是管理科学，我的成绩很好，仍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入了党，当班长，是系研究生会副主席，毕业前夕我被确定留校任会计电算化老师。
我之所以产生破译密码弄一笔钱的念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家。别人会以为我这是借口，但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放过鸭子养过牛，大冬天到水稻田里育秧，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哪修铁路就到哪去，长年不在家。母亲是民办教师，收入微薄，不仅要抚育3个孩子，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记得那时常常吃不饱，全家只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能吃饱，每次他吃饭时，我和姐姐都盯着他的碗，只要他剩下一点儿，我和姐姐就会扑上去抢着吃。
后来全家随父亲搬到城市，母亲的民办教师当不成了，就到服装厂当缝纫工，计件工作很辛苦，为帮家里挣钱，我上初中时就给服装厂打工缝扣子，缝一个挣4厘钱，从那时我就知道了挣钱不容易。父母的生活一直很清贫，尤其是母亲，从来没去哪玩过，没穿过好衣服，金银首饰就更没有了。小时候我不太懂事，觉得父母特别小气，我不小心打碎了什么，总会遭到很严厉的斥责。我想，那东西也不值几个钱，至于吗？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是生活的压力造成的，我觉得特别心酸。虽然家里经济拮据，但父母把教育开支放在第一位，直到供我们姐弟3人上大学。
1988年，当我兴致勃勃地下了火车到学校报到时，等待我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噩耗。那天，在北京另一所大学读研的姐姐为了赶来看我，骑车途中不幸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
姐姐比我大4岁，她是从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的，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姐姐的惨死，使我们家遭到一次大的打击。
1993年暑假，我准备考GRE没回家，忽然接到家里“父病危”的电报。我赶回家，知道父亲已被确诊为恶性脑瘤晚期。在医院陪伴着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半年后，父亲去世了。为父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母亲失去了生活来源，弟弟还要交学费。
当我无意间进入证券公司数据库后，开始是出于好奇，尝试着破译股民密码。由于我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知识比较好，而且学过密码学和七八种计算机语言，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解密和计算方法，但能估计出走什么路。我用了一星期时间终于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把密码破译了。我知道了股民的密码，甚至可以动用那象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当时我觉得很得意，特有成就感，欣喜之余，最早的想法是把这一发现告诉证券公司，证明自己不错，可能人家会给我点儿奖励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但冷静下来，我想到了那个贫困的家和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妈妈。
去证券营业部实习前，为了做毕业论文，我读过一些有关股票知识的书，对流行理论比较熟悉，但没有具体操作过。破译了股民的密码后，我开始筹备这件事。
1996年寒假，我回家编了一个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谎言，从老师、同学和邻居处借了7万多元钱，以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了户。我的方案是，选择一家大户，用他的资金或股票，或高价买进，或低价抛出一定数量的股票，使股票在很短时间内大幅拉升或压低，而我则在此时抛出或买进同种股票，就可获取其中的差价。我看到这些大户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有时一天光赔就赔几十万，心想，他们这钱也不知哪来的，弄他十万、二十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认为找大户良心上说得过去，散户不容易，都是血汗钱，不能动他们的钱。当时也并不想多弄，只想弄个十万、二十万给家里就算了。
我暗暗记住了大户室几个股民的资金帐号、密码和股票数量，专门挑选了交易最冷淡的股票，然后开始进行交易。第一次，我以大户股民孙某的名义，用高价5。5元买进10万股深深宝A，当股价拉升到了额定的高度，我抛出1。8万股该股票时，电话委托的线路出现了故障，结果让别人高价卖出了，我分文未得。而孙某却以4。91元的成交价格买进了该股票10万股，损失13。1万元。
第二次，我从大户股民常某的帐户上以低价0。41元1股的价格，抛出40万股湘中意A，结果却因股市交易日趋红火，抛出股票数量不够，未压低到预定的价位，使我低价买进12万股该股票的计划落空。而常某却以2。57元1股的成交价卖出该股票40万股，损失23。6万元。
这两次因时机没把握好，结果让别人象天上掉馅饼似地捡了便宜，我没获利，还给股民造成36余万元损失。第三次，时机更不好，股市开始火爆，股民们天天盯着自己的股票，我当时很着急，借的钱快到期了，实习也该结束了，只好咬牙孤注一掷。我在股市开盘前15分钟的集合竞价时间段，以0。38元1股的低价卖出了余某50万股琼海虹A，然后用我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的帐户买入该股票15。6万股。这次基本如愿了，我买到12万股。开市后经查询知道成交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只等第二天抛出股票，收回现金，还账、给家里。
没想到，事主已发现交易异常，迅速通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此交易被冻结。
第二天，当我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割时，知道这笔交易被冻结了，顿时觉得不妙。在那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惶惶不安地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我无非是在键盘上敲几下或打个委托电话，没留下任何证据，他们发现不了我。另一方面则想到，反正已经做错了，应该敢作敢当，承认了事情也许能化小，争取比较好的结果。
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一个星期，我始终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学，同学们一致认为，没有比自首更好的办法。他们当晚就带我去导师家，导师立即送我去学校保卫部自首。我被留下了。
第二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3个月后被逮捕。1997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那么大的反差，真是接受不了，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慢慢能面对现实了。对我来说，这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起往事我就非常难过，非常惭愧。父亲去世后，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我……奶奶今年90岁了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母亲56岁了，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最大的心病是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多少次我做梦都梦见出去了，我给妈妈打电话，可是电话总也打不通，在梦中我都能想起自己还在监狱里，醒来时心里凉透了，特难受。
