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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年左右，H小姐对左侧身体的疼痛极度敏感，继续遭受这种疼痛的折磨。
到1945年左右，H小姐经常会表现出暴风雨般的沮丧和强烈的愤怒之情，但是这些慢慢地被一种固定而有些麻木不仁的消沉情绪所取代。H小姐对这种转变作如下解释：“在得了昏睡病之后，我的脾气就变得暴躁起来，非常难以控制，但是我的病把它驯服了。”患上昏睡性脑炎之后，她也变得容易急躁和冲动。灰心丧气时，她会突然疯狂地尖叫，但是这些年来这也慢慢减退了。H小姐提及这些尖叫时面带窘色：“就好像什么东西积聚已久，突然从我体内爆发出来。有时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在尖叫；我常常感觉是离我很远的什么东西，而且不受我的控制，是它在尖叫。在这之后，我会觉得非常可怕，会憎恨自己。”
除了这些偶然的愤怒和尖叫之外，H小姐暗地里把大部分的憎恨和责备都指向她自己——或者上帝。“刚开始，”她说，“我恨每一个人，我特别想报复。我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或多或少对我的病有些责任。然后我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意识到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问她有没有觉得是因为做过什么才得了昏睡性脑炎，为什么她觉得她受到了这样的惩罚。她答道：“不，我感觉我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错事。我不是一个坏人。但却只有我感染了这种病，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真是高深莫测。”
在H小姐遭受眼动危象的时候，内心的责备和消沉情绪变得更加严重，几乎不能忍受。这些危象始于1928年，每个星期三都会发作，时间特别有规律；正因为此，如果我的学生想目睹这样的危象，我可以安排他们周三过来。然而，这些危象的时间有时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我告诉H小姐我的学生周三不能过来，但周四会来。“没问题，”她说，“我可以把危象推迟到周四。”她做到了。在危象持续的8～10个小时之内，H小姐“不得不仰头看着天花板”，尽管没有相应的角弓反张。她不能转动轮椅，只能非常低声地说话。在整个危象期间，她会“闷闷不乐……悲伤……厌恶生活”。她会不由自主地，反反复复地琢磨她悲惨的境况，在医院呆了37年，没有朋友，没有家庭，长相丑陋，身体残疾等等。她会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为什么是我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惩罚？生活为什么要欺骗我？这么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不杀了自己？”在危象期间，这些想法会在她的内心深处不断地重复，根本不能从她的脑海中消失。它们反反复复、独断专横、势不可挡，把其他的想法都从她的大脑中排除了。危象结束之后，H
小姐会感觉到“比较愉快”，因为她又是自己了，而且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糟糕。尽管有时还伴有这些危象；但除此之外，H小姐——一个非凡的计算者——还遭受计算危象。这种危象尤其会在夜里发作，她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会一直不停地数到某个数（比如95
000），或者是7的15次方，然后才会停止思考，开始睡觉。和杰利夫医生的一个病人相似；有时尤其是在她的眼动危象发作期间，她也会被迫数数，不达到她的目标，危象就不会/不能停止；如果她的计数被中途打断，在这种时候，她会回到1，从头开始再数一遍；一旦实现她的预定目标，危象就会立刻停止。①
