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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一些问题：研究汉代就要注意到贵霜王朝的丘就却、阿育王这些并非中国本土的人物，这样才能搞清佛教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佛教大多是从印度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的，可能在那边有一个佛教兴起和衰落的过程，那里的势力消长，会像波浪一样影响到中国。所以研究中国佛教，不能仅仅守在汉译佛经之中，必须去了解印度。而研究唐代呢？又必须了解吐蕃、南诏，包括古代的大秦、大食、天竺和中原的关系，你不能只管汉族地区这一块儿了呀。此外，居延汉简的发现，同样也刺激人们去知道中国的边缘地带是什么样子，不能只关心汉族的中心地带。第三，这些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资料，让人们考证过去所不知的东西的起源。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2）
这方面的例子呢，比如戏曲和词的起源，大家都知道，是要靠敦煌文书来研究的。在敦煌资料发现之前，我们只知道《花间集》、《尊前集》，认为这是最早的集子，可这实际已经是五代的、已经是文人的很成熟的作品了。可是敦煌发现的文书里面，有《云谣集杂曲子》，写在我们现存的词曲之前，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考证这一类歌曲的最初形态的资料。又比如，有人靠敦煌发现的变文、俗讲研究小说的起源，靠敦煌发现的舞谱，研究古代音乐的情况。像大家熟悉的季羡林先生，就用西域发现的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记》残片，考证古代戏剧的起源，这些都使我们在传世文献之外，有了更多的没有被改造过的资料。
第四，引起学术研究方法尤其是文史研究方法的深刻变化。
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简和大内档案都不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资料，这使学术研究者被迫要接受和了解新资料，于是学术研究方法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注意考古发现和文献的互相对证，其次，是域外资料与域内资料的对证，再次，就是使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尤其是沿袭了清代学术传统，我们习惯了使用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通鉴》、《史通》等传世文献，但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简和大内档案都不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资料，这使学术研究者被迫要接受和了解新资料，于是学术研究方法开始发生变化。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总结学术史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一点，依我的体会，他讲王国维，实际上是在讲王国维所造成的整个学术史的变化，这个主要变化是：首先，注意考古发现和文献的互相对证，这就是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其次，是域外资料与域内资料的对证，这就是陈寅恪讲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不仅知道中国的资料，还要了解外国的资料，如研究蒙古史就要知道外蒙古史，研究吐火罗文还要到德国去留学，还要读一点佛经，懂一点吠陀。再次，这是陈寅恪没有提到的，就是使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如大内档案非常琐细，有审判、官府报告、每年或每月例行地向中央报告一个地方的情况等，这些常与民间文化的研究相联系，民间文化研究很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像捻军、义和团、地方宗族的历史研究，就离不开田野调查资料，而佛教道教史，就更需要田野的调查。我近来看到法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关于现代民间斋醮仪式的一些调查，对民间道士收藏的仪轨抄本的收集，就对古道教史研究有很大帮助。于是，这三方面就成了我们后来研究历史必须注意的一些东西，即考古与文献、域外和域内、调查和历史研究。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学术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历史学的变化，和这些考古新发现是有关系的。
第五，学术研究的手段和技术的变化，不同的学科开始互相关联。
当西方的考古学被运用到中国的发掘上，这时，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就开始进入中国历史研究。大家要知道，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很多来自于地质和生物学，分析地层关系时常用的是生物学中孢子的知识，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背后一整套的支撑是进化论，非常清楚的系统进化理论，这些随着地质学生物学进入考古，也就进入历史研究。看考古学方面的论文，我们会发现他们好像有另外一套规矩，比如考古中讲的某某文化，“文化”一词与我们所讲的“文化”是两回事。当这些知识进入考古，考古的知识进入历史，那么，历史背后支持的知识就发生了变化。同时，因为考古的新发现，地理学和语言学也开始在历史学中越来越重要。历史和地理是分不开的，这不仅指传统中国的历史地理的地名行政沿革，还包括生态等很多学问，语言学的知识也变得很重要，有一个清楚的实例是，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当时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把历史与语言放在一起。因为很多新的有别于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常常是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以外，还有如同位素放射、纸张和抄写字体的辨认等也是新的技术，过去只有在辨别宋元明清版本的时候才有对纸张的辨别，后来，这种辨别技术远远超过了当时。
