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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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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成功有许多是要外在条件的。而我们有一个办法,使一切外在条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内在条件便得。若说不要内在条件,这也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了。上帝生人也有条件,若说不要一切条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为人。做人不能无条件,我们希望的,只讲内在条件,不讲外在条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们一个可能,每个人都可能做孔子与耶稣。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是他的内在条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给他的,是他的外在条件。但只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是外在的,而同时又是内在的。难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凯,就天生他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吗?中国人不承认这句话。生下来都一样,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内在条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们都嫌外在条件不够,我们生在衰世乱世,外在条件当然不够。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条件还是会不够。我们今天说要改造环境,就得充足我们的内在条件,你先得成一个人物,才能来改造环境,来充足一些外在条件。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内在条件不够,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条件的,然而我们看西方历史,还是和中国历史一般。耶稣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我们读耶稣的《新约》,他没有讲到罗马统治,似乎外在条件不在他脑筋里,不在他考虑之列。然而外在条件毕竟在书中也讲到,譬如税吏,是罗马派来的,耶稣便无奈何他们。所以耶稣说:“凯撒的事让凯撒去管。”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项外在条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稣的人,更没有了耶稣,而凯撒则仍可到处遇见。你若说,定要打倒了凯撒,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没有这回事。我们还可以另换一句话来讲,还是美国人争取得了自由与独立,才有一个华盛顿的呢,还是由华盛顿来为美国争取到自由和独立的呢?照中国人想法,则更有进者。应该是拿去了华盛顿的事业,还有华盛顿这样一个人,他还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看轻了事业。即如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倘使他没有能创造成中华民国,即就他个人来说,如他的思想和言论,还是一个孙中山先生,或许他会更伟大。因把一切事业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这个人就圈在他事业功名的里面,为他的事业功名所束缚,他所表现的好像就在这范围内。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处,只在周公其人,为周公的事业所限,限在这事业里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样会有他这一番事业,在他事业背后还有他这个人。如此来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这世上做一番事业,然而外在条件不够。在政治上,在历史上层,孔子等于无所表现。然而后来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缚,一范围。而孔子之为人,却因此而十足表现出来,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们来讲周公,自然要讲周公这一番事业。但讲过他的事业就完了,在其事业背后之这个人,反而忽过了。来讲孔子,孔子无事业可讲,就只得讲他这个人。然而人的影响胜过了事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后来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可以感发我们,使我们大家各自来做个人。有了人物,哪怕会没有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许多人试为分类,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乱世人物,有有表现的人物,有无表现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败人物。但读者不要认为我只讲某一边,不讲另一边。今试再来讲中国的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从外面看,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大体说只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直到今天,中国人一路讲圣贤,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其间自有不少争论,此刻且不讲。再讲第二种,中国人所谓之豪杰。我们看历史人物,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有表现与无表现,成功与失败,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乱世,得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体说来只有两种,即圣贤与豪杰。豪杰又与英雄不同,如拿破仑与希特勒,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朱子讲过“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因我们说圣贤,并不像说圣人。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也该能做个豪杰。尤其在这衰世乱世,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不然便会站不住脚,挺不起腰。做豪杰,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不从豪杰路上行,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

  今试问:圣贤与豪杰,既然有此两个称呼,则其分别究在哪里?我想这个分别,简单地讲,只在其表现上。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你要来明道淑世,做一个董仲舒,当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时代,来做一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也较省力。因外在条件配得上。这些人,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可是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孔子、孟子,何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人总得要有一股气。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豪杰,正为他有一股气。这气字,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中国人普通讲话,常说这人有志气,志下连带一气字,其实气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说,我未尝无此志,只恨外面条件不够。如此之人,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所以志也不立,就没有了。又如说勇气,勇也要有股气。没有气,怎能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人讲智、仁、勇三德,智与仁之外,还要有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到他老,孔子正为有一股气,所以这个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圣人身上,比较不着痕迹。一个豪杰之士,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又比较显露,或比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杰。有志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说人身生理,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有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死生,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我们也可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

  只要他是个圣贤,可不问他的功业。只要他是一个豪杰,也可不论他的成败。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一是吴泰伯,另一个是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的伟大,无事可举,说不出来。舜则有好多事可举。但尧、舜同为大圣。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吴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历,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王。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很喜欢这个小孙,说他将来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我们跑了吧,我们跑了,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弟,将来可以传给小孙,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父子各行其是,说孝却不像孝,说让也不见让。道大无名,无法称赞他,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

  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叔齐。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但却称赞了管仲,又称赞了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父死了,伯夷说:“父亲要你继位,你继位吧!我跑了。”叔齐说:“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让给了中间的一个。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扣马而谏,说:“你不该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亲刚死,该守孝,不该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幸而姜尚说:“这两人是义士,放了他们吧!”放了以后,周朝得了天下,可是这两人说:“我们不赞成。”但大势已定。他们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孔子大为佩服,说他们是“古之仁人”。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极尊崇周公,自己还要复兴周道,曰:“吾其为东周乎。”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直从吴泰伯到伯夷。当知要做吴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气有节,特立独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作用。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却是吴泰伯。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传第一篇则是伯夷。中国人的历史人物观,孔子以下,经太史公这一表扬,一面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同时另一面还有吴泰伯、伯夷。其实孔子自己,正是兼此两面,所以成为中国之大圣人。

  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纣,他反对。到后全中国统一,他宁饿死首阳山。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但却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个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气。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做了官,罢免了又起用,又罢免,如是者三。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罢免了,还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请不到的,一些条件不合,他绝不来。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列国交通,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样不合时,还是会罢免。若我能改变,枉道事人,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所以孟子称赞他,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却完全是一个和。

  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伊尹建功立业,开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讲。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只讲伯夷、柳下惠。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一个顽钝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界线,到尽头处就不过去。懦夫,软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个人在一块,两个人反对你,你就没勇气。倘在一个大会场,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伯夷在当时,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后来韩愈说,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因从伯夷死了,到韩愈时,谁不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然而伯夷要反对。谁不说商纣是一个坏皇帝,然而伯夷不赞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没有反对周武王,韩愈也没有反对周武王,然而孔子、韩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这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我此处用“特立独行”四字,就是引据韩愈的《伯夷颂》。一个顽钝无耻的懦夫,不能自立,一听到伯夷之风,自己也会立住脚,也会站起来。一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这种故事在三千年后讲,虽然其人已没,其风还可以感动人,使人能兴起,所以说他是百世之师。有些气量狭窄的鄙夫,一点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浅,是薄夫,一回头把人便忘。鲁国三次罚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还不愿离去父母之邦。所以闻他之风,则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宽。孟子所谓顽、懦、薄、鄙,这四种人,时时有,处处有。孟子不讲伯夷、柳下惠之知识学问地位事业等,他只是讲那赤裸裸的两个人。

  孟子所举的三圣人,三种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进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相反。孟子又举一种,非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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