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米里亚姆；H不仅具有数字（各种各样的“计算”）方面的非凡资质，而且有一种奇怪而断断续续的冲动。这种时候，米里亚姆可能不得不数步子，或者数书页上的单词数，或者书本内容简介中字母“e”出现的频率。有时，看着窗外，她不得不（在内心）“记录”每一辆汽车的车牌号，然后把这个数字进行各种各样的运算——计算它的平方，找出它的立方根，把它和许多“相似的”数字做比较。（她能做这些计算，主要凭借她那出色的记忆力——她能记住每一个汽车号牌，每一页的单词数，图书馆每一个书本内容简介中字母“e”出现的频率。）
有时，她不得不倒着说、写或者拼出整个句子；有时又以立方英寸来估算病友的数量；有时又把病友的脸“分化”成几何数字的总和。这时她主要靠一种异常清晰的意象和与鲁利亚——“研究记忆术者”——相似的记忆；用这种方式将人们“数字化”时，她把她们看成“题”而不是人。她认为这些冲动很荒谬，但是又不可抗拒，并且赋予她所描述的这些行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意义”。而这种感觉恰恰就是导致她所有“荒谬行为”的根本原因或者使其合理化的因素。
对于她来说，使不同的场面和情景“对称”（她的用语）至关重要：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重新安排放置在桌布上的物体（尽管有时候，在别人看来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称，但对于她，却是一个“神秘的”或者高深莫测的对称，只有她自己知道）；或者更经常是在“精神世界”里——这来得更快，几乎是瞬间发生，但通过她那异常清晰的意象而变得犹如事实；栩栩如生。
“计算癖”——一种计数和运算的冲动——在这种流行病的早期报告得非常频繁，而且被认为是图雷特氏症的主要症状。后来——至少我在米里亚姆、其他后脑炎病人以及我护理的许多图雷特氏症患者身上找到了这种症状——你会发现这种计算癖如当时的情况一样，只是一种更加原始的冲动的表面现象。而这种原始的冲动与秩序和紊乱有一定的关系：整理、打乱、再整理的需要；秩序、紊乱、新秩序的思考。计算癖跟算术顺序有关；其他的运算可能跟逻辑顺序有关；“对称”跟空间顺序有关，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看上去非常古怪而特殊的冲动必须被看成一种普遍的精神需求，尽管有一些异常的夸张或者扭曲（这种怪异，这种扭曲，都是图雷特氏症的特点，也是孤独症的特点。）。
我发现，脑电图与米里亚姆的算术和智力“发作”之间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联系。一天，给她做脑电图的时候，我让她开始从100连续减7——经常用这种任务来看对病人的脑电波有什么影响。
我告诉她之后，她马上露出了一种强烈而近于狂暴的专注神情；同时，我听见脑电图记录笔发出的狂乱的喀哒声。这大概持续了20秒钟，然后H小姐抬起了头，面带笑容，说道：“我做完了。”
“完了？”我问道。“你算到哪儿了？”
“到最后了，”她答道，“…600！”
她说当她算到2的时候，她觉得很“荒谬”——这个数字“没有意义”，通过14次运算才出来的结果；她必须通过一个“对称的”运算次数然后达到一个“对称的”目标。因此她继续减7，直到出来一个“约整数”，即…600，经过100次运算。我问她这种减法是什么样，她说答案是她“看到的”，它们被“抛起……像白天一样晴朗……在某种精神黑板上。”我就去看脑电图，她计算时我就听见喀哒声，我看见（可视的）区域有测试信号；我数了数，正好100个。因此，每一个智力运算好像和脑电图中的一个测试信号相关——你断断续续看见的那种测试信号。于是（看起来），她的算术冲动也可能是算术“痉挛”，“癫痫”或者“惊厥”。这种特殊的“惊厥”，包含了100次运算，却只持续了20秒钟——作者注。尽管她有许多神经和神经内分泌方面的问题，而且经常感到绝望无助，但是在1967年以前，H小姐仍然勇敢地与她的疾病做斗争。她在病房里很积极，对犹太教事务也很热心。积极参加医院举办的哲学和其他课程辩论。她博览群书，非常关心时事。1967年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过后——在这期间，因为害怕高烧和中暑（
