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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父母，为了弟弟，我必须这样去选择。我对自己说：〃50岁之前我要为家人活着，50岁之后我再为自己活着。〃
我和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到达。见弟弟的高考分数比那所农大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了50多分，我在心里暗暗为弟弟惋惜和伤心，却无可奈何。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见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要4000多元，心便一下沉下去了，我知道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凑齐这笔钱，况且是两个人的学费！
经过考虑，我决定又一次放弃，让弟弟去上学，我外出打工，供他上学。没想到，弟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哥，你已经耽误了两年，不能再耽误了，我年纪小，可以明年再考。〃
父母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让我先走。
可是4000多元的学费、住宿费仍象大山一样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听说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亲戚们虽然生活也过得艰难，却仍给我凑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家里的几百块钱，一共有了2000多块钱。
还差一千多块钱，到哪里才能弄到这笔钱？没处借，也没东西可卖，因为家里几乎一贫如洗，连件值钱的物件都没有。就在学校规定报到的前几天，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将房子和菜地卖掉。
我拼命阻拦，虽然那只是两间草房，但那是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啊，况且，姥姥已经80多岁了，我怎么忍心让已经风烛残年的她连个睡觉的窝都没有？菜地如果卖了，一家人吃菜又怎么办？可是父母决心已定，他们说：〃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误了你的前途，那样我们会后悔一辈子。〃
两间草房卖了，菜地也卖了，一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
从家里搬出来的那天，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心里满是愧疚。
母亲所在的那所学校，见我一家人无处可去，便借给了我们一间房子。至今，我的父母仍借住在那间狭小的房子里。每想到他们，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
到学校报到的当天，我就开始寻找招聘信息，因为交完了学费和住宿费，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了，我不能再向家里要钱，我不但必须养活自己，我还要挣钱，为弟弟攒一笔上大学的学费。
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打工，也决不找刷盘子的事，因为这种经历不能写进你的履历表。〃可是，我首先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我找到了一份发送广告的活。星期天，我背着装满广告、沉甸甸的包站在中关村的街上，给路过的行人发送广告，那是一个常遭白眼的活，有时还会遭到呵斥。虽然一天只能挣二、三十块钱，但是我仍坚持做了一段时间，它帮我度过了最初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我又去一家中介公司打工，是给公司的经理做助理，每周两个半天，月工资200多元。在打工、学习的间隙中，我开始学习做软件，一家公司终于看中了我的能力，让我帮他们做网页，活可以拿回来做，按件计酬，这使我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
去年，弟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我给他寄去了学费。现在每个月我都给他寄100元生活费。
因为贫困，我在个人爱好和责任之间选择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从此就放弃了理想。在大学里，我不但是学生话剧团的演员，我还是编剧，我还写散文，写小品，写相声，去年，我写的小品《新编白毛女》在外交学院演出还拿了一等奖。
对于我来说，没有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确实是一种遗憾，有时我就想，等50岁以后吧，那时候，我也许会放弃所学的专业去专心写作，去实现我当作家的梦想。（未完待续）
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但是，只有有钱的人才钻得过去。
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从1901年废止八股文，1904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1906年废除科举制，创建〃新学DOUBLE
_QUOTATION，总共不到百年的历史，而其中，全盘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历史就长达30余年。
苏联教育模式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专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推崇分门别类的高度专门化的教育，它按照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照产品设置专门狭窄的学校和系科，这不但造成了学生专业口径狭窄，使所培养的人才缺少通用性和适应性，而且文理分弛，专业之间壁垒森严，还造成了人才技能单一，使教育简单地沦为一种技术教育，而缺少它本应该有的人文内涵。
正如学者杨东平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模式使〃一批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综合大学被改造为文理科或理工科大学，从而削弱了它们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的重要地位；模糊了它们作为社会的思想、文化源泉和学术中心的价值、功能；影响了它们发展学术、培养和造就大师的办学宗旨和育人目标。中国大学的塔间被削落了。〃
