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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套俄罗斯式的老房子，墙体中间有的地方的锯末子（木屑）没了，变空了，隔着墙板，说话声听得很清楚。每到夜晚，瓦莉娅和米拉就会隔着墙谈服饰，谈工作，也谈女人之间的悄悄话。和托里亚的爱情结束后，瓦莉娅又遇到了一些男人，她大多不冷不热地对待他们。爱的激情在一次火山式的爆发之后，冷却了下来。她很无奈地对米拉说：“这辈子我再也遇不到像托里亚那样的人了。”那时，她们都没有男朋友。米拉不想在哈尔滨成家。尽管她出生在这儿，但她仍然觉得哈尔滨不是自己的家。可是家究竟在哪儿？她也说不清楚。她很茫然。瓦莉娅的日子过得比米拉热闹些，生活中会不断地有男子出现，她有时也会应酬得很忙。她需要男人，但是，她又不喜欢身边的那些男人，内心总是空落落的。她唯一的伴侣是家中那只波斯猫。那是一只她在路上捡回来的小猫。还记得那只猫脏兮兮地蜷缩在院子的角落里，样子很可怜，瓦莉娅就把它抱回了家，用清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她发现那只猫很漂亮，长着一身灰色的长毛，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很亮。瓦莉娅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波妮。白天它总是跑到米拉家里去，大概觉得那里比它自己的家热闹。瓦莉娅有时候出去约会就把它忘记了。晚上，波妮会乖乖地等待着瓦莉娅回来，然后躺在她的胸前，撵都撵不走。瓦莉娅和波妮一直相伴着。十几年后，在瓦莉娅被关进监狱前它才去世。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战火很快越过三八线，烧到了鸭绿江。10月，中国人民政府宣布了“抗美援朝”。1951年，瓦莉娅的大弟弟尤拉随《新朝鲜》杂志搬迁到了朝鲜平壤。瓦莉娅从尤拉那里知道朝鲜的战争越来越残酷。尤拉说，他们住的房子随时都可能被炸掉。后来，听说尤拉的心脏不好了，她就不断地给平壤寄罐头、糖等食品。瓦莉娅说：“许多食品都寄不到那里，半路上就丢了，但我还是给尤拉寄。那里太艰苦了。”瓦莉娅和尤拉的感情一直很好，尤拉有什么事情都和姐姐商量，直到他离开中国。1953年，瓦莉娅的工作变动很大。在那个大大的本子里，有3张纸被一枚大头针别在一起，经过半个世纪的侵蚀，大头针有些斑驳的锈迹。我拿起它翻阅着：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长命令命令 第十二号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于哈尔滨 本处打字员韩明禧自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转制材厂司级打字员支薪24级 此令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长
下面印着一枚拇指大的圆形印章，上面的名字有些模糊，看不清楚。第二张是这样写的：
退职证明 兹有韩明禧系本厂司账员工薪215分，因自愿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十七日离职，特此证明。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
我问：“215分是现在的多少钱？” 瓦莉娅想了想说：“这个，我早就忘了。不过，那时候钱很少。”1953年，瓦莉娅从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调到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不久，她又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年她已经30岁了，被安排在工会里做秘书。米拉在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上班。她们离得很近，都在大直街。休息的时候，她们能常常地凑在一起。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一定要嫁给中国人（图）