那年我们的后脑炎病人都遭遇了这两种病症）所以就停止了对她进行抗帕金森氏病的药物治疗——H小姐的状况和情绪都退回到原来那种状态，左胳膊变得异常僵硬，只能坐在轮椅上，性格也非常孤僻，非常冷漠：她好像失去了以前的所有动力，整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茫然地盯着她面前的那面墙壁。抗镇静剂对这种状态也没有多大作用。她又开始服用以前的药物，但这也只是减缓了她的流涎症，对其他的症状无济于事。看来她已经受损太严重，无药可救了。在首次使用左旋多巴对她进行治疗时，她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是“每况愈下”。
苏醒米里亚姆；H（二）
用左旋多巴之前
1969年做检查时——正好是在使用左旋多巴之前——H小姐完全是一个肥胖、胡须很浓、患有肢端肥大和库欣氏病的妇女。她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委靡不振、麻木不仁。她的脸呈面具脸，没有表露任何情感，然而她的表现以及态度的茫然和绝望却通过那几乎不透明的眼镜显现出来——这副眼镜显然几个月都没有擦了——戴在她那突起的近视眼上。脱掉眼镜，她的眼睛就好像什么都没看，目光呆滞，表现不出一丝警觉、专注的神情，而这有时正是表明严重运动不能病人还活着的惟一标志。瞳孔很小，而且大小不一（左边的好像要大一些），但是，除了稍微有点散光之外，眼睛都能正常地凝视各个方向。眼睛不能自主眨眼，但是眉间或者视觉接近都会引起眼睑长时间强制性关闭。她满身油脂，出现大面积痤疮和脂溢性皮炎，而且大量出汗，尤其是身体左侧。
H小姐的声音清晰易懂，尽管有时候会断断续续，有时候又极快，每个句子都是突然迸出来，而又迅速转化为无声。除了这种言语力度和节奏不太规律之外，偶尔还会出现呼吸和发音痉挛（咕咙），这又打断了连贯的言语。她的呼吸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偶尔又会深深吸一口气。流涎症更加严重了，虽然她并没有真正流口水。她不能吐舌头，只能慢慢地发抖地左右移动，让她快速饶舌的话，她就会扭动她的嘴。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她还表现出断断续续的咀嚼动作。而且（后来我有机会观察到）这些会在前半夜的睡眠中继续进行。H小姐表现出惊人的身体半侧僵硬和运动不能，尤其是她的左侧身体，受影响更为严重。左胳膊非常僵硬，左手也出现严重的畸形和挛缩，几乎丧失了独立运动的能力。右胳膊的僵硬程度只是稍微增加了一点，在运动不能还没有到来之前，右手能够做六七个握拳动作。轴向僵硬很严重，躯干和颈部肌肉几乎不能做任何运动。整个左侧身体就处于一种被痛觉迟钝、痛觉过敏以及对疼痛刺激的过度反应所缠绕的状态。双腿出现一些痉挛和上部运动神经细胞缺乏的现象：所有的腱反射病理症状都增加了，脚底的反应就是两边出现伸肌。H
小姐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即使被支撑着，也不能站立、行走。
在这样一个外表不吸引人而且非常糟糕的病人身上，我们竟然观察到了她那突如其来显露的非凡智力、机智和魅力，这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些都由于极端的退缩和“限制”而被掩藏起来，以至于那些对H小姐了解不深的人通常认为她有智力缺陷。
左旋多巴疗程
1969年
6月18日，H小姐开始服用左旋多巴。使用左旋多巴药物治疗的第一周，没有观察到任何变化。尽管剂量慢慢增加，她并没有抱怨出现恶心、眩晕或者其他一些症状，而这些通常都是刚开始服药时会遇到的情况。下面是我日记的摘录。
6月27日。现在左旋多巴的剂量是每日2克，H小姐显得比以前更加警觉，更加愉快，对周围事物也越来越感兴趣。
7月1日。H小姐仍然很警觉，很愉快，而且现在是多年来她第一次对她的外貌感兴趣。她要求每周剃须三次，皮肤必须护理，最好每天都穿外衣，而不是一件没有形状的病号睡衣。她已经安排从图书馆给她借本书——两年多都没有读书的欲望了——开始写日记，刚开始字非常小，但是一天比一天写得大。现在；左胳膊的僵硬明显消失了，H小姐计划了一系列的练习，把原来僵化的那只胳膊变柔软。她的左手已经能够自如地握紧和放松，尽管单独的手指运动还是不太可能。看到这种积极的治疗反应，而且未出现任何消极影响，我就把左旋多巴的剂量从每日3克增加到每日4克。
7月9日。随着左旋多巴剂量的逐步加大，H小姐的病情得到进一步的好转，尽管现在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但幸运的是，它们都不严重。在物理疗法的帮助下，她的左胳膊已变得更加灵活，也能进行独立的手指运动了：除此以外，还允许H小姐正常地使用刀叉，撕掉糖果和巧克力上的包装纸（虽然她患有肥胖症和糖尿病，她对糖果和巧克力却相当上瘾）。