学校成为一座座〃教育工厂〃，学生则成为流水线上千人一面、缺少个性的产品。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各个专业之间壁垒森严，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学生转系或跨专业学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苏联模式越来越暴露出严重弊端，不但不能适应知识技术迅速更新、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而且严重地制约了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自由展开，创造性的自主发挥。
可以说，近十几年来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修正、不断抛弃这种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
而在这场改革中，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修课程，允许专业间、院校间自由流动成为呼声最高，争议也最多的话题。
80年代中后期，远在武汉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率先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这成为当时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鲜事，也成为当时教育界最有争议的敏感话题。
但是，专业的壁垒还是渐渐裂开了一条缝，专业的鸿沟上渐渐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有些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些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些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所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去年春天，在绵绵细雨中，一列快速列车将我带到南方一座城市。
这是一座集中了众多高校的城市。此次南行，我将采访重点集中在几所综合性大学，其中，有两所是80年代以后由专科院校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群〃跳槽〃成功的学生，也认识了一些〃跳槽〃失败的学生。失败者谈起失败的经历，仍耿耿于怀。成功者谈起〃跳槽〃的艰难，仍唏嘘不已。
一位成功者的自述：
谈我转系的事，要追溯到高一那年的暑假。因为进高二就要分文理科，一放暑假，学校就召开了家长会，要求学生在7月20日前将填好的志愿表交给班主任，并要求，志愿表上要有家长的亲笔签名。
家长会是我爸去开的，他的意见是我应该去理科班，理由有三，一是高考录取比例比文科高；二是大学毕业后就业出口宽；三是学文科的都是数理化不好或成绩差的学生，班风肯定不会好。
我妈妈举双手赞成，还补上一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可是我想去文科班。想去文科班，一是念了10年书，渐渐知道自己的爱好是在文科方面；二是我不喜欢化学，尤其不喜欢物理，数学成绩虽说过得去，但也算不上强项，我的强项是语文和英语。
我想上文科班的理由刚一摆出来，马上就被我爸爸一一驳回。
他说：〃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鲁迅当年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医学，可后来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写作。这写作的兴趣，他是后来才有的。你才上高一，怎么就能决定你的兴趣和爱好是文科呢。〃
没办法，我以一比二的绝对劣势败下阵来。尽管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好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理科班。
志愿表是爸爸亲自送到学校去的。我知道，他是怕我在路上偷改了志愿。
尽管进了理科班，但我对物理和化学仍缺少兴趣，成绩也就可想而知。到了高三，为了不让物理和化学在高考时拉分，我对这两门课也算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那不是因兴趣而产生的动力，而是高考指挥棒的压力。
那时，我就想好了要考一所综合性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专业选择的范围会更大些，文理兼收的专业也会多些。因为我已打定主意要学文科，而且想学新闻。
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坚持要我报这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说计算机是个热门专业，毕业后如果去软件公司，不但工作稳定，收入也高。
虽然我不喜欢计算机专业，但是我想报考的新闻传播系，那年在我们省只招3名理科生。这让我心里没底，我不知自己面对的竞争对手有多少，更不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如果被淘汰，我也许就失去了被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的机会，而被打到第二批院校。因为我知道，出于一种虚荣的自尊，绝大多数重点大学都拒绝招生第二志愿学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
计算机系录取了我。父亲和母亲皆大欢喜，我却很失落，还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遗憾。
开学不久，有人告诉我，学校允许部分学生调换专业。我一下振奋起来，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了学校还有改正志愿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我马上写了一份想调换专业去新闻传播系的申请。写申请之前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知道，如果跟他们讲这件事，他们不但会百分之百反对，也许还会亲自来学校阻拦。我打算先斩后奏。我已经妥协了一次又一次，这一次，我要做一回自己的主人，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对于我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将申请送到系里，系办公室那位戴着眼镜的女老师看了申请，吃惊地问我：〃你想换专业？去新闻传播系？〃