不久，她们又有了一个好朋友。她叫吉拉。 那时，瓦莉娅常常请一些同学和朋友到家里聚会。俄罗斯人喜欢聚会，他们在一起朗诵诗歌，讲离奇古怪的故事，跳着、唱着。2004年，我在瓦莉娅家里，认识了一位从伊尔库次克回来的哈尔滨姑娘和她的爸爸。姑娘叫丽娜，外祖母是俄罗斯人。1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跟着外祖母离开了中国。十年过去了，我问她：“还愿意回来生活吗？” “我喜欢在俄罗斯，那里的人们性格开朗奔放。他们经常聚会，场面很热闹，邻里之间也处得很亲密。在那里，我不觉得孤独。”丽娜说。 “将来想嫁给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我看着她问。她有些像爸爸，中国式的。只有仔细端详的时候，才会觉得她有俄罗斯血统。是第三代了。 瓦莉娅说：“一定要嫁给中国人。” 丽娜笑笑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 可是，她爸爸就不那么容易适应了。他说：“刚去的时候，我觉得挺孤独。毕竟40多岁的人了，关系都在中国。现在好了。有时，我在聚会的时候会给朋友们唱《喀秋莎》。那里的年轻人就说：“你还会唱俄罗斯歌曲？这些歌我们都不会唱了。” 可是，那些俄罗斯歌曲，一直在哈尔滨上空经久不息地缭绕着。几乎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人们闭着眼睛，就能说出那些俄罗斯歌曲的名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还有“红梅花儿开”、“三套车”……最让人激动的是，有些人还能用俄语唱这些歌曲。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黑龙江省歌舞团歌唱家周琪华的家里。她小时候曾经用纯正的俄语和英语，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唱过歌。总统听了她的歌曲，兴奋地把她抱了起来。那天，她给我们唱了一首俄罗斯歌曲《手套》。 那时，和朋友们的每一次聚会，瓦莉娅都会认真地准备一首诗。当她仰头把酒倒进肚子后，会兴奋地站起来，用她那柔软的俄语给大家朗诵一段诗。那语调，那神情有多少是托里亚给她的呢？ 他们聚会吃得很简单，就两三个菜，大多是色拉、肉饼、红肠，还有苏伯汤（罗宋汤）和红酒。有一次，吉拉也来了。吉拉穿了一双新皮鞋，很好看。她说，她的男朋友阿寥沙也要来。阿寥沙长得很胖，大家都不喜欢他，吉拉说她也不爱他。但他俩常常在一起。 那天，瓦莉娅特意买了一块新台布。晚会上，女朋友喝葡萄酒，男朋友喝伏特加，他们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来、跳起来，伴着巴扬琴的琴声。
一会儿，阿寥沙被酒精和音乐鼓动得激动起来。他突然抱起吉拉，把她的鞋子脱了下来，大声地嚷着：“吉拉，让我吻一下你的脚吧！让你的鞋做我的酒杯！”说着，他就抓起一瓶伏特加，咕嘟咕嘟地倒在了鞋里，然后拎起那只鞋，将里面的酒大口地喝了下去。四周的人都在尖叫，兴奋的浪潮掀了起来。 伏特加酒的烈焰在年轻人胸中燃烧了！俄罗斯男人野性、放纵，像烈马一样狂奔了起来。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呕吐物。那块新台布也被弄得污秽不堪。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瓦莉娅在微微的醉意中说着。 可是，她的心却是痛的：托里亚现在做什么呢？不久前，托里亚的妈妈回苏联了，她给瓦莉娅来过信，说托里亚还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什么苦事都做过。托里亚也给瓦莉娅来了信，告诉她，如果妈妈没给他一副好的身体，他也许像许多人那样倒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瓦莉娅皱起眉头：“那时，我在哈工大，每天很忙，所以很少给托里亚回信。有时三四个月不给他写信。” “只是因为忙吗？”我问。 “我爱他，但不喜欢写信。他等待我的信，很痛苦。”瓦莉娅耸耸肩。 “是哪一年？” “1954年前后，大概在我30岁的时候。那时，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想没想过能有机会去苏联找他？” “想过，但是很难。那时候我加入了中国籍。” “假如没有加入中国籍，你就能去找他吗？” “那个时候，他们被改造，听说那里的生活很可怕，人是没有自由的。我盼着他能够获得自由。” “为什么弟弟尤拉和埃利克都能去苏联呢？” “他们都是无国籍的人，又娶了俄罗斯姑娘。”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托里亚的画（图）