H小姐也变得愈加苛刻、烦躁；现在她能大声地说出她的需要，如果有必要，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种需要，她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她觉得这些偶然的尖叫声和她的自我格格不入，随后马上就会后悔并且道歉。她说话速度仍然非常快，但是言语模式越来越平稳而连贯，已经完全不会再在每个字句和句子后面做任何停顿。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能像H小姐那样说话：她能够轻松地打败所有的新闻播音员，因为她一分钟能说500个单词，而且连一个音节都不会遗漏。她那极快的语速，再加上迅速的思维和计算能力，使得她超过我的任何一名学生：举个例子，当我让她从1012中连续减去17时，她进行这些连续减法运算的速度跟她说话一样快。
咀嚼运动已经变得更加明显，夜里尤其显著，在她入睡之后仍会继续进行。但是这些既没有让她感到烦恼，又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不便。随着左旋多巴剂量的增加，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症状，那就是痉挛。右手到脸部的闪电般迅速的运动，一个小时大约出现20次。在这种症状开始后不久，我就询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一种无意义的运动”，她根本不清楚它的目的何在。而且她也不想那么做：“我觉得手上有一种力量在不停地增大，”她说，“过一会儿，这种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于是我不得不动它。”然而，这种痉挛出现3天之内，它们就已经跟一种欲望和用途联系起来：它已经成了一种特殊习惯，而且H小姐利用它来调整眼镜的位置。她的眼镜确实有些松动，很容易滑到她的鼻梁上。“最好不要把它们弄紧了，”她带着一定的洞察力和幽默感说，“否则，我不得不为这种手部运动找出新的用途。”当这种痉挛成了一种特殊习惯，一种“荒谬的”运动成了有所参照的行为之后，毫无疑问，这会减轻痛苦。H小姐总是习惯于为她那种“不自觉的”运动找到合理性和有参考意义的形式；她不能忍受纯粹的冲动，如像Y
女士那样。
7月21日。H小姐继续表现出平稳而满意的治疗反应——警觉但不失眠，幽默但不激动，左胳膊的功能良好，而且现在进行理疗之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站上几秒钟，尽管左腿仍然痉挛而且非常虚弱，没有什么改变。
8月1日。在总结7月份发生的事件时，H小姐说：“这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一个月。”服用左旋多巴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积极效果就是，眼动危象停止。这种危象已经折磨了她40多年。①尽管在正常情况下，H小姐性情温和，但现在她表现出急躁的脾气，而这就是她患上后脑炎的初期所具有的典型反应。
①对于后脑炎病人来说，左旋多巴通常最受欢迎的一个效果就是，暂时消除那地狱般（可怕的）的，让他们丧失能力（残疾）的眼动危象（就像我们的四分之一病人出现的情况；见萨克斯和科尔；
1970）——作者注。
整个8月份，H小姐保持着稳定而满意的进步，在理疗的帮助下，她能够再一次站起来走几步路。就像神经和功能方面得到改善一样让人惊奇，且在外人眼里最明显的就是，H小姐外表和行为通过化妆而发生的转变。在这之前的两个月，她是一个可怜、静止、麻木而畏缩的（迟钝的）病人，外表畸形，令人讨厌，身上裹着一件普通的白色病服。现在她穿戴整齐，有她自己的风格，不仅剪了头，扑了粉，还化了妆，烫了发。现在，在她那全新的姿态和聪明才智的烘托下，她的肥胖、肢端肥大以及轻微面具脸很容易被忽略，尤其是在聆听她那令人羡慕、机智而流利的说话时。丑小鸭几乎变成了天鹅。
1969～1972年
在服用左旋多巴的第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