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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一封发自澳门的信（3）
挫折、惩罚、迫害均丝毫没有减弱上帝在其使者身上激起的热忱。在传教士们被驱逐后不久，巴黎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和一位教士力图重新进入该国传教。于是，他们登上了一艘开往柬埔寨（Camboye）这一与科钦支那接壤的王国的小船。他们平安地到达了这个国家。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极好的款待。但是，在他们逗留该国期间，两国之间燃起了战火，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进入科钦支那。于是，他们打定主意返回澳门。曾带他们来此的那艘中国船只愿意再带他们去澳门，但是，他们刚一启程就遭到了七艘科钦支那船只的攻击。这些用步枪武装起来的海盗杀死了二十四名船员，后者以巨大的勇气与海盗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战斗。最后，敌人们无法用武力制伏这艘船，就尽力想让该船起火，并取得了成功。在船起火后，船上的人被迫分成两支，一些人进行战斗，另一些人则从事灭火，以至于他们很快就身处绝境。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两只小船放入水中，除了两位传教士之外，每个人都想通过逃跑求生。
科钦支那人想要的并不是这么多的人，而是能够拥有他们的钱财。因此，他们放走了小船，占领了大船。传教士们一看到海盗就走出船舱，迎面而上。那位修道士——我尚不知道此人的姓名与等级，首先主动让他们看到自己，并被这些野蛮人所杀害。外方传教会的那位修道院的教士见其亲爱的同伴被杀害，直躺在甲板上等待对方把他置于死地。野蛮人实际上已经跑上来准备杀他，但双桅横帆船的首领之一见状起了恻隐之心，并不让人对这位传教士有任何伤害，但是他却任由手下人抢劫教士的箱子。人们只给教士留下了几本关于宗教虔诚的书和一些对海盗来说没用的物品。由于担心被火焰包围，这些海盗一抢完这些他们在船上发现的东西，就匆匆忙忙地撤离该船，并把传教士留在大火当中。主永远都在关注他的臣民。科钦支那人刚一下海就折回船上，带传教士和他们一起上岸。他们确实把传教士带到了岸上，但把他留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痛苦不堪的传教士被迫在不知道究竟该走哪条路的情况下在此处待了数小时。就在他悲叹自己的命运时，两只小船从远处驶入了他的视野。这就是那两艘载有他的不幸旅伴的中国船只。他刚一看到他们，就用尽自己身上剩下的所有力气向他们呼喊与招手。那些人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传教士，就使劲划桨向他靠拢，并把他带到了其中的一只船上，心满意足地在海上行驶。在上帝的庇护下，他们不久就遇到了一艘中国人的大船，这些中国人把他们接到了自己的船上，给了他们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安慰，并把他们带到了柬埔寨。传教士刚一下船就前往一个曾经有大量基督徒的小镇，并决心在我已经说过的那场战争结束之前一直待在那里。然而，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很长。由于科钦支那人突然侵入了这座小镇，传教士和他的信徒们逃到了山里，并在山里躲藏了个把月。当他们结束东藏西躲的生活回到其原先居住的地方时，已无法再找到他们原有的住房。这些房子已经统统被推倒或烧毁。我们是通过一封他在这些令人痛苦的灾难发生之后写给我们的信中得知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他本人的消息的。我们珍藏的这一片段包括对他们的苦难的叙述。我向您保证，每当我看到它们时泪水就夺眶而出。这位神圣的传教士在该信的结尾处表达了其最强烈的遗憾，即他没能取得像曾与他相伴的那位修道士一样的功德。他说，殉教者的桂冠是其愿望和抱负中惟一的目标。
您将会以为，东京（Tunquin）的基督徒遭受着与我刚刚同您说的那两个国家的基督徒一样的苦难。但是，为了让您与我均感到宽慰，我将告诉您的是，东京的基督徒远比那两个国家的基督徒要平安得多。因为除了该王国的某些角落有二到三名官员假装要阻挠传教士之外，到处都存在着相同的宗教宽容，到处都有人以非常气派、神圣的方式举行神圣的宗教典礼。那里的人与法国人一样，或许比法国人还要守时地保留相关的节日。最后，所有的宗教仪式在那里如同我们所能期望的那样可自由地举行。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钱德明神父（1）