我点点头。
她将申请书又看了看说：〃不少学生想转到计算机系，还从没有学生想从计算机系转出去，你可要想好啊。〃
我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她见我如此坚定，便告诉我，新生跨系调换专业，要由学校统一处理。她让我将申请书交到学校有关部门。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师说的确实没错，要想从别的专业转到计算机系不但难上加难，所收的转系费要比我去新闻传播系高出一倍多。
我找到学校有关部门。那天，办公室里人很多，大概有七八个学生，都是来打听换专业的事。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老师。他说，学校原则上允许部分新生进校后调换专业，总的比例控制在5％以内，但是具体到各个专业，这种比例要依学生人数、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情况而定，但是最多不能超过5％。
他让我们将申请书留下来，说学校会根据情况考虑我们的申请。
那天，走出那座灰色的大楼，我觉得外面的阳光灿烂极了，我的心情也一如那灿烂的阳光。因为我心里有了一种新的希望，虽然那希望有点渺茫，可是这已足能使我一个多月来的郁闷一扫而光。
从行政楼出来后，我没有回计算机系，却鬼使神差地去了新闻传播系，还特地去男生宿舍楼里转了一圈，想着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这里的一员，我很兴奋很激动。
从此，在计算机系的学习和生活就变得难捱难熬。我焦急地等待着转系的消息。可是两个月过去了，那份申请似乎石沉大海。每天，希望象太阳一样在早晨升起，绝望却如冰凉的蛇在黑夜悄悄来临。这种周而复始的痛苦等待使我无心学习，我就象那个在深夜里等待着另一只鞋落下来的人，提心吊胆、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却久久听不到那只鞋落下的声音。
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又走进了那幢灰色的大楼。我找到了那位老师，他从一摞申请书里找到了我的申请。他说：〃你是跨系换专业，而且是从理科专业到文科专业，这个难度很大，目前还办不了。〃
他的话象一瓢凉水浇在我头上，我没想到，从理科到文科，中间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也许是见我一脸绝望，他说：〃如果新闻传播系那边同意接收你，学校也许可以再考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大楼外，阳光依然明媚，可是我的心却一片灰暗。两个多月的等待和期盼，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果！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这两三个月来，由于心神不定，由于一心想走，有几门课我都没怎么好好听，如果走不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学下去，可是这些日子拉下了那么多课，期末考试已越来越近，我能通过期末考试吗？我越想越心烦意乱。
调换专业的路几乎堵死了，但我心里仍残留着一线希望，我希望新闻传播系能接纳我。
那天，我敲开了新闻传播系办公室的门。我向一位看起来是负责人的老师谈了我的爱好和愿望。他听完了我的话后说，转到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学文科的，理科学生如果想转进来，必须有证明自己专业基础的作品。
我没有作品。上大学之前，整天埋头于书山题海，根本无暇去做别的。上高中以后，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发一张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登记表让我们填，听说那是高考录取时必须有的资料。第一次填表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填，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有同学问老师怎么填，老师说：〃随便填〃。从那以后，每一次发表下来，我们就随便填，有的填上给灾区捐献了书本、书包；有的填上去革命老区参观访问；有的填上去报社当小记者，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的填搞了社会调查，写了什么类型的调查报告。五花八门，填什么的都有，反正没有人来核查。
虽然上高中时，我也曾有感而发地写过几篇散文和随笔，但都没有变成铅字，只能算〃抽屉文学〃。这样的作品是不会算数的。
那天从新闻传播系出来，心里虽然很失望，但不绝望，因为我觉得那扇门并没有彻底向我关死。我决定寒假期间找一家报社实习，突击写几篇作品。
期末考试的结果更让我坚定了调换专业的决心有一门课我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哥哥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那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同学跟他哥哥说了我的事，希望他能帮帮我。他哥哥帮我联系了实习的部门。学校放假的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带着一种很功利的目的，我在这家报社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
同学的哥哥很热心，他给了我几个能出好稿的采访线索。
那时的北京，已寒风料峭，冰天雪地。白天，我背着包在外面采访，晚上，回到临时租借的小屋又趴在灯下赶稿。虽然很乏很累，但是每天我都很亢奋，那些每天都撞入眼帘的新鲜事，那些不同类型、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每天都给我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和激动。
春节我没回家，我给家里打电话说在北京实习，却没敢告诉他们实情。爸爸他们以为我是在中关村的某家电脑公司实习，也就没坚持让我回家过年。
春节前后的那段日子，报社的记者休假的休假，探亲的探亲，正需要人干活，我有了更多的采访机会，我还用上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