在监狱里，我负责电脑培训，教40个学生，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管教干部很重视人才，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
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两次电话，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每天坚持背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教父》、《双城记》、《廊桥遗梦》都是我在这儿读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人人都能成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给我的启示是：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勤奋、正确的方法。人的成功就是要拼搏，那怕起点低一点，只要每天前进一点，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我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趁年轻多做些事，用自己的汗水洗刷污点。
刘元准备离开那座用高墙围起来的监狱时，邵昌让她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那是他在狱中收到母亲第一封信后写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忧儿寒来忧儿饥，忧儿在外遭人欺，忧儿年少不知事，忧儿走路误入歧。
儿行千里儿担忧，忧母日日五更起，忧母顿顿煮小米，忧母黑发成银丝，忧母思儿伤身体。
母也忧儿也忧，母子情深无可比。母盼孩儿早还乡，儿盼还乡报母恩。功名富贵全看破，只愿母子常相依。长相依，长相依，母子从此不分离。
2001年6月，刘元忽然收到邵昌寄自家乡的信。原来，邵昌因给监狱管理系统开发了软件，获得重大立功奖励，减刑两年，提前出狱了。
他在信中写道：
“今年5月26日，我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新生。本来，按照当地传统，离监时应该吃几个鸡蛋（多寡根据实际监禁的年数而定）代表滚蛋之意。但像我这种情形，即宣布减刑后马上获得释放而事先又不知道，时间上就太仓促，来不及做了。我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几乎全是书籍。办完释放手续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的大门。这又是一个传统，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脱去耻辱的囚装，脚踏簇新的皮鞋（在监狱内是不允许穿皮鞋的），走在碧树蓝天下，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我忍不住想竭斯底里地呐喊：‘我回来了。’我想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想捧起芬芳的泥土痛吻，想泪流满面，就象阔别故土浪迹天涯多年的游子。”
天才加邪恶等于毁灭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
2001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关某，男性，24岁，是日本三菱银行的计算机主管。
从作案现场分析，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且作案手段残忍，死者身中数十刀。在案发现场，公安人员发现了一部寻呼机，经查，机主是朱正。
家住北京的朱正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几天后，朱正落网，供出共同作案人为于喆。
于喆杀人啦？听到这个消息，别说他的父母不相信，他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眼里，于喆是个品学兼优，聪明过人的孩子。
于喆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都是佼佼者，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他得的荣誉证书摞起来足有一尺厚。他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即以高分考入某名牌大学。在大学里，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不到20岁，就获得了网络工程学士学位。
在父母和老师眼里，他是一个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的好学生、好孩子。其实，这只是于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一面，他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只能在网络世界里才能看到。那是另一个于喆，一个完全陌生的，也许更接近真实的于喆。
在网络世界里，于喆以“无情”的名字行走。在这个“谁都不知道我是一条狗”的网络世界里，于喆不用再扮演好学生、好孩子的角色，也不用以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示人，他骨子里深藏的冷漠和狂傲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他在网络上扮演着技艺高超的黑客角色。他参加过针对美国、日本的黑客大战，“黑”过美国著名公司的网站。“无情”这个名字因此在网上不胫而走。并由此被IBM公司发现，于喆被该公司聘用为高级程序员。
可是做一个高级白领并不是于喆的理想。在科技时代长大的于喆对网络世界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在他的眼里，网络是高手的玩具，是游戏的天堂。所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和野心，所有无处表露的人性弱点，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都可以尽情地展现。
他甚至认为，虚拟的、尖端的网络是用于高科技的，平民的用途很小。他梦想着建立一个“骇客帝国”，那个帝国将是高手的天下，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于是，于喆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运用自己的黑客特长，开办防黑客的网络安全公司，在5年内包揽国内所有大网站的网络安全服务。他自信“至少会比张朝阳强”。这种自信缘于他的“精英理论”，在他心目中，把网络平台平民化的张朝阳无疑属于“下里巴人”，而“黑客”之类的高手才是“阳春白雪”，才是网络世界的真正主人。
开公司需要钱，于喆渴望快速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家庭不可能给他这笔财富，去IBM公司做高级程序员虽然有令人羡慕的薪水，可是比起开公司需要的钱，仍是杯水车薪。渴望财富的欲望使于喆的心理迅速地扭曲，邪恶的魔鬼在他心里出现了，他认为获取财富最好的捷径是将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要据为己有就只能去偷去抢。他想找一个同伙。
于喆想起了朱正。朱正是于喆的“发小儿”，朱家与他家是邻居，两人从小在一块长大。可是两人走的路却不同，一个进了大学，一个却因抢劫、盗窃进了监狱。2001年3月，因为对钱同样的渴望，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于喆将自己想弄钱的想法告诉了朱正，朱正与他不谋而合，他也正想着弄笔钱上学。
行动之前，朱正和于喆准备了足有半个月。他们买来了水果刀、绳索等凶器，怕刀子不锋利，还在磨刀石上开了刃。他们还伪造了物业管理人员的证件，准备了洗涤灵和刷子，想假扮成清洗工人。
他们将作案的目标定在望京新城。他们听说住在那里的大多是有钱人，而且是新建的小区，地点较偏僻。
2001年4月15日上午，他们背着包、扮成清洗工人去了望京新城。他们随意进了一幢居民楼，顺利地上了电梯，随意按下了7层的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