钱德明（Amiot）神父致本会德·拉·图尔（de la Tour）神父的信
（1754年10月17日于北京）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很乐于赞同那些以奇特的眼光〖=Y（〗035审视我们的使命和人员的举动，这促使我向您详细叙述本年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好有坏，有的令人悲伤，有的让人欣慰。这是一个正处在变化之中的国家。人们在它的内部迅速地从最可怕的惊恐转入最令人愉快的期望，并从最深的灾祸的深渊转入繁荣昌盛的顶点。几天的逗留往往就足以使我们见证这些不同的印象，或足以使我们感受到这一切。解读这些我将向您描述的事情，将会使您对这种真实性确信不疑。
在将近两年之前，我们法国传教会的总会长，尊敬的嘉类思（Louis du Gad）神父给其属下的传教士们写了几封信，以便向他们履行他刚刚被授予的职责的义务。这些信不幸被人拦截。他的信使被扣留，并被带到临近城市中的衙门。许多基督徒因此受到虐待，嘉类思神父的中文名字在那些有人了解此事的地方不止一次地引起反响。这位神父被迫逃走，在无法找到可靠的隐避场所后，才勉强在最忠诚的基督徒中找到开船的人和向导的情况下，从一个海岸漂泊到另一个海岸。上帝明显地显示出他尤其希望保留这位有德行的传教士。
一天，许多非基督教徒聚集在嘉类思神父的小船周围，大声疾呼道，有人要他们交出传教士，而他们这些受到打击、颇为沮丧的人已不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见小船已不可能从他们手里逃走，这些人正要以武力来制伏小船。就在这时候，如同受到了神的激励，嘉类思神父突然从他藏身的船只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并且神情安详、坚定。他对那些想抓他的人说道：“应当承认，你们如人们要你们做的那样，很大胆地肯定有人在这里藏了一个外国人。那么，你们有什么证据呢？我就站在这里，请你们好好地看我，并自己判断我是不是个欧洲人。”闻听此言，原先一直不愿放手，并以为已经抓到其猎物的非基督教徒们变得像羔羊般温顺。他们从神父身边撤了回去，任由这位传教士有充裕的时间平安地驶往其他地方。
又有一次，当人们进行最严厉的搜查时，包括嘉类思神父乘坐的船在内的三艘船只同时被勒令停下，并被士兵们团团围住。这些士兵准备在船上到处乱搜，以便发现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寻找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动手这样做了。两艘船已经被彻底地搜查，但是，犹如他们已经受到了某种来自上苍的力量的威胁，这些士兵甚至都不打算光顾嘉类思神父所在的那艘船。这艘惟一能使他们拥有其已为之历尽艰辛的财富的船只，就这样逃脱了他们野蛮贪婪的威胁。如果我不怕超出对自己设定的界限的话，我还将有大量类似的事情要叙述。我在结束有关嘉类思神父的文章时还想就他，尤其是他这两年来所过的生活再说两句。这些生活辛苦、艰难至极，并极度地充满担忧、不安与困惑。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很希望最终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但是上帝也许还需要留他从事更伟大的工作。人们能够从他在逃脱最严厉的追捕后不久所写的信里判断出其内心的情感：“我没有一天忘记祭台上的您……当我手握受害者时，我觉得这一如此值得崇拜的受害者是幸运的。而这又教我最终奉献出我自己，或更确切地说，为了上帝高兴，让我完完全全地为善牺牲一切。”
尽管这位出色的传教士尚未享有为耶稣基督抛洒热血的福分，但他被迫每日去做以及忍受的却是一个连续性的殉教者，这种殉教者比那些在经过酷刑后被夺去生命的殉教者要艰难得多。他在致信给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神父时写道：“我非常感谢您送给我的那幅科尔（Coeurs）教皇陛下的双面画（la double peinture），这幅画幸运地逃脱了火灾、水灾以及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几乎剥夺殆尽的贪婪等等的危险。”在我几个月前收到的他的来信中，他写道：“失去钱财，不再拥有用于我们食宿开销的经费来源算不了什么，最糟糕的是在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当中，有人被搜查，有人被关入牢房，有人被棒打；此外还存在着令人气愤的反对基督教的告示和背叛基督教的行为……但是，这位值得崇拜、和蔼可亲的上帝对事物已做了这样的周密安排，以至于我们所有得到恩典的行动都只应当求助于他来减少事件中不幸的一面。”
