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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病人与他的药剂师和医生均有意和无意地脱离了现实，形而上的本来面目突然间被扭曲（被想像和机械的歪曲所取代）。代替它的虚妄观念是一种活力论或唯物论的幻觉，而关于“健康”、“安乐”、“快乐”等的观念被简化为某些“因素”或“成分”——准则、液体、幽默、物品——那些可以衡量，可以买卖的东西。这样，健康被简化成一种程度——一种能用机械的方法进行增减的东西。形而上学本身并未做出类似的简化：它的术语是有关结构和构思的。那些骗人的简化来自于炼丹家、巫医和他们的现代同类人，也来自于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健康的病人。
从这种歪曲的形而上学中衍生出一种对神秘物质、奇迹药物的信念，相信有种物质会安抚所有的期待和苦痛，使我们迅速从悲惨的境地中摆脱出来：相当于长生不老丹。①这样的信念和希望在今天依然充分保留了它们原始的、魔幻的、神话的力量——无论我们如何否认——我们使用的字眼就展示了它们的力量：“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维生素崇拜；或是“生物胺”（生命活动必须的胺类）——其中，多巴胺（左旋多巴转化成的生物活性很强的物质）就是一个实例。
①“神秘物质”的概念来源于对两种世界观的错误简化。它们被合理运用时本具有很雄辩的力量：一个是经验主义哲学家和实证哲学家的多元化或层次化的观念，另一个则是整体论或一元论。这两种观点各自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全面理解其优势和局限并能出色运用它们的人为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发现奠定了基础。神秘主义源于把类比当做了事物本身——把明喻暗喻（“像”什么的叙述）都化成了绝对（“是”什么的叙述），将有用的认识论转化成了“绝对的真实”。神秘层次主义者主张世界由许多微粒、点、线、面组成，互相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被一种“随意连结”从外部联系起来：它主张这种真是涵盖内外——这就是“真实”，“全部的真实”，排除了其他任何“真实”。了解这样一个观点后，人们可以设想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毫不影响其他周围成分的情况下，影响某一个点或微粒：比如说，人们可以以绝对的精准和特性将某一点去除。在治疗上与神秘主义相连的是完美特效药的观念，它有特定的功效，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副作用。这种所谓的特效药有个有名的例子，就是E
hrlich发明的专用于治疗梅毒的arsephemanine。
Ehrlich自己谦逊现实的说法马上被绝对论的期望和倾向所歪曲——arsephemanine不久就被冠以“神秘子弹”的头衔。这种神奇的药物被奉献给了寻找更多“神秘子弹”的搜寻者。
神秘整体论恰恰相反，主张世界是完全一致的，是无区别的“世界元素”，“原始实质”或原生质的聚集。神秘整体论生理学的一个例证就是据说是弗洛伦所说的箴言：“大脑与肝脏性质相同，大脑分泌思想而肝脏分泌胆汁。”
在治疗上与一元神秘主义相通的是全效药的概念，治百病的灵药或万灵药，世界元素或大脑元素的精髓，纯粹的瓶装精华或神圣——德昆西的“被木塞封在粉红瓶子里的可携带的欣喜”——作者注。
②威廉姆·詹姆士提出人们喝酒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获得一种神秘的统一感，回归到最初级最原始的幸福，这个一半是形而上学一半是复旧的理论，说明人们急需这种“秘方”；他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一个大家熟知的名言“治疗酗酒症最好的办法是宗教狂”。历史和人类学告诉我们对秘方的渴求自古有之，极为普遍。所有的人种都掌握着很多有关秘方的知识。运用秘方在上个世纪构成了一种文学消遣（有时是必需的），也部分发展了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在我们的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秘方的运用变得广泛而直接，赫胥黎用梅斯卡尔酒来使观察力更清晰，里瑞将LSD封为圣药。这里——和左旋多巴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对神秘方法的真切需要和把不确定的形而上象征错误地当做确定的可摄取药物的混合体——作者注。