后来，托里亚的妈妈又来了一封信：“孩子，你应当原谅托里亚，他结婚了。他的环境太苦了，他需要有人照顾。他妻子的前夫是位军官，在劳改营里死了。他们都是苦命的人，希望你能原谅他。但是，托里亚是爱你的。他很痛苦。” “这都是命。”瓦莉娅说。 我们都沉默了。 一会儿，我问：“你相信命吗？” “相信，相信！”这时瓦莉娅的眼睛睁得很大。那目光告诉我：你也要相信。 她又说：“外国人有个说法，姑娘给新娘做伴娘不能超过7次，超过7次就嫁不出去了。我做了20多次伴娘，只能这样。” 她只能相信命运，这样能淡化她的痛苦。 在生活的颠簸中，瓦莉娅的青春年华在不知不觉中逝去，像烟又像雾，飘飘渺渺。岁月给她留下了什么？在这三十年中，她没有生活在自己本民族的国家里，也没彻底地融进那个塑造她生命和性格的俄罗斯文化之中。而中国，尽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是她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她喜欢与俄罗斯人呆在一起，她的脸却是纯亚洲的。她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遇中。 她说：“那时，俄罗斯人大量地回国，有的去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越来越难找到我喜欢的能娶我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常常觉得我是亚洲人。朝鲜人不了解我，他们对我来说也太陌生了。” “那你没试着在中国人中找一个爱人？”我问。 “我也不太了解中国人了。”她这样说。 瓦莉娅的爸爸妈妈早就不再约束自己的女儿了。女儿的境况让他们非常焦虑。韩光淑对妻子说：“都是你对她要求得太严格了。你看，她这么大了，还没找到自己的爱人。” 瓦莉娅的妈妈很无奈地说：“这都是她的命。”
命运是什么？大概就是许多偶然性的存在。那一天，瓦莉娅走在街上，看见前面一个俄罗斯孕妇正向自己这边走来。正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对方突然喊了一声：“瓦莉娅！” “啊？是阿拉！”瓦莉娅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阿拉，你还没回国？你嫁人了？幸福吗？”瓦莉娅不停地问着。 阿拉也很兴奋，她说：“瓦莉娅，真没想到临走还能见到你。听说你去了北边。”瓦莉娅说：“我已经回来四年了。”
阿拉用手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问：“瓦莉娅，你还是一个人吗？”然后又抬起头说：“瓦莉娅，托里亚有一幅油画，你想不想要啊？” “什么？托里亚的画？是托里亚画的吗？你在哪儿弄到的？”瓦莉娅半信半疑地问着。自从离开哈尔滨以后，她家的房子便稀里糊涂地被政府按“敌产”没收了，包括那些家具、饰物，还有她的钢琴和托里亚画给她的那幅画。 爸爸究竟错在哪？没有人答复。 为了那幅画，瓦莉娅回到哈尔滨的时候，还曾四处地打听过。 这时，阿拉说：“我是在小摊上买到的。”
阿拉回忆道：“有一次，我散步的时候，看见路边的地摊上摆着一幅画，上面写着阿那托里·维列日夫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托里亚的画。” 也许因为最初的感情，阿拉不忍它冷落在别人那里，想着或许有一天能把这幅画还给它的主人。于是，她用5元钱把它买了下来。 “真的？是这样！我要，我要！给我吧。”瓦莉娅迫切地说。 “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们全家就要回国了。这幅画在我家里，你跟我去拿吧。你更需要它。” 阿拉带着瓦莉娅来到家。因为就要回国了，她的家很零乱，大包小包地堆着。
托里亚的画放在墙角里，瓦莉娅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托里亚画给她的那一幅。她蹲下去把那幅画捧在胸前，像久违了的朋友一样，然后又放下它，退后几步，仔细地端详着，她说：“谢谢你，阿拉。” 阿拉很感动地说：“瓦莉娅，你还爱着托里亚！” 这幅画如果不是遇到了阿拉，如果阿拉不是遇到了瓦莉娅，它会流落到何方？ 瓦莉娅也感谢上帝，“是圣·尼古拉帮助我找到了它。” 瓦莉娅给了阿拉5元钱。
失而复得，往事又浮在瓦莉娅的眼前，仿佛托里亚回来了。她想告诉托里亚，你走后，许多熟悉的俄罗斯朋友也走了，却扔下了我……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瓦莉娅很低缓地对我说：“30年代以后，有一批白俄回国，80℅被杀害了；1954年开始，又有大批白俄回国，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命运。” 也许，这是最初她不想去苏联的原因。
