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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思想史这个领域，开始感觉到材料有点儿不足，而且，使用资料的范围成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讨论话题，我想，大概还是和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
虽然说我们中国有“汗牛充栋”的东西，可是相比下来，这里面究竟先秦两汉的东西少一点儿，写先秦两汉的思想史，还是有些困难。虽然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很波澜壮阔，精彩纷呈，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搞不清楚，加上“古史辨”为中心的疑古派，那么严厉地清理阶级队伍，把史料干净化，那么一来，把很多古书都打成“伪书”，这样，这个“轴心时代”的资料就少了很多，研究起来就有些像成语里面说的“捉襟见肘”。可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一连串的考古发现，眼花缭乱，使很多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很震惊。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思路都很一致，就是觉得，这下子可好了，考古发现给我们平添了好多材料，像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老子》、《易》、《五行》，银雀山的《孙膑》，定县的《文子》，后来的郭店楚简《老子》、《太一生水》、《五行》，上海博物馆楚竹书里的《诗论》，等等。不得了呀，如果加上由于这些古籍出土以后，渐渐平反的一批“伪书”，都可以成为思想史讨论的材料，好像思想史有点儿“吃不了撑着”，一下子财大气粗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下面还有一次课要专门讨论，这里就不细说了。
这些东西渐渐被用来讨论思想史问题，按理说，应该满足了吧。但是，人有时很奇怪，“既得陇复望蜀”呀，人心不足，是常见的现象。连学术研究也一样，考古发现的东西多了，渐渐地需要的胃口也大了，一些研究者又觉得，仅仅引进了这些现成的东西还是不够，因为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考古资料，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心里很难受。学术研究也一样，考古发现的东西多了，渐渐地需要的胃口也大了，一些研究者又觉得，仅仅引进了这些现成的东西还是不够，因为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考古资料，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心里很难受。大家都知道，考古发现的很多东西，不全是精英的思想表达，还有很多是数术、方技以及生活的东西，不仅仅是有文字的竹简帛书，还有更多的，是没有文字的器物、图像等等。一般说来，这些属于无名状态的东西，既没有作者，又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达思想，是不能写到以“人”或“书”为章节的思想史里面去的，它可能只是关系到日常生活，用传统的一个词说，那是“物质文化”管的事儿，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哲学史范畴，它们也都够不上“思想”或“哲学”呀。所以，很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东西在那里。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李零说它是“大号哲学史”，讨论的还是精英和经典，对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一个解释的方法，所以没法把它们纳入。
那么，能不能让思想史有些变化？怎么样改变原来思想史的模式？这是90年代中国学者的焦虑。这个焦虑引起新的思索，新的思考引出新的问题，我们一下子看到，原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进入思想史呢。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1）
二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里面的各种资料
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思想史，而被思想史忽略了呢？关于考古发现的简帛文书当然是一个，图像类的资料当然又是一个，不过下面我们要专门讨论，这里就不细说。除了这些以外，我在下面另举几个例子。
第一，历书及其他。历书就是过去说的皇历，有的地方也叫通胜、通书、时宪书等等，大家要注意了，在古代，敬授民时这件事儿，是官方控制的，又是有关王朝合法性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颁布新的年号，公布新的历法呀。所以，考古发现的有文字的竹简资料里面，如果以典籍重复数而论，大概要算《日书》最多，《日书》就是按照日子排列起来，教人今天可以做什么，明天需要注意什么的，像现在的日历，这种东西，睡虎地有，放马滩有，张家山有，九店也有，南北东西都有。
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要注意，时间很重要，官方和民间都一样重视。官方重视它，目的是对百姓的时间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时间一致，才觉得像一个“国家”。《国语·鲁语》里面有一段话记载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下等等，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么事，在“昔圣王”的时代，其实也就是在作者想像的理想社会里面，干什么最好是有规定的，这样就有秩序，里面就说，读书人应当“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而无憾，而后即安”。普通民众即庶人以下呢？只能“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了。新近公布的《上博简》第二册里面，有《容成氏》一篇，里面就讲朝代更替的历史，提到夏桀的罪过之一，就是“天地四时之事不修”，所以，什么时间可以伐木，什么时间可以筑城，什么时候不可以聚众，什么时间可以射鸟，都得管起来才行。