这些神奇的、生命必需的神圣药物引发了无数的崇拜和风尚，出现了一种过度而极端的狂热。比如弗洛伊德对可卡因药物的推崇；首次运用考的松的强烈反响，用一个当代观察家的话说，当时的那些医学会议“更像是复古主义会议”；在现今全世界的“医药舞台”上②，我们现在对左旋多巴的狂热更是如此。想避开这种超越正常热情的感觉是不可能的，这种特殊的热情、这种神秘主义总会存在。
①实际上，一直存在预见类型的早期局限性，比如一个著名的病例：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身体一侧的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发展与大脑梗节的结核瘤的增长有关；几例中脑的梅毒病也和帕金森氏综合征有联系，等等。在找到具体的细胞破坏之前，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感谢研究帕金森氏综合征的组织。因此，在1910年之前，有两种手术应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综合征并卓有成效——切除后脊的病源，和去除一部分大脑皮层——作者注。现在我们来直接叙述左旋多巴的故事，但要记住一直贯穿其中的神秘之线。帕金森自己曾试着寻找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根源”或本源，但他假定根源是在大脑延髓部分的脑髓中，最后没能成功。而且，在帕金森的“随笔”发表一个世纪之前，①定义这一病症位置和本质的病理学过程没有任何突破。1919年，冯·艾科诺莫和特莱提亚科夫分别描述了在许多表现出严重帕金森氏病症状的脑炎性昏睡病病人身上塞梅林氏神经节（中脑的一个核，由大型色素细胞组成）遭到严重破坏的事实。第二年，英格兰的格林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病理学家们已经可以定义出已患有普通帕金森氏病的患者他们的这些细胞中相似的细微变化。这些结果，连同其他病理和生理研究，都显示了一个定义清晰的系统
的存在，这一系统将塞梅林氏神经节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相连：这一系统的功能不全或破坏会引发帕金森氏病的症状。引用格林菲尔德的话就是：
……一项普遍的调查显示震颤病的典型症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影响神经细胞系统的系统性退化，其节点就是塞梅林氏神经节。
1920年，福士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这一解剖上和功能上的独特系统有可能与一个化学上的独特系统一致，如果这一设想中的化学物质可以被鉴别和运用，就可以实现对帕金森氏综合征和相关疾病的特殊治疗。
研究结果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写道＇：这一纹状系统或它的部分组织是否倾向于含有对某种有害物质……可以推断正面或负面的反应最终倾向于源自相应中枢的特定化学成分。反过来，揭示出这一特定化学成分，也标志着我们在揭示其真正本质的研究过程中至少迈出了第一步，因而开始了发展生化治疗的方法……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帕金森氏综合征患者“缺失某种东西”不仅有了大致的想法（比如沙尔科曾有的想法），而且研究的道路也清楚地延伸着，指向最终的成功。
最精明的临床神经科医师却对此有所保留：难道结构上的破坏就没有出现在塞梅林氏神经节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神经细胞和其相关部分中吗？对这一点是否可以保留？假如组织结构的破坏程度很明显，那么补充所丢失的化学基质就够了吗，或者说这样安全吗？难道不会有使现存细胞过度受激或过度负重的危险？金尼尔·威尔逊以尖刻的语气阐发了这些保留意见：
震颤麻痹目前似乎是种不治之症。对抗细胞纤维系统局部死亡的药物就如同令人难以捉摸的“长生不老丹”……给帕金森氏病患者服用任何一种神经性药物来“强力激活”他日益衰退的细胞，这不仅毫无用处，甚至还更糟糕。或者说，如果寄希望于借助药物来补充细胞中无法从自身获得的必需成分，那么必须找到一些可被吸收的营养物质。