事实上，当人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这场风暴将在嘉类思神父四处传教的省份使传教事业前功尽弃时，准是因为有了神的保护的奇迹，这一场如此强烈的风暴才可能像这样被平息。当我们处于极度不安的时候，当一切似乎均令人绝望的时候，平静突然通过信使和其他被囚禁的基督徒的获释显示出来。但是，同它将在江南（Kiang…nan）省对葡萄牙耶稣会士最兴旺发达的传教区之一造成的可怕破坏相比，这场风暴并不仅仅对湖广（Hou…quang）省产生威胁。我至为尊敬的神父，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叙述作出这样的判断：
在乾隆十九年的第二个四月或闰月，也就是1754年5月底左右，一位信使来到了葡萄牙中国传教会副省会长费里克斯·德·罗萨（Felix de Rocha）神父处，并带来了一封由一位中国的耶稣会士给其上司写的信，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在信中把一些最令人悲伤的消息告诉了后者。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告诉后者说，在江南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郎若瑟（Araujo）神父已经被捕，并在他被拖入的衙门中受到官员的拷问。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补充道，许多基督徒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人们已经公布了所有在这一省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体貌特征。
中国耶稣会士并未在信中涉及详情，但送来此信的信使补充了许多具体情况。对于后者补充的这些具体情况，人们不应该完全相信，因为中国人非常善于夸张，尤其是在显示不幸时更是如此。不过，人们确实有太多的理由猜想，这一赋予大批虔诚的基督徒巨大希望的传教会行将毁灭，并且所有正在此处行使圣职的传教士即将被捕。正当人们不知所措之际，又来了第二个带信的人。这是一位曾在北京生活过的基督徒，并在我们葡萄牙神父的传教会中当佣人。他带来了令人沉痛的消息：五位欧洲的耶稣会士已经被捕，大约八百名基督徒的家庭被人告发，这些人每天要到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的衙门中自首。他叙述了许多他亲眼目睹以及在那里从见证人处获悉的事情。据说，郎若瑟神父有幸在有人对他施予酷刑使其遍体鳞伤时仍公开表明自己在余生中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人们并没有提及其他受苦受难的传教士，而人们要想知晓这一事件的整个详情，就应该从这些传教士本人那里去了解，因为跟您实说吧，中国人的叙述往往因善恶不分而使人产生怀疑。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以下几点：五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已被逮捕；郎若瑟神父已被多次提审；大量基督徒也具有和郎若瑟神父一样的遭遇；某些受刑者已被打成残疾；另一些人做好了坚强地忍受酷刑、审问的准备，并勇敢地表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接下来我将和您谈谈与王致诚神父有关的事情。我已经对您讲了他以皇帝的随行人员身份所作的鞑靼之行；他被任命为官员以及勇敢地拒绝了一项要职——因为若赋予他一种帝国当中的身份，可能会使他在某些时候忘记谦卑。出于他对自己愿为之献身的至高无上的主的热爱，他希望通过做一个我们修会的普通神父，全心全意地为主奉献他的一切才能。