总而言之，考古发现对学术史的影响始终是很深的。这就好像死海文书与圣经学的关系一样。死海文书的发现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震撼性的事情，尽管现在死海文书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因为西方人很多的知识、思想、观念与《圣经》都有关系，《圣经》是他们的文化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当库兰的死海文书被发现，许多观念就真的受到冲击，很多历史要重新书写。同样，当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汉简、大内档案在上个世纪初到20年代逐渐被发现和整理以后，中国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才算是进入了现代。
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考古发现对学术史的影响，但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的意义，是绝不亚于以上这些考古发现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1）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常常有一个“时间差”，当考古刚刚发现东西时，人们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总要等一二十年过去，它的作用和影响才开始慢慢发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常常有一个“时间差”，当考古刚刚发现东西时，人们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总要等一二十年过去，它的作用和影响才开始慢慢发挥。
比如甲骨卜辞是1899或1900年发现的，真正把它用在历史研究中，并深刻改变了历史研究方法是在第二个十年，也就是1910至1920年。这时，王国维、罗振玉开始逐渐写出一些东西，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敦煌文书呢，也是1900年藏经洞被打开后发现的。但是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路向，我觉得，实际要等到1920年代末，胡适用神会的资料来研究禅宗史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敦煌卷子对传世文献的冲击。而异族死文字书写的文献用于中国古代研究，又是更晚一些，到陈寅恪才真正有实际成果，那已经是1930年代初了。至于说大内档案，被很好地利用在历史研究上，也要隔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现在历史研究中被用的比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大多是70年代的发现。当然，最近因为考古很红火，洋人也很注意，所以，这种时间差越来越小了，像郭店的东西，学术研究的跟进就很快很快。
从1971年开始，第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马王堆帛书。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先后发现几座汉墓，里面出土了《周易》（包括经和传）、《老子》等等，此外，还有黄帝书（包括十大经、称、道原、经法等）附在帛书《老子》乙本后面，是过去所没有见过的。出土的《老子》与传统本子不同的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五行》篇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荀子曾批评子思和孟子“倡为五行”，“五行”究竟为何物？从帛书《五行》，可以看出在思孟时代“五行”是比附于仁义礼知圣，是内在的道德，而不是阴阳五行。还有《刑德》用阴阳数术解释四季，“刑”象征天杀，“德”象征天生，后来还用这些来讨论政治上的王霸之道。此外，还有《五星占》讲天象和占卜，《五十二病方》讲医书，《驻军图》即地图，《导引图》讲锻炼身体，《养生方》、《合阴阳》讲养生术等。这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初期在一个贵族的生活中有可能出现的全部的知识。
1974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代竹简，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孙子兵法》之外的《孙膑兵法》，过去只知其名，不知其书，发现了《孙膑兵法》，许多东西就清楚了。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秦简，墓主是一位名为“喜”的军官，级别不高，墓里曾有编年记，即每年所做事情的记录。编年记中涉及到一些大事，可以与《史记》中的记载对照。更重要的是在陪葬的竹简中有些是法律的文书。虽然这些秦律，有的可能只是地方性的、局部的，而不是全国通用的，但已经很开眼界了。还有奏谳书，即向上级报告法律事务的一些条文。睡虎地还发现了两种完整的日书，甲本非常完整，一天天排下来，哪天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类似于今天的皇历。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被发现。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脉书》和《引书》，前者讲人身的经脉，后者讲气的运行，这两部书都与医学有关，为我们研究早期医学和医学背后所隐藏的观念性的东西提供了资料。张家山还出土了一些与汉代法律制度有关的资料，十几年前，李学勤先生曾经在一次小型座谈上说，如果有人研究法律史，千万要等一等，不要乱说话，因为张家山太重要了。后来，《文物》1993年第8期上发表了张家山的《奏谳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此外，在80年代，在河北定县八角廊还发现汉代竹简本《论语》和《文子》，熟悉先秦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文子》过去被认为是伪书，这次发现可能能够证明，它可能真的是先秦的书，至少是先秦已经有基础的书，而且纠正了现在通行的《文子》中的许多错误。而90年代，在江苏连云港又发现了尹湾汉简，有一篇引起大家关注的是《神乌赋》，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较早的俗赋，与文学有很大关系。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时候，有人曾让我看看，它是否与佛教有关，如果真的与佛教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就要提前了。我实在不敢断定，赋讲的是一对鸟的鸟巢被占，雌鸟被打死，雄鸟悲伤地飞走了，虽然有点像印度佛经故事，但凭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并不能断定来自印度。不过，《神乌赋》本身作为汉代的短小寓言辞赋，已经足以引起我们重视。还有一些精彩资料，如江苏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一块木牍上画有神龟占卜图，上有许多文字，仿照乌龟壳的形状，写满占卜的内容，这些文字材料，目前还没有特别详细的研究。