①相反，金刚烷胺（原本为抗A流感的抗病毒药，在1968年意外发现了它也有抗帕金森氏病的功效）通过抑制多巴胺再摄取或是提高它的释放性，或是两者皆有，可以十分有效地提高大脑本身的多巴胺。最近，研制出了多种多样的多巴胺拮抗剂（比如，溴麦角环肽和培高利特），这些都可以激发大脑中多巴胺的活动性。希望它们能比左旋多巴更具独特效果，因为它们的起效的范围仅限于具体的感受位置。
过去的两三年中，已经出现了组织结构移植的试验——直接移植婴儿的脑细胞或是成人的肾上腺细胞到大脑中，在那里它们（有希望）作为“多巴胺泵”继续存活下去——作者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几乎不存在神经化学这门科学，这一由福士构想出来的方案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这种研究的中间阶段本身就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这里不会涉及。1960年，霍尼基维兹在维也纳，巴比欧在蒙特利尔以不同的方式，几乎同时清楚地证实了帕金森氏病患者脑部受损部分中的神经传输体——多巴胺都有缺陷，多巴胺在这些区域的传输和新陈代谢也都受到干扰——这已足够。他们马上做出补充脑多巴胺的尝试，给帕金森氏病患者服用天然的多巴胺前体——左旋二羟基苯丙胺酸；或左旋多巴（多巴胺本身并不能进入人脑）。①这些早期治疗上的成果虽然令人振奋，却不得要领，因此又进行了七年多的艰苦研究。1967年初，柯奇斯医生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论文中宣布口服大剂量左旋多巴对治疗帕金森氏综合征卓见成效，这引起了轰动。①现在这篇论文被奉为经典。
①柯奇斯第一次用的是DL多巴；是混合了具有生物活性的左旋多巴和非活性的同质异构体D多巴。分离这两种同质异构体，在1996年至1997年是很难实现的，代价也非常昂贵——作者注。柯奇斯的著作立刻给神经学界带来了惊人的冲击。好消息迅速传开。到1967年3月，芒特卡梅尔医院的后脑炎和帕金森氏病患者已经听说了左旋多巴：他们中的一些人急于想立即尝试这一药物；一些人仍有保留或有所疑虑，想先看看它在别人身上的效果；另一些人则漠不关心；当然还有一些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1967年和1968年左旋多巴的价格高得不正常（一磅要5000多美元）。芒特卡梅尔医院是个慈善医院，资金短缺，也不是很有名，与任何一家学校或基金会都没有附属关系，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药厂、企业或政府投资者的注意。它当时不可能购买左旋多巴。到1968年底，左旋多巴的价格直线下降。在1969年3月，芒特卡梅尔医院才首次运用左旋多巴。
在读完柯奇斯的论文后，不管左旋多巴价格有多么昂贵，我也许都会着手用它治疗我的一些病人。但我犹豫了——犹豫不决了两年。因为我负责的并不是“普通”的帕金森氏病患者：他们有着更复杂的病理生理综合征状，他们的情况更复杂，简直史无前例——因为他们一直被收容了几十年，与世隔绝——一些病人从大规模传染时期起就在这里了。因此在我着手治疗以前就面对着科学和人性的种种复杂情况——在以往试用左旋多巴时并没有这种复杂和困惑，甚至在以往的任何治疗中都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是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异常且不可预料的情况。在一片未经探勘的大海上，我和我的病人启航了……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出现什么——在被帕金森氏综合征这件紧身衣束缚住以前，我的一些病人一直表现出强烈的冲动和运动机能亢进。但随着我的一些病人患病和死去——尤其是在1968年那个可怕的夏天——采取一些举措的需要变得空前地清楚和强烈，最后促使我在1969年3月开始小心翼翼地使用左旋多巴。
苏醒弗朗西丝，D（一）
D小姐1904年出生于纽约，是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最小最聪明的一个。她在中学是个出色的学生，直到十五岁那年她得了昏睡性脑炎，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运动机能亢进性疾病，致使她的生活受到严重侵害。在急性期的六个月中，失眠严重地困扰着她（在凌晨四点钟之前她一直非常清醒，然后可以睡上两到三小时的觉），明显使她非常焦躁（清醒的时候一直烦躁多动，心烦意乱，睡着的时候辗转反侧）和冲动（突然冲动地做出无意识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她通常是可以通过意志加以抑制的）。尽管可以清楚地证明她得病之前有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与和谐的家庭生活，然而这种急性综合征仍被视为“神经病”。