关于皇帝要王致诚神父到鞑靼，以及随后通过任命他为官员对其进行奖赏的原因，需要作些解释。我想通过补充必要的开场白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情况来向您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准噶尔（Tchongkar），即鞑靼君主们统治的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动乱。这些由鞑靼君主们统治的国家南邻西藏，东接臣服于中国的鞑靼人、吉尔吉斯人（Kalkas）以及蒙古人占据的地区，西邻信仰伊斯兰教和游牧的鞑靼人占据的地区，北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在最后一位准噶尔君主死后，一位具有王族血统的喇嘛开始成为一个强大的派别的首领，并最终通过损害其竞争对手们，尤其是应当自然地占据王位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使自己得到了承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钱德明神父（2）
这位新的统治者是一位好动、不安分、胆子颇大，且因其最初的成功而甚为自负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机灵和好运极为自信，他又有了新的企图。他觉得臣属于中国的吉尔吉斯人与之相邻不好，就开始着手征服他们。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建议，要皇帝把这些吉尔吉斯人让给他。他的理由是，这是一种转归为其王位的权利，并说过去的准噶尔君主曾拥有这种权利，而他亦决心竭尽全力使自己也具有这种权利。
皇帝对其提出的要求所作的答复仅仅是，请他本人臣属于帝国，同时向他提议在那里建立一个一等的辖区，并让他继续拥有王位。已成为准噶尔君主的喇嘛觉得这样一种建议使其自尊受到了伤害。他让人回答道，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拥有和皇帝在其国家里一样的统治权，他绝不想接受皇帝的约束。他向皇帝宣称，战争以及军队将决定他们两者当中究竟应当由谁来接受吉尔吉斯人的臣服与贡品。
由于在篡权者的臣民中几乎不可能没有不满分子，而他们的不满只是在等待有利的爆发机会。这些不满分子当中经验最丰富的人得出结论说，为了有利于所有与这位暴君为敌的人，就应当假设皇帝具有善良的愿望，同时利用这种愿望。于是，他们暗中进行了秘密活动。在他们的策划下，数以万计的人在带着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行李逃离他们的祖国后投奔皇帝，并承认皇帝是他们的统治者和主宰。
皇帝热情地接受了他们。他在中国鞑靼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他们一块地方，允许他们在那里定居。皇帝任命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的职责是使这些人什么东西都不缺，或更为可能的是，关照他们的行为。他给这些人送去了巨额钱财，以及各种各样数量可观的生活必需品。一言以蔽之，他要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使他们在其新的住地过上一种远比其在自己的国家所过的生活要方便得多的生活。在投诚者当中有不少非同寻常的人，皇帝命令这些人前往热河（Gehol）。热河是中国的鞑靼人的所在地，皇帝每年均要来此狩猎取乐。在这里，有着一些与北京周围的宫殿几乎一样漂亮的宫殿。陛下的意图是在册封仪式上接受这些人作为其臣民，赐给他们由这种场合的仪式所确定的盛宴，并根据他们的出身以及所处的级别授予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若受宠的话有望被授予的头衔。
这些新的迁移者毫不迟疑地与一些皇帝钦定的人奔赴他们受命前往的地方。当一切就绪时，皇帝亲自离开了圆明园，并在满朝文武官员、王公显贵的陪同下前往热河。只有一小部分官员未与皇帝同行，因为皇帝要他们留在北京处理政务。
只有当皇帝不在时，那些在皇帝眼皮底下工作的人才会有一点点自由。王致诚神父想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形成宗教热忱，并在我们每年要做的为期八到十天的退省（la retraite）中重新获得人们在此同样需要，甚至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需要的精神力量。他从农历五月六日的晚上开始退省，根本想不到将会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早晨4时左右，皇帝重要的司酒官（le grand échanson）德公（le comte Té）带着陛下派王致诚神父赴鞑靼的圣旨到达在海淀（HaiTien）的兵营。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位可贵的神父已来到北京从事退省。于是，人们须来到北京向他宣读要他动身出发的圣旨。被派来宣旨的官员有两位，德公在他于海淀休息时住的旅舍里等候。自以为有整整八天时间单独与上帝度过