最近，敦煌悬泉置也发现了“月令诏条”，也是朝廷给民众提醒时间性的规定的，在诏条前面就说，古来的明智的帝王，“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其中，钦敬阴阳，敬授民时”，当然这是沿袭《尚书》里的话，不过，这意思已经成了经典和传统。那么，我们要想一想，这种关于时间的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持久和普遍？《唐语林》卷二讲一个故事，唐德宗的时候，有一天皇帝觉得很冷，就和大臣讲，老话说，“九月衣衫，二月衣袍，和时候不太相称，是不是可以把时宪改一改，把穿袍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呀”。皇帝说了话，大家只好赞成。可是有一个叫李程的，却站出来反对，说《月令》说，“十月始裘”，这是圣人的说法，唐玄宗亲自改定的，不能乱改。结果皇帝老子也没有办法，可见历法、月令、时节很重要，是跟“天”有关的，它有绝对权威性。
不仅这样，你还要注意，现存最早的官方雕版印刷品，也是历书，大概是唐代咸通年间四川印刷的，官方颁发的历书。大家想一想呀，古往今来印刷数量最多的东西是什么？除了毛语录以外，我想还是历书。可是，按照过去只注意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写法，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呀，反正，它不是什么思想，更谈不上是什么“新”思想。可是，我们要问，是否能够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它呢？历书对于一年里的每一个月、每一天，它都可能有规定，而历书又以一年为一个单元，周而复始，那么，也就是说大体上所有的活动它都有规定了，也许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所以，可以大体从这里了解古代人的生活。这已经有人做了，比如台湾史语所的蒲慕洲就以睡虎地秦简的《日书》写了一篇长文，就是以秦简《日书》为中心资料重建古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人的生死观念和日常生活的。那么以后呢？其实也可以用历书做基本资料的，因为古代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是按照这种历书的指导来的，什么日子可以出行，什么日子可以动土，什么日子适于娶嫁，什么日子有什么禁忌，等等。
这一点其实很简单，“时间”，包括历法、年号、正朔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时间”，包括历法、年号、正朔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比如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就发现，司马迁写《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秦汉间用“义帝”来系年月，这表明从秦到汉之间，权力的谱系是秦、楚、汉，这个楚是义帝代表的，既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项羽，这时西汉武帝时的历史观念。但是，比它早一些的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却表明，此前还有另外的以陈胜的“张楚”为系年月的，没有秦二世，从秦，到张楚，到汉，这是权力的合法的历史谱系。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变了。《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则既没有张楚，也没有义帝的楚了，权力的谱系，就从秦直接到汉了。秦汉之间的历史线索，从张楚，到楚义帝，到空缺，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思想变化呀。另外，在宋代思想史上吧，以前很少人去想一想，为什么邵雍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编一本《皇极经世》，对政治时间分配和变迁做一番编排？其实是有深意的。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后来南宋的大学者张栻为什么会继续写《经世纪年》，对时间线索和历史正统进行再确定。可是很少有人讨论这样的问题呀。
再到明清，时间就更加重要了，在如何分配时间上面，还有了东西文明的冲突了呢。举一个例子，康熙八年宣布重新用西洋新法，为什么？因为前一年的冬天，经过在午门测验正午的日影，证明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的说法是对的，而清帝国的本国天学历学是错的。南怀仁指出，如果按照中国的吴明煊制定的历法，就会把康熙庚戌（九年，1670）的正月，当成了己酉（八年，1669）闰十二月，古代皇帝和年号的确立、正朔的确定、分至启闭的准确，都是大事，如果连年都搞错了，这就相当麻烦了。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究竟是错了就错了，还是要改正？如果将错就错，维护传统真理的合法性，那么意味着民族的价值和道理高于一切；如果知错要改正，那么，意味着民族的道理并不绝对，应当接受普遍真理。所以，是用传统的历法维护中国的知识？还是用西洋的历法接受新的知识？这是一个大事，值得好好研究。台湾清华的黄一农，就对明清时代的时宪通书、历法变化做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他也讨论了西洋历法知识进来以后，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以前，我也在《〈时宪通书〉的意味》这篇文章里面举过一些例子，说明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历书的知识也在变化，它也引起了普遍生活世界知识的变化，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了解和想像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我想，这些指导实际生活的观念，既然是普遍被奉行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思想史呢？这实在很奇怪呀。