接下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了。说到郭店楚简呢，郭店楚简作为战国中期的竹简，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竹简之一。接下来就是上海博物馆竹简，时代与郭店差不多。然后，就是走马楼吴简、悬泉置汉简、里耶秦简等等，这些资料一下子涌出来，使我们感到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些发现到底有什么用呢？提供了些什么呢？我这里提供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点，促进了古书的再发现，使思想史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
疑古思潮尽管在二三十年代就不再成为很强大的思潮，但疑古派的许多考据原则和认定古籍的原则实际上仍在使用。总的来说，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逐渐对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战。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逐渐对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战。由于出土材料的发现，使许多过去被认定是伪书的书籍不再是假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由于出土材料的发现，使许多过去被认定是伪书的书籍不再是假的。如以前认为不可能有的《孙膑兵法》，在银雀山被挖了出来；又如《六韬》、《尉缭子》、《鹖冠子》、《文子》、《归藏》、《竹书纪年》、《逸周书》、《孔子家语》等以前都被列在伪书的名单里，可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地证明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先秦典籍，或者至少也是包含了先秦资料的典籍。我们已经讲过《文子》，现在《鹖冠子》也被证明，大概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作品，《尉缭子》可能更早一点，传说里面的《归藏》已经被直接发现。上海博物馆的87种竹简，越来越多地证明《说苑》、《新序》和《孔子家语》里面有很多关于早期儒家的故事，不是编造的，可能在战国后期以前就有了，说明这些书中，一些内容都是很可靠的，至少大部分来源是先秦古籍。而且，还有人说，可能《伪古文尚书》也不一定全伪，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关于这本书的考订，从清代奠定了中国人认识古籍的一些标准，一些研究的范式和考订的原则。如果这些书并不伪，那么，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就要重新估计；清代考据学的原则要是被怀疑，现代很多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就也要被重新检验了。
走出疑古思潮后，考古资料就在三个方面给了思想史新的资料。
首先，是儒家七十子。儒家思想史一般是从孔子的《论语》直接到《孟子》，中间最多提到曾子、子思，这是因为资料不够。实际孔子和孟子隔了很长时间，思想史在这里是从空白处硬连下去的。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贤人，绝不止曾子一个，以前《荀子·非十二子》里面讲有子张氏之儒、有子夏氏之儒、有子游氏之儒，《史记》里面也说了很多仲尼弟子，但资料不全就有了缺失的环节。据有的学者说，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提供了许多七十子的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用这些资料把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很多思想上的逻辑环节补上，可以写出比较连续的儒家的历史。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2）
其次，提供了古道家言。过去研究道家，基本都是围绕老子和庄子，现在看到马王堆帛书中早期四种黄帝之学的资料，估计道家可能并不是老子到庄子一条线，还有另外一些部分。比如郭店的《太一生水》，是什么道家的思想呀？上博的《恒先》，究竟是哪一家的呀？过去我们说“黄老之学”，黄帝这一块是漏掉的，直到汉代才重新提黄帝。过去讲惠施、公孙龙，另开一个名家，很多人都说过，先秦哪里有名这一家呢？其实也是在那里讨论“道”嘛。所以，如果从马王堆帛书向上推，我们隐约已经感觉到有一批讲天道的道家，言必称黄帝的这些人，有一种专门进行语言思辨的道者，他们想从语言的瓦解上，直接讨论“道”的超越性，而且可能他们的来源并不比老子庄子晚，所以，这些说法进入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吕氏春秋》多次讲到黄帝之言，可见黄帝之学有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早，在思想史上，它给我们重新认识道家的完整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三，提供了战国百家更全的面貌，各种被排除和被怀疑的诸子之书从而可以重见天日，使我们重新勾勒全貌有了可能性。通过这些竹简，我们逐渐认识到先秦诸子之书都不可能是一个作者，因为当时有论、传，很多书都是抄来抄去，补来补去，越填越多。有的可能是抄写的格言最后就成了某子之书。过去我们总要考证先秦诸子之书作者是谁，哪一年成书，现在意识到先秦的古书是不断抄写、改编、删改而成的，所以不要把眼光定在哪一年。
第二点，让我们重新理解上古思想和历史的连续性。
西方人强调“断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蛮族人入侵中断了西方的许多历史，西方的中世纪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不过，通过考古发现，我总感觉，可能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连续性，很多文化的传统和思想、知识绵绵不绝，很少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很可能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和资料来源。
通过考古发现，我总感觉，可能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连续性，很多文化的传统和思想、知识绵绵不绝，很少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很可能古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