第六部分：体育场上又一个托里亚参加了田径赛跑（1）…（图）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是1920年5月开始筹建的。参加筹建的主要是中东铁路的俄籍和中国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地方的官商绅士。1920年8月5日，成立了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筹建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筹建协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筹建协会的领导人：中东铁路理事会主席宋小廉将军担任名誉主席，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德·勒·赫尔瓦特中将任主席，中东铁路理事会副主席沃·德·拉其诺夫工程师为副主席。 1920年10月5日，举行第一次入学考试。 1920年10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 1920年10月18日，开始上课。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
1951年，从牙克石回来不久的瓦莉娅，报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学习。那时的哈工大还沿袭着俄罗斯的教学方法。 瓦莉娅仰慕这样的学府。那里有她熟悉的环境，尽管外教已经撤离了，但是还有许多定居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在那里工作。那建筑的气势，那里面的氛围，都是她所喜欢的。瓦莉娅还记得，当她第一次踏进这所大学的时候，就有一种莫明的熟悉与眷恋，恍若前世就曾来过这里。她说：“我大概就属于这里的吧。”1952年，哈工大从公司街的旧校址搬到西大直街66号的新校址。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但延续了俄罗斯建筑的艺术特征，庄重而又神秘。9米多高的多立克柱子，传承了希腊风格，挺拔地立在大门前。教学楼里有宽宽的走廊和楼梯，还有高大的窗子。那样的环境充满了文化底蕴，富有神圣感，让人留连。 瓦莉娅想：我一定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瓦莉娅在1953年的秋季顺利地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天，她穿着一件柠檬黄、小碎花的布拉吉去报到，被安排到哈工大的工会做秘书。她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1953年2月21日，瓦莉娅参加了在八区广场举行的哈尔滨大专院校冬季运动会，她获得了冰上舞蹈第二名。她还记得第一名是位波兰人。在那里，她用美丽的舞姿和高难的技巧赢得了众人的喝彩。晶莹剔透的溜冰场上，她穿着一身咖啡色的连衣裙。裙摆很短，像喇叭花一样绽放。白色的蕾丝领边和裙边，还有白色的贝蕾帽，活泼、跳跃。一头长长的鬈发飘着，伴她轻轻地起舞。那舒展的体态、流畅的音乐，那轻盈的转体、快速的翻跃，那热烈的掌声、尖尖的口哨声……她依然年轻，依然美丽，依然高贵，也依然自信。当她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观众席上的时候，突然有人用俄语对她说：“请到这边坐吧。”她看到一个俄罗斯人，觉得这人有些面熟。瓦莉娅很礼貌地坐在了他的身边。他是谁呢？
那人像老朋友一样，礼貌地向瓦莉娅点点头，然后什么都没说就认真地观看起比赛来。瓦莉娅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大概所有故事的开端，只缘于一句话、一个碰面，或是一件不经意的事。 转眼到了1954年的春天。 大学生春季运动会又召开了，瓦莉娅参加了田径赛跑。她和所有准备参赛的运动员一样，在操场上做准备活动。这时，传来了喊声：“托里亚！” 瓦莉娅抬起头四处看了看。 “托里亚！托里亚！过来。”那人还在喊。 远处有人向这个方向跑来。瓦莉娅定睛地看着，是托里亚吗？那个黑色的鬈曲着头发的托里亚？那个热爱运动的托里亚？那个在她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托里亚？ 她急切地望着。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她仍然按捺不住自己的目光。 这个人走近了，瓦莉娅看清了他，是他？在冬季运动会上遇到过他。他也叫托里亚？是俄罗斯人？ 这时，这个托里亚走得更近了。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装，有1米75的个子，身材很好，很健壮。俄罗斯式的脸，略黄的头发，略黄的眼球。他向她点点头，从她身边跑了过去。瓦莉娅发现他戴着裁判员的标志。
第六部分：体育场上又一个托里亚参加了田径赛跑（2）…（图）
一会儿，他又转了回来，走到瓦莉娅身边，用纯正的俄语说：“你也参加比赛？” 瓦莉娅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