第二，类似《营造法式》、《匠作则例》一类的东西。这是关于建筑、器具的制造方法的文献。另外，史书里面还有《舆服志》一类的资料。可是，这类资料，思想史观念史从来没有办法使用，好像只是科技史也就是知识史的专门领地。不过，我总觉得，那里面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内容呀。我举一个例子，像卤簿仪仗的做法中间，可能就有很多区别皇家和民间的规定，这是为什么？又比如，宋代官方不是有命令，不许民间用真家伙做仪仗吗？这又是为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制造和使用的器具的规定，这是皇权有意识地与民众区分界限。以前，我看柳诒徵《清德宗的大婚》，觉得很有趣。后来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又看到墙上挂着可能也是《大婚图》一类的图画。你看，大婚的仪式很隆重，很排场，很有趣，但是从这种夸张和铺排中，皇权的意味是否就传达出来了呢？过去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里面说，皇帝死后那些天，不能穿这不能穿那，不能用喜庆的颜色，在这些外包装、衣服色彩的规定里面，就有区分圣俗上下的意思呀。有一次，我在陕西博物馆的展览里面看到，有1990年长安出土的筒王井村明秦简王的随葬仪仗群俑。其中，旗帜有清道旗、金鼓旗、白泽旗，幡有告止幡、信幡，做仪仗的兵器有戈、戟、弓箭，乐器有笙、笛、箫板、琵琶，后面跟着的有抬轿、跟驾和梅花灯、各种伞、扇等等，当这样的车驾一出来，让你想起元曲《哨遍》（高祖还乡），“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于是就显出了神圣、庄严、威权、伟大。这叫什么？就叫“天地悬隔”。不隔开世俗，就没有神圣。好像以前的传说里面，常常讲世俗的世界和神仙的世界，总有一条河把人神分开一样，牛郎织女中间要有银河，桃花源和外面要有一个不可重复找到的洞，武陵源和人间也有一条被神仙的玉簪划出的河，不分开怎么可以分出上下？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2）
这样的资料其实很多，比如关于皇城的格局，关于皇陵的空间，关于官宦人家宅第的制度，官员的服装花纹与式样和出行时候的舆服仪仗，就是“回避”、“肃静”之类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没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呢？关于皇城的格局，关于皇陵的空间，关于官宦人家宅第的制度，官员的服装花纹与式样和出行时候的舆服仪仗，就是“回避”、“肃静”之类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没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呢？思想也不只是玄思嘛。凡是一个制度，一个形式，背后都会有一种想法，否则它怎么会被设计出来？这种研究，西方有过先例。彼德·柏克（Peter Burke）有一本《制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ⅩⅣ），一开头就用了一幅图画，又引了一段话说，“国王的权威是由假发、高跟鞋和斗篷等等所组成的……而我们所崇拜的诸神，其实是由理发师与鞋匠所制作出来的”，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人以这些资料为中心，研究一下观念史的问题。但是，过去很少有思想史会去讨论这种东西。思想史研究，还不太像观念史研究，有时候，西方人作观念史，以一个或若干个观念为中心进行历史梳理，可能会到处发掘可以表达这一观念的资料，会涉及到很边缘很一般的图像、仪式、场景、习惯等等，但是，思想史尤其是以思想史家为单位的思想史写法，不会旁顾这些东西的，大家都习惯了原来以人和书为基本单位的方式，所以有人就会问：它属于哪个思想家呀？它在哪本经典著作里呀？这就很麻烦了。
第三，包括明清宫廷档案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其实，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呼吁过，历史学要注意档案。比如陈垣先生1929年给北大学生讲演，就用了很多篇幅，仔细讲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当然，一般来说，很多档案是很琐碎的，看起来很吃力，也可能看半天什么收获也没有；但是，也不一定，如果你有问题意识，可能也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的。
举一些例子。比如明清的官府档案。这些档案呢，很多是关于审判的资料，照理说，审判应当以法律为依据，而法律在中国是以经典中表达的礼义为基础的，所有的结果应当和经典思想没有冲突。但是，其中有一些档案却可以与上层精英的理论表达对照。记得前面我们讲到过一个例子，比如父慈子孝、从一而终、家族等级等等，在经典中间当然没有问题，在法律上也没有问题，那是三纲五常，好像是天经地义，过去的法律也维护这些，可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它是否在民众中间那么有效地实行？如果只是在经典文本、法律规定和文人表达的文字里面来看，似乎很早以来，就是形成了同一性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从档案中看实际生活呢？就不然了。有一个学者写的文章就很有趣，他分析一些档案，发现看上去很封建的“七出”之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时恰恰给了类似近代的“离婚”的自由。从近年发现的文物上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文物》1999年8期上有黄凤春《湖北蕲春出土一件明代朱书文字上衣》这篇文章。其中说，在这件出土的衣服上面，记载了一个士人官员，对他的妾欺负他的妻子，以至于其早死，相当不满，却无可奈何，只有在此衣上诅咒。可是古代的资料不是说，古代三妻四妾，按照大小排列，分出尊卑吗？可是这个当了官的人为什么对小老婆一点也拿不出办法，只好在这件衣服上寄托哀思呢？这就可以看出，古代的家庭关系绝非像想像的那样具有同一性。此外，还有人在一个县现存的诉讼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农村中父子关系的实际情况，与《礼记》以来的精英文本很不同。过去我们都会凭着印象认为，宗族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父子关系是主轴，以前许烺光写《在祖荫下》，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并不能涵盖全部空间，在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在华南的某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