到1919年底，D小姐焦躁和睡眠障碍的症状有所减轻，她可以复课，并修完了中学课程。但接下来的两年中，D小姐仍继续表现出一些轻微的上述症状。急性期过后不久，D小姐开始有呼吸急促的症状，开始一周两三次，表面上看是自发的，每次持续几个小时；后来次数减少，时间变短，症状减轻，症状出现时有明显的周期（通常在周五）或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生气或沮丧时特别容易出现症状）。这些呼吸系统的危象（它们明显属于呼吸系统的问题，虽然当时也被归于“神经”系统的问题）越来越少，在1924年后完全消失。我第一次为D小姐诊断时，她确实没有主动谈起这些症状，是后来要用左旋多巴前对她进行详细询问的时候，她才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她曾出现过的症状。
呼吸系统的危象结束后，D小姐第一次出现眼动危象。作为D小姐惟一的后脑炎症状，它持续了二十五年（1924…1949）。在这段时间里，D小姐成为了一个律师助理，事业成功且丰富多彩，并加入社团，积极参与社会及公民事务，等等。她生活充实，有很多朋友，还很好客；她喜欢看戏剧，爱好读书和收集老式瓷器，等等。她富有才华，很受欢迎，精力充沛，心理健康，因此，在患了严重的多动性脑炎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恶化”迹象在D小姐身上并没有出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D小姐开始出现一些可怕的病症；最突出的是她有时突然不动也不说话，有时正相反——走路、说话和写字时动作急促。1969年我第一次询问D小姐她的种种症状，她这样回答我：“我有很多常见的症状，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我最基本的症状是我没有开始也不能停下。我要么一动不动，要么被迫加快速度。我似乎没有任何中间状态。”她的这番话非常准确地总结出帕金森氏综合征自相矛盾的症状。因此，D小姐的情况很有启发性，因为她没有“常见的”症状（比如僵硬、颤抖等等，这些症状到1963年才变得明显），她没能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却有其他一大堆不同的诊断（例如“紧张性精神分裂”，“歇斯底里症”）。最后，在1964年D小姐才被列为帕金森氏综合征患者。
起初，她的各种眼动危象都非常严重，一个月要发作很多次，最长的一次会持续十五个小时，成为她最主要的症状。危象在发作的几个月中有相当固定的周期性，“像上好发条的钟表”一样准，每五天发作一次。D小姐知道她每五天会不可避免的发作一次，其他时候只是偶然发作，这样她可以提前定出几个月的月历。与发作周期不符的情况很少，通常是在她非常烦恼或忧虑时出现。危象会突然出现，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迫使她先是凝视下方或身体一侧几分钟，然后突然向上看，一直持续到发作才停止。D小姐说，危象发作时她的脸会显出“一直在生气或害怕的表情”，但是她在发病期间并未觉得愤怒或是恐惧。她每一次发作时，行动都会很困难，声音变得异常微弱，似乎思想也“凝”住了；发作时她总是有一种“抵抗感”，这是一种不让她行动、说话和思考的力量。每次发作时她会觉得异常清醒，根本不能入睡；但危象要结束时，她就开始打哈欠，非常困倦；危象最后会突然停止，随之她就会恢复正常的行动、说话和思考（D小姐——一个纵横字谜爱好者——把这种正常意识忽然恢复称为“悔过自新”）。除了这些典型的眼动危象，D
小姐在1955年后开始经历一些变化了的危象：强迫性凝视偏斜不常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凝固僵硬的注视；有时这样的注视极其严重，使她完全丧失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最长的持续了三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邻居发现她发病，几次把她送进市医院；在医